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题的话

　　这些年来学界对遵义会议和长征的研究不 断深入，一方面史料有新的发掘，另一方面视点的变化不小，对这段历史有新的解读。我完全赞成多视角、宽领域地研究这段历史，只有这样，对历史的认识才愈趋 全面、客观、真实。但是，我很不赞成以下两种倾向。一是胡编乱侃地戏说，将党史演义化。若是文艺创作就广而告之说清楚，不要混同于党史研究。现在有的著作 打“擦边球”，虚构许多历史细节，书中记载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似乎是作者本人在场笔录的，以假乱真，混淆创作与研究。二是将党的历史权力斗争化，一部党 史被扭曲成权力斗争史、玩弄权术史、个人恩怨史等。比如，遵义会议被歪曲成毛泽东篡夺中央权力的历史起点。不是说党内没有权力斗争等，但一部党史绝不能写 成权力斗争史。这两种倾向都对青年人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后一种倾向影响更大，因为它是打着披露“秘史”、曝光“内幕”、还原“真相”的幌子。有些 内容不完全是虚构史实，而是片面地截取历史的一段，以偏概全；或将历史人物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夸大，然后用串糖葫芦的办法，将这些片断演绎成篇，从而一部 中国共产党史或领袖传记不堪入目，完全被“妖魔化”、“丑恶化”了。毛泽东是怎么成为党的领袖的？依照这些著述，就是靠玩谋略、整对手、拉帮结派、争权夺 位而成为领袖的；什么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党的事业、人民利益等等都化为乌有。年轻人不了解党的历史，又涉世不深，思想单纯，看了这些书不能不有一种被正 规教育愚弄、欺骗的感觉。因此，这给我们党史工作者提出了应当怎样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的问题。

　　我们不是强调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吗？ 科学发展观是面对现在、面对未来的，使我们的社会、国家得到科学发展。对于过去的历史呢？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就应该以科学的历史观，以科学的态度来研 究历史，包括党的历史。什么是科学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党的历史，评价历史事件和臧否历史人物。我们现 在不太讲立场、观点、方法了。其实，讲立场、观点、方法，不是教条主义、不是“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立场、观点、方法论。过去我们强调无产阶 级的立场，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强调共产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三者既然是统一的，那么讲 立场就应当是“三个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说是这样的党的性质的立场，即党的立场。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 点。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过去将党的历史写成路线斗争史不对，一些著述将党的历史描绘成权力斗争史也不符合党的真实历史。如果 党的高层都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吗？如果毛泽东就是不断地玩权术，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什么没有众叛亲离？为什么那么多在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还对他忠心耿耿？这是用“愚忠”、封建意识、个人崇拜之说解释不通的。有人不是说他“用人唯亲”么？对“唯亲”者，这可 能说得通。但对被整后还拥护他的，许多非“亲”者，这种说法则难以成理。我们要“还原历史”，但将党的历史“丑恶化”、将毛泽东“妖魔化”是对历史的歪 曲。

　　研究党的历史应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对遵义会议的评价也应当坚持科学历史观。有感于一些著作对历史的叙述以假乱真、片面剪裁、混淆是非，因此，本文以评价遵义会议应坚持科学历史观来开题。

　二、遵义会议与民主革命的两个十四年

　　对遵义会议的研究，30年来召开过多次研讨会，论著也很多。有许多人是遵义会议的研究专家，我就不班门弄斧了。这里仅从宏观党史来看遵义会议。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媒体宣传热点之一是如何看待两个“30年”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以遵义会议为界的两个14年的历史进程，同新中国60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的两个30年的历史进程极其相似。

　 　首先，遵义会议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也是党的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党领导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转折点的话，那么遵义会议是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由不成熟到走向成熟 的转折点。

　　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前8年的顺利发展，接着是10年曲折和10年大挫折；同样，遵义 会议前的14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参与领导的前6年的大革命运动是党的历史辉煌一页，接着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败和接二连三的“左”倾错误的曲折，特别是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遵义会议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都处于党的历史发展危急关头，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

　　 再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30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 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遵义会议后的14年，党在总结 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 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体系。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可以论列。仅此，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历史的转折点对党的历史发展的影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那么，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的关系呢？我在比较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时，曾经作了一个总的判断，即前“30年”为后 “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毫无疑问，不能简单地将这个说法机械地、生硬地 套用来看待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的关系，但是强调要辩证地、历史地进行比较研究的思路（即要前后对比考察），还是可以借鉴的。

