2019年11月08日 星期五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调研报告
作者李进忠              日期:2013-09-27               阅读:1564 次

李进忠

 

2013年3—4月,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开展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调研。调研组围绕国际形势发展趋势,国内形势的变化特点,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存在的机遇和挑战4个方面的20项选题,通过集体座谈、个别访谈、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综合方式,进行分层分类抽样调查。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

一、国际环境的新趋势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遏制与反遏制、渗透与反渗透、分化与反分化从未间断,外部环境更趋复杂,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全面挑战。

(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维护旧秩序与建立新秩序斗争日趋激烈。专家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已由“急症”转为“顽症”,演变成为二战后最为严重、漫长的经济危机。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国关系正进入新一轮调整阶段。

一是俄法美日等国先后经历大选,深入调整内外政策,牵动大国关系调整演变。俄罗斯推进大国复兴战略。法国再次开启左翼执政时代,对欧洲政治风向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总体延续既有内外政策路线。日本自民党重新执政,对外政策的保守和强硬倾向上升,88%的受访者认为,这将给钓鱼岛问题解决和中日关系发展带来更多的消极影响。

二是围绕国家利益而进行的竞争与摩擦依然激烈,大国关系互动的关联性增强。俄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但在政治安全方面矛盾上升。欧美关系面临深刻调整,但关系基础依然深厚,双方在中东、亚太等地区问题上相互呼应,加强配合。新兴国家合作稳步推进,金砖国家务实合作进一步加强,但内部竞争性远大于合作性,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竞争将会更加激烈。未来几年,大国关系可望继续向着重视相互协调与合作的方向互动和发展,但竞争态势将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

三是西方传统大国陷入结构性困境与新兴大国的群体强劲崛起,引发国际秩序与规制之争。美国经济呈“锯齿”型波动,尚未找到拉动经济持久增长的新动力。欧债危机继续深化蔓延。日本经济困难重重,接连下调经济增长预期。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明显下滑,但表现依然很抢眼。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供需关系、治理结构调整变化。85%的受访者认为美欧日采取货币贬值、危机外嫁的措施,将导致全球货币战危机加剧。

当前,G20已基本取代G7成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调整已经实施或正在推进。世界格局表现为一超突显、多元借重、多重制衡的立体复合状态。

四是各国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围绕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与博弈强化,牵动着国际关系调整演变和国际力量分化组合。

(二)实现“中国梦面临新挑战,遏制与反遏制斗争日趋激烈。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际影响力继续扩大。历史经验表明,全球经济中心和重心每次更替和转移到要经历长期竞争和缠斗,有时甚至还有残酷的战争。前苏联、日本的发展历史事实证明,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十分危险。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与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有本质区别,通过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面临着美日欧等强国与后发的金砖国家前后夹击的压力,又要面临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遏制,压力和挑战前所未有。

一是各主要力量纷纷加大对亚太地区关注和投入,中国周边环境日趋复杂化。美日等国对我国快速发展的焦虑感显著上升,明显加大防范和牵制力度。部分地区国家受美国“重返亚太”态势鼓舞,挑战中国领海主权的步伐加大,相关国家还不择手段地谋求争议区域化、多边化、国际化。西方国家拉拢缅甸、蒙古等中国周边国家的力度明显加大。朝核危机持续升级,美日韩同盟正在因朝鲜半岛危机而不断加强,而中俄朝之间的协调缺乏一致,使得朝鲜半岛的整体战略平衡出现失衡。专家认为,东北亚安全涉及中国切身利益,中国需要调整对朝战略。

二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地位的不断攀升,贸易摩擦与日俱增。目前中国出口占世界总贸易额比重不到10%,但是反倾销案件占到世界的1/3,反补贴案件占到世界一半。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专家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欧美等发达国家“新保护主义”将抬头,除了频繁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国家干预等传统保护手段外,还将采用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手段,根本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经济崛起。

三是在全球范围内缺少具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可靠伙伴甚至盟友,成为中国对外战略上的“软肋”。专家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虽然积弱贫穷,但却朋友遍天下。反观今天的中国,其富裕程度、国际地位与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之外,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国,虽然与中国维持着紧密的经贸往来和其他合作,但却基本上对中国若即若离,甚至在关键时刻还与中国渐行渐远。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崛起的大国有时会面临“鹤立鸡群”的现象,因此一段时间内朋友的减少是合乎逻辑的,但中国更需要认清并正确把握形势,主动调整对外战略。

(三)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渗透与反渗透斗争日趋激烈。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把意识形态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并把它渗透到方方面面,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深刻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一是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地区和国际性经济组织作用加强以及资本流动的国际化,一种相对超然于国家主权之上的经济体系正在形成。西方国家越来越充分利用其经济强势,在经济全球化之后,进一步提出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在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背景下,把人权、人道主义同经济活动挂钩,作为实施经济援助或市场准入的条件之一,从而使得单方面的文化植入成为一股汹涌而至的浪潮。