　　（一）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其后14年的影响，至少可以论列以下五点。

　　一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为后14年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开拓，为后14年概括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建立广大苏区的革命实践和在苏区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草创建设，为后14年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初步经验。

　　四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可贵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后14年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和决定党的性质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认识基础。

　　五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后14年形成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干部准备。

　 　因此，肯定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史。讲所谓“第一代”，也不是说 党的历史从遵义会议才开始，此前的都不是。如果有这样的理解，那是对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的误解。过去我多次解释过，讲党的领袖第几代，是在特殊历史 条件下的一种说法，是一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属于政治概念，不一定是说要长期这样讲下去的，它不具有普适性。作为政治宣传，可按照中央的精神讲。作为学术研 究，不必强求，既可用这种说法，也可以不用这种表述。用了这种说法，也不必“上纲上线”进行批判。

　　（二）遵义会议的后14年与此前 14年的关系。这后14年也有拨乱反正、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三个层面，即在拨乱反正、纠正错误之后，继承前14年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 成果，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具体地说：

　　一是实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改组，在确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后，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党领导的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是实现了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经过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飞越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后，抓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 利时机，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了新的发展，人 民军队越战越强，最后打败800万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

　　三是在总结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开辟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四是在遵义会议时，由于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中国共产党根据面对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如果说当时是不得已 而为之，那么在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改变过去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盲目性，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是通过延安整风，在总结遵义会议前党领导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批判“左”右倾错误，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开启了党的指导思想有属于自己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

　　我以为，这样辩证地、历史地从前后两个方面认识以遵义会议为界的民主革命历程的两个14年，更有助于科学地把握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

三、遵义会议与长征前期的系列会议

　　我在“长征行”时了 解到中共中央在随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据不完全统计，属于由中央政治局领导主持的会议、包括它的全会、常委会、紧急会和扩大会等，从 1934年底至1935年底，仅一年时间，比较重要的，在党史上有记载的就达20多个。这个情况是我过去不甚清楚的。我将这些会议，按其讨论的内容和解决 的问题来划分，大体为三个系列。

　　一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这个系列的会议至少有9个。它包括通道会议、 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还有泸定会议。这些会议基本上是讨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指导思想、军事路 线、行军方向和作战方案等。

　　二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它至少包括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芦花会议、沙 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7个会议。这些会议都是讨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计划、战略方针、行动方向、作战方案，以及与张国焘的分 歧，努力求得共识。其中的批评、斗争，也是希望求得团结，共同北上抗日。但这些会议没有达到这种目的。

　　三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道 后，在单独进军陕北途中召开的系列会议。它至少包括哈达铺会议、通渭榜罗镇会议、保安铁边城会议、吴起镇会议、下寺湾会议、瓦窑堡会议等6个。这些会议主 要是讨论中央红军对陕北的进军，以及到达陕北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

　　中共中央主持召开的这三个系列会议，对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抵制和反对错误倾向，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开辟新的革命局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里，主要讲讲遵义会议与第一个系列会议的关系问题。对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还有泸定会议的 内容和作用，我过去也知道一些，但是对其中的细节不甚清楚，而且是孤立地看待这些会议。以往对这些会议与遵义会议的关系也缺乏研究，一些党史论著对这个问 题也讲得不多。2002年7月下旬，我在湖南考察通道会议时，那里的县党史办主任向我介绍通道会议情况，也讲了他对通道会议历史地位的看法。他说：通道会 议虽然是一次短促的临时性紧急会议，但其历史意义却重大而深远。首先，它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 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其次，通道会议打开了毛泽东重新崛起的道路。自宁都会议后，毛泽 东很少参加中央核心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接纳他参加，而且赞同他的主张，第一次否定了李德要中央红军与红2、6军团会合的主张。这为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 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他还说：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开始在通道会议，完成于遵义会议。毛泽东是从通道会 议开始重新影响中央的最高决策，到遵义会议最终成为党的核心决策者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通道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永放光芒的历史丰碑。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党史系统最基层的干部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作为地方的同志都有一点家乡情结，而且又不是专门研究党史的，评价通道会议的作用讲得比较满， 有的说法不那么周全，表达得不那么准确，这可以理解，不必用专业研究人员的眼光去苛求。我很欣赏的是，一个基层干部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很难得。我还赞 同他的这个观点：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通道会议为一个月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个看法很好，是他 的基本思想，其他一些用语不过是夸张的形容词而已。