二是互联网成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手段。目前,全球三分之二的人拥有手机,四分之一的人可以上网。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具有开放自由、即时联系、全球同步的特点,在重大事件和社会危机发生及处理过程中,互联网容易起到鼓动、诱导、组织的作用。近年来,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先后发生“颜色革命”,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中东北非国家发生所谓“茉莉花革命”,互联网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加限制地强调网络言论自由及网络话语权很可能形成与公民权利、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三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策略更加多元。近几年来,西方敌对势力除了继续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外,还采取了一些新的手法。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终结论,极力淡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利用少数分子的腐败行为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加以丑化。散布所谓中国崩溃论、威胁论、黄祸论等论调“妖魔化”中国,攻击中国的爱国主义为“狭隘民族主义”,视中国的社会主义为“极权主义”,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通过信息网络、电影等媒体输出文化产品,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

(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孕育新突破,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控制与抢占竞争日趋激烈。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多点突破、交叉汇聚的态势,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前夜。

一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焦点。各国更加重视利用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数据浪潮、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的融合,以及能源、材料、生物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将催生新的产业,引发产业革命性变革。各国加大对太空、极地、网络等新领域的关注,“战略新边疆”的争夺日趋激烈。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取得技术创新和推广的潜力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但在有些领域,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较小,甚至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目前,谁掌握了新技术革命的“密钥”,以创新驱动发展,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二是网络和信息安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通信技术不断革新和不断增长的无国界实时交流使得网络安全成为一个复杂的跨国问题。黑客对网络安全的攻击不断升级,未来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蓄意破坏行为。美国首次在年度报告中,把网络攻击列为美国面临的最危险、最直接的威胁,比恐怖袭击更加急迫。决定扩编网络司令部,网络部队的规模将扩大5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安全方面是弱势群体,亟需提升网络安全防范能力。专家认为,数字战争的威胁和杀伤力,完全不亚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

三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升当前,我国能源和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制造业总体处于价值链低端,材料产业整体水平不高,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过高,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创造和创新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抓住新科技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大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二、国内环境的新特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大大提升。尤其是新一届政府提出“中国梦”,88%的受访者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但同时要看到,当前我国正处于矛盾凸显期、改革深水区,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实现“中国梦”任重而道远。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传统增长模式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凸显。现在,我国人均GDP达到了6100美元。“十二五”期间将向更高水平迈进。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从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深层次矛盾凸显,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并存。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稳增长与调结构面临新挑战;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增长方式粗放;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农业基础仍然薄弱,主要农产品稳产增产难度较大,加上市场流动性较多、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保持国内价格稳定、管理通胀预期的压力加大;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二)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新期待与社会建设滞后之间的矛盾凸显。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增强,民众对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质量的社会预期普遍提高,对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明显增强。但同时,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仍然不够,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导致源自民生方面的社会矛盾大量出现。城乡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环境严重污染、高房价高消费与低收入低福利形成的巨大反差等问题正影响着百姓的幸福感。当前舆论的焦点集中在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诉求。据调查,百姓民生难题之首是经济收入(63.3%),其次是住房( 54.7%),第三位是社会保障(30.1%)。中等以上收入者的经济压力更多来源于住房,低收入者的最大经济压力则是基本生活成本。在与受访者个人信息做交叉对比中发现,30-40岁的人群最希望未来收入状况能有所改观。目前我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7,已远远超过了国际上的警戒线,由此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国家投入在维稳方面的经费和人力逐年增长。调查表明,当前做好分割蛋糕比做大蛋糕更迫切,如何公平公正地进行分配成为人们的普遍诉求。

(三)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凸显,政府遭遇信任危机。当前,民众对于政府有很强的依赖度,依靠政府解决问题和满足诉求的期望值很高,但是政府在法理的框架内难以有效、全面地解决民众的各方面要求,而且政府不恰当的干预力也会直接损害民众的合理利益。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由于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处理方式失当,导致政府、专家及媒体等公信力受损,衍生出社会信任危机,进而导致社会信任度整体降低。在这种情形下,官民(干群)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一是经济利益诉求导致信任危机。以征地和拆迁为例,矛盾往往从最初的土地和房屋补偿标准开始,发展到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透明度和客观公正等产生怀疑,进而发展到对政府不满,使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甚至产生了对抗,导致干群关系紧张。二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导致信任危机。当前,贫富差距拉大、房价日益高涨、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日益增多、法律和公民权利被肆意践踏、腐败问题和公权私用愈演愈烈、政府和社会组织公信力下降等成为社会舆论焦点。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报道方式、话语体系等综合原因,形成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意见领袖”的影响往往大于政府官员,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三是不能有效行使政治权利导致信任危机。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法治观念、维权意识、责任意识、参政能力不断增强。但在中国目前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运行中由于“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催生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伴随着互联网等传媒的发展,“网络参政议政”日益成为公民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兴动力元素。本次调查参与主体是高校师生(44%)和政府机关公务员(30%),由于在知识构成和社会地位上有独特优势,在大众传媒中具有相当多的话语权,其政治诉求主要是希望加快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越来越大的参与权,有越来越多的参与途径。

(四)社会利益群体分化,解决社会矛盾易陷入两难境地。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至今尚未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间阶层总体比例较小,阶层固化的趋势明显加速。表现为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日渐狭窄,下层社会向上流动受阻,制度变革与调整的动力减弱,一方面形成既得利益群体,另一方面造成财富分配的巨大差异,导致大量刚刚摆脱贫困状态的阶层,面临着难以共享发展成果的窘迫境地。同时,现阶段法治建设明显滞后,使得人们在判断或解决社会矛盾时往往缺乏一整套统一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形下,许多社会矛盾的解决就难免会出现此起彼伏的状况,从而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即在解决此种社会矛盾的同时,却往往会加重了彼种社会矛盾。当前,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弥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风气,使社会焦虑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突出表现是社会情绪缺乏公共理性,情绪化、民粹化、碎片化的声音有时甚嚣尘上,特别是在网络等信息传播手段越来越普及的条件下,社会矛盾往往表现出一种连带性的、迅速扩张的特征,导致个案问题易演化为整体化矛盾。

三、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首先要看到我们面临许多有利条件。最大的有利条件,就是党和国家总的形势很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国际环境总体于我有利。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成就巨大,凸显了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独特优势,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极大地增强了宣传教育的事实和逻辑力量,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需要宣传思想文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又必将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加快自身发展、实现更大繁荣,必将推动宣传文化事业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三是现代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进一步丰富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手段、渠道和载体,给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带来革命性变革,为传播先进文化搭建新的平台,为文化繁荣发展开辟新的天地。四是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世界更加关注中国,为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我们加快文化走出去,增强话语权、扩大影响力提供了良好机遇。

但同时要看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也面临着“四个更加紧迫”的严峻挑战,这既是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又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全局性、战略性课题。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复杂深远,坚定信心、凝聚人心的任务更加紧迫。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也产生了严重冲击。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但基础还不牢固,经济运行中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将长期存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保增长、调结构难度增大。这必然要求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意识和能力,通过大力宣传中央的决策部署,统一思想和行动,提振精神,坚定信心,攻坚克难,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二是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任务更加紧迫。从大的背景看,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织交锋,我国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深刻复杂,人们思想意识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显著增强。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上占有绝对优势,CNN、BBC影响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舆论,舆论方面“西强我弱”的格局将产期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思想领域更加活跃,一些人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有所动摇,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抬头,愚昧迷信等封建落后思想沉渣泛起,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思潮乘机而入,其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不可轻视。面对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和现实的紧迫工作。

三是互联网等新兴媒体迅猛发展带来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占领舆论传播制高点、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的任务更加紧迫。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催生了新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深刻影响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和传播途径,深刻影响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调查显示,有89.9%的受访者选择网络是他们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智能手机的应用,微博与手机终端成为很多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30岁以下青年群体最信任网络超过报纸。互联网正日益成为舆论传播的主渠道、成为舆论争夺的主战场、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交汇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阵地,西方敌对势力把互联网作为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的重要手段。这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空前复杂的舆论生态,对我们的舆论引导能力、媒体调控能力、国际传播能力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四是满足人民群众越来越高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快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更加紧迫。当前,我国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总体上呈现繁荣发展景象,但同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待相比仍然存在不小差距,特别是缺乏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高质量文化精品。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仍然不够健全完善,81%受访者认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滞后,人才资源配置不够合理。文化产业原创力还不强、知名品牌还不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还不高,文化产品特别是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还不足,距离把文化产业打造成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要求还较远。这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四、工作建议

1.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和国际传播能力,努力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一要始终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坚持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努力提高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要适应新媒体格局的新变化,提高驾驭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能力。积极拓展网络多媒体、移动多媒体、微博、微信、手机报等新兴领域和新兴传播阵地。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努力提高同新媒体打交道能力,善待新媒体、善用新媒体、善管新媒体。三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覆盖广泛、信息丰富、技术先进的现代国际传播体系。加强内容建设,改进传播手段和方式,提高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增强核心竞争力,扩大重点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2.坚持工作重心下移,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要适应工作对象、环境的变化,全方位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制机制、内容形式和方法手段创新。二要适应人们精神追求、接受习惯的新变化,探索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新途径新方法。针对贯彻中央政策不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监督,既反映事实真相、有科学分析原因,更好地解疑释惑、化解矛盾,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要加大投入力度,把更多资源投放到基层阵地,提高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队伍的素质和能力。

3. 探索内在规律做好“结合”文章。一要把把务虚与务实结合起来。要把教育群众与服务群众统一起来,既关注广大群众的思想实际,努力回答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又关注广大群众的工作和生活实际,努力解决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二要把“大众化”与“个性化”结合起来。要着眼于广大群众的现实需要,从内容、形式、手段等各个方面入手,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同时,坚持差异性原则,为群众提供更多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不同需求。三要把把“独唱”与“合唱”结合起来。宣传思想文化部门应充分发挥“领头羊”作用,搞好“独唱”,同时,应组织协调党政各部门和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积极参与,搞好“合唱”,推动形成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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