　　他讲的“过程论”对研究这段党史很重要。对于这段党史会议，此前，我考察过扎西会 议和鸡鸣三省会议。此后，考察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和苟坝会议也是在这之后考察的。我到这些地方考察时，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 思想逻辑，认为如果没有在他们那里召开的那个会议，中国革命就怎样怎样，毛泽东就怎样怎样。因此，在他们那里召开的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基于这样的认识， 他们对只肯定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不那么服气，认为有失历史的公正，没有做到实事求是。他们的有些说法不一定合适，但提出一个问题，应当用“过程论”来研 究这段党史；评价党的历史事件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既然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那么此前此后的一些会议对它起了怎样的作用，应当给予怎样的评 价？如果说过去的党史论著对此研究不够，有各种客观原因，现在历史已进入新世纪，有关档案资料公布了不少，这是一个再也不能不作为研究的问题了。受到“过 程论”的启发，在考察这段历史过程中，我提出了“系列会议”的观点，认为遵义会议发生的历史转折与其前后的一系列中央会议有密切关系，只有正确地把握这两 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说明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为了能够把这个关系说得比较得体，我又提出了认识这些会议关系的方法论原则。在《长征行》一书中，我讲 了三条。

　　第一，要把理论的逻辑推论同历史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不宜对历史问题作抽象的分析。比如，说通道会议“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 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抽 象地看，从纯逻辑的推理，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是，这个立论要有一个前提，即通道会议完全解决了党内高层的激烈路线之争，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扫清了障碍。 而短促紧急的通道会议，没有解决要不要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争论。虽然毛泽东应邀到会陈述了反对北上湘西的意见，与会的张闻天、王稼祥和主持会议 的周恩来都赞同，但博古并没放弃最终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方针，只是这时不再坚持。李德仍顽固地要求立即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会议为了争 取仍是“一把手”博古点头，只明确了立即西进黔东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到了贵州再议。这就是说，通道会议只是改变了进军路线，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通 道“转兵”，只是遵义会议所发生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最初一步，即只是进军路线的转折，而没有也不可能立即完全实现历史转折。因而在历史评价上，不能简单地将 评价遵义会议的用语，移来用于评价通道会议。

　　第二，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将历史事件的发生放 在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不应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直线化。通道党史办主任讲“过程论”，是辩证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将“过程论”作为研究方法贯穿始终， 而不停留于作出某个论断。就通道会议言，它的成就并没有达到那段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而只走了推动那段历史前进的第一步。既要充分肯定这“第一步”的历史 作用，又要看到它毕竟是“第一步”。从那段历史的第一步前进到那段历史的最终结果，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即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会议而逐步实现的。当初，对 于这段历史过程，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得这么清楚。召开通道会议，实现“转兵”路线进军贵州时，并没有想到会出现遵义会议那样的结果。当时不可能有那种预见。 由于通道会议只解决了急需解决的进军方向，并没有解决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因而就有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以及此后 的一系列会议。这些都是中央政治局一级的会议，规格很高，解决的问题是递进深入的，由战术到战略，由军事到组织，最后才实现毛泽东成为党的核心决策者的局 面。因此，对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就应放在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之中来评价。既要瞻前——它开始改变红军长征以来被动挨打，走向机动灵活的新局面；又要顾后 ——它只是战术“转兵”，并非战略“转兵”。也就是说，既要看到取得的成就，还要看到未解决的问题。将通道会议放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对它的评价 会符合历史实际一些。

　　第三，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既要充分肯定具体历史环节的作用，又要将其放在整个历 史链条中加以平衡。这也是“过程论”，只是换了一个分析问题的角度。我以为，从通道会议到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可以看做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 一段历史链条，通道会议是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历史环节。从历史链条这个视角看，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和苟 坝会议等，都是历史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立地看做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 这整个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作用。因此，研究这段历史，要把对历史主力作用的认识同历史合力作用的认识结合起来，既充分肯定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因 素，又不抹杀其他因素的作用。当然，作为历史环节的每个会议的作用不是等量的，有的更加突出，有的没那么显赫。就遵义会议言，它是这段历史链条中发挥了更 大作用的历史环节，这个作用是其他环节不能替代的。这即是说，研究历史既要讲“过程论”，还要讲“主要作用论”。历史是这样交错发展的，也应当这样来认识 历史事件的作用。这既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历史的唯物论。据此，对通道会议的评价，我是这样跟他们讲的：它为黎平会议作出改变战略方针的决定作了重要准 备，为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根据上述讲的方法论原则，对遵义会议与其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可以作这样两点总结。

　 　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还有其后的会理会议），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从“过程论”的角度，应将遵义会议发生的转折看做是一 个历史过程，不是突然发生的。讲“合力论”，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的诸多会议都为推进党的历史转折发挥了作用，给予应有的评价无可厚非。讲“链条论”，从 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都是实现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历史环节。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是一环扣一环的，或者说，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 样，每个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因此，党的历史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立地看做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整个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综合 作用。就此而言，说上述这些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可以避免因孤立讲某个会议的作用所引起的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讲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是推进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 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 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

　　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 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作为这一系列会议中的伟大标志。具体来说是因为，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军事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解决 了这个问题。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三，此 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第 四，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因此，评价遵义会议所发生的党的历史第一次伟 大转折作用，应讲两句话：一是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这两句话的关系，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 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据此，我以为对两个 《历史决议》关于遵义会议的定位，将其作为上述一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来理解，更符合历史实际。

　四、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邓小平在 1989年6月作政治交代时，回顾党的历史讲了领导核心问题，指出：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我们党 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时，我以为这是讲“核心”的源头。后来编《邓小平论中共党史》时才知道，早在1965年6月邓 小平同亚洲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时就讲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这说明，讲遵义会议形成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思想， 邓小平具有一贯性。

　　对于遵义会议形成的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国内外都有各种质疑。应当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上述讲遵义会议与系列会议的关系，说明了它的大背景和大趋势。前些年和近年来的回忆材料讲的一些情况，也有助于对这个问题释惑。

　 　一是“张王橘谈”。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虽然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决定，但李德对这个决定十分恼怒。几天后，军 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坐担架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一起。张闻天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 办法，比我们强。当晚，王稼祥将这个意见告诉了彭德怀和毛泽东。随后这个建议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个材料很重要，印证了遵义 会议发生的实际过程。一是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人事变动问题；二是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 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二是“周博长谈”。遵义会 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不知道。对会议批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 通。在中央红军长征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他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 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 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 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他喜 欢历史，善赋诗词，文笔豪放，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当然，人无完人，但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我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 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 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 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检讨反“围剿”失败的领导责任， 批评你的错误。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应想开些。对毛泽东，你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 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他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这两个谈话，对遵义会议形成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基本情况。

　 　的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什么说他是领导核心呢？这又涉及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是形式地看问题，还是从实质看问题。这也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情况有点相似。从形式上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不是邓小平，但总设计师是 他，一切大政方针由他最后拍板。因此，实际上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是他。再就资历和威望言，他任最高领导职务，当第一把手，也不成问题。那时，这方面的要求 很强烈。但为了考虑培养年轻一点的人，他坚辞不就。因而形成了形式与实质分离的领导格局。遵义会议也是类似情况。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 也是力主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认为让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主要是考虑共产国际的背景，这样大的人事变动最后都要报共产国际批准。由张闻 天接任，容易为共产国际接受。而让张闻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没有立即作出改变最高领导的决定的考量。在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 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也主要是围绕着军事斗争。前述“张王橘谈”已说明了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拥戴，让毛泽东出山直接领导打仗是首要任务。再则，张闻天也很民 主，不专权，对博古交权给他的这个“负总责”不是“念念不忘”。在中央红军4月中旬过北盘江前，中央曾讨论派一位负责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恢复 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张闻天提出他自己出去做此工作，其他同志没有同意。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尽管他“负总责”，但实际上没处于核心地位。否则不会有此想 法。

　　在军事方面，有如上述，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要让毛泽东挂帅。周恩来长期处在军事领导主要岗位，在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两人的意见 不时相左，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后，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常常争吵。从广昌战役始，李德和博古亲临前线指挥，让周恩来回到瑞金说是让他“管总”，实为“打 杂”去了。湘江战役后，两人的争论更加激烈，到黎平会议期间，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居然对李德拍了桌子，可见矛盾之尖锐。军团领导人都拥护周恩来，遵义会 议剥夺了李德指挥权，自然就由周恩来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但周恩来不揽权，在作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这在苟坝会议 上表现得最明显。在苟坝的头一天会议上，与会的红军将领对来回渡赤水而没打仗已有些不耐烦，一致同意林彪、聂荣臻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但毛泽东反 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并以宁可不当刚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而努力抗争，但他没能说服大家。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 鼓新场的命令。毛泽东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到了深夜，提着马灯，摸走山路，到周恩来住处，让周恩来晚一点下达命令，找来朱德，三人一起认真分析进攻打鼓新 场的利弊得失。毛泽东说服了周、朱二人。第二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重新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撤销进攻 决定，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又称“三人团”，周恩来仍是团长。新“三人团”的成立，是 继“鸡鸣三省”会议解决党内最高领导分工之后，再次解决了军事指挥的最高领导机构问题。它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有利于在敌情瞬息万变的复杂战争环 境下，保证正确军事指挥的实施。这个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尽管他不是主要负责人，但周恩来在作最后决定时都尊重或 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正确主张已经凸显了发挥的核心作用。

　　归纳起来，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是由这样三个因素形成的。

　 　首先是“势”。长征从突破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封锁线开始就是不断打仗。战争的大势将军事领导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谁能领导军队，谁就能发挥核心作用。遵义 会议前，毛泽东是随队行军的。遵义会议后，他参与中央常委和红军的领导，使他有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大平台，成为率领红军长征的实际主角。

　 　其次是“才”。“势”是前提，能否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关键是才干。有了“势”，没有本事、没有才能，同样不能成为核心。毛泽东能够发挥核心作用唱主 角，就在于他“太有才”了。前述张闻天和周恩来对他的评价和期待，说明了这一点。“势”为时势造英雄提供了机会，“才”是英雄造时势的根本。

　 　再次是“场”。这就是毛泽东的活动场所和工作环境。遵义会议后改组过的中央政治局，与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时的情况大不一样。那时，毛泽东被排斥、受压 抑、处于逆境，才能得不到发挥。遵义会议后完全变了，中央政治局的4个常委，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的就只有张闻天、周恩来和他三人了，而张、周都很尊重他。张 闻天领导的政治局发扬民主作风，能够充分讨论问题，这为毛泽东展现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有这个“场”和没有这个“场”大不一样，毛泽 东的境遇完全不同。遵义会议后，有了这个“场”，毛泽东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因此，那种将毛泽东描写成是靠玩弄政治权术、踏踩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而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各种党史演义作品，是不符合党的历史发展的实际主线的。

五、遵义会议与党的历史分期

　　在党的近90个春秋的发展历史上，曾被称 为重要历史转折的，主要有三大历史事件，而且都是党的会议。除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外，还有1927年的八七会议。这三次会议所起的历史转折作用各不 相同。八七会议的转折作用与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作用不在一个层面上，这里存而不论。

　　前已指出，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作为党的历史的两个伟大转折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此外，两者还有相异之处。这里着重讲讲相异之处，即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中国60年历史发展的界碑，由此 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而遵义会议却没有成为党的民主革命历史分期的界线。在比较这两个历史转折点时，经常碰到这样的疑问。

　　遵义会议既然是党的民主革命历史的转折点，为什么党的民主革命历史不以遵义会议为分期界线？我以为，要弄清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党的历史进程分期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主要矛盾与任务的变化，而不是党内路线斗争。比如党的民主革命历史，过去分为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 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现在将党的创立和大革命分为两个时期了。显然，这些历史分期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和革命任务的变化有密切 关系，同党内的路线斗争只是在个别时期有关系。土地革命战争10年，按照过去说法，路线斗争十分激烈。我们现在淡化路线斗争，可以说党的指导思想正确和比 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与错误的发展趋向的博弈十分激烈。如果按此来划分，那就是路线斗争史了。

　　二是对党内的路线斗争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凡 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变化认识发生重大影响的，就会对党的历史进程分期产生重大影响；对此没有发生重大影响的，就不可能成为历史分期的界线。十 一届三中全会所以成为历史发展分期的分水岭，就是因为此前此后党对国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定截然不同。“文化大革命”10年是大搞阶级斗争，“文化 大革命”结束后，两年徘徊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始，党才开始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真正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到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提出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由此开启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四大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 时期”。遵义会议不是这个情况。它只是解决党内的军事路线问题，既没有讨论党的政治路线，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当时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转变，以及 社会关系和国家政策的变化产生直接影响，因为还不是执政党，无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没能成为党的历史分期的界碑。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分期，都没有简单 地以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来划分。

　　三是党的历史分期与党的历史转折是既有联系又不能完全等同的两个问题，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十一届三中 全会具有历史转折和历史分期的两重性，固然地位重要。但像遵义会议不具有这样的两重性，丝毫不影响它的历史地位。因此，不能对两者作简单的类比，既不能因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历史转折和历史分期的两重性，而要使遵义会议也成为党的民主革命历史分期的界线，也不要因为遵义会议不是民主革命历史分期的界线而否 认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发展分期的界碑。评价遵义会议的科学历史观，这也算一个内容吧。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北京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