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发展相比较，新中国60年的巨变崛起，可谓是弹指瞬间。然而，新中国成立60年来所实现的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国家强盛，却是60年前旧中国的任何世代都无法比拟的。即使把改革开放之 前30年遭受的挫折和改革开放以来30年遇到的挑战同前后各30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加以比较，仍然可以认为，中国社会完成了最伟大的历史演进和革命变 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励精图治，在曲折中开拓前进，不断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发展道路，初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基本框架。而其指导思想的一个基本理论依据——毛泽东哲学，因此获得了最好的实践检验和历史证明。

　　一、 新中国两个“30年”的比较

　　新中国的60年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简称“前30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简称“后30年”)。这是发展差别很大的两个“30年”。

　 　对于“前30年”，邓小平从不同角度作过总体评价：一是比较新旧中国历史，指出我们犯过错误，但还是取得了旧中国千百年来都没有取得的进步。我们的经济 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1-1]。二是总结经验教训，指出“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2-1]这两个评价 统一于历史本身，基调是肯定“前30年”。对于“后30年”，胡锦涛曾经系统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怎样看待新中国两个“30年”的相互关系？

　　(一)改革开放之前30年为改革开放以来30年准备根本前提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2]。绝不允许任何人动摇四项基本原则[1-3]。哪怕是动摇 了其中的任何一项，也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1-4]。作为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富强中国的基本经验，四项基本原则解决了新中国走什么道路、实行 什么国体、由什么政治力量来领导、用什么社会思想作指导的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立党治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奋斗的根本。

　　——粉碎 “四人帮”。“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前30年”遭受的最严重挫折。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倒行逆施，罪恶罄竹难书。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挽救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并且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扫除了根本的政治障碍。

　　——真理标准问题 大讨论引发思想解放运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因循“左”的错误。真理标准的争论反对“两个凡是”，重新确立我们党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1-5]的争论，不仅使我们党能够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和新近出现的问题[1-6]，而且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从“两个凡是”转向实事求是、政治路线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 心、工作路线从僵化半僵化转向各方面改革，亦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准备了根本的思想前提。

　　(二)改革开放之前30年为改革开放以来30年奠定制度基础

　　——政治制度根基。一是体现立国之本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前30年”，它建立牢固基础；在“后30年”，它不断得到完善。二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前30年”，它们形成基本框架；在“后30年”，它们与时俱进，不断得到健全。

　 　——经济制度根基。“前30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为“后30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改造使公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其中存在的弊端，成为“后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端。“前 30年”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30年”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社会 发展的其他制度根基。“前30年”，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制度，特别是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制定的许多条例，初步总结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同上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一样，它们是“后30年”发展和改革的基础。“后30年”改革这些制度，使之不断健全和逐渐完善，当代中 国才有今天的发展和进步。

　　——国家外交的制度根基。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前30年”，这方面的基础更扎实，折腾得少一些；“后30年”，通过改革某些不合时宜的具体的体制和政策，深化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我国的安全更有保障，国际地位更加提高。

　　(三)改革开放以来30年是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延续和创新

　 　邓小平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点还是那些。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 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要继续发展[1-7]。这反映了上个世纪80年代对待“前30 年”的认识。现在来看，“后30年”的历史内涵远远超出邓小平当年所讲的。如果将“前30年”的历史看作主要是毛泽东领导探索的，那么，“后30年”的历 史则可视为主要是邓小平领导开辟的。尽管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同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有很大变化，但其基本点还是可以用来比较、衡量“后30年”与“前30 年”的关系。

　　——历史延续。“前30年”既然为“后30年”的发展提供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础，那么“后30年”就是以此为前提和基础的向前发展，包括将“前30年”已经提出、但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后30年”无论发生怎样的巨变，都离不开“前30年”创造的前提和基础。

　 　——校正了方向的历史延续。“前30年”，新中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执政新中国的共产党也犯了长达20年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 命”10年，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后30年”，党和国家纠正“左”的错误，重新回到正确的发展路线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就 在于，实现了这一历史性转折，此后才出现当代中国的巨变。因此，“后30年”的历史延续，不是简单的直线延续，而是回归正确方向的延续。

　　——创新性的发展。“后30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实践方面，开辟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能够发展中国、富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方面，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 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因此，对于“前30年”来说，“后30年”的发展不是单纯的量的变 化。如果说，解放前的中国是旧中国，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中国是新中国，那么，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中国则是“新新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

　 　新中国60年的巨变，具有12个根本性标志：由帝国主义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主权独立和拥有民族尊严的国家；由民族矛盾和阶级 矛盾导致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全国大陆和香港、澳门空前统一的国家；由反动专制的封建半封建国家，变成人民群众做主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不断健全的国 家；由民族压迫深重的国家，变成各个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和睦的国家；由近代工业十分落后的贫弱国家，变成经济大发展、拥有比较完整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国 家；由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掌控经济体制的国家，变成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由帝国主义列强“洞开门户”的国家，变成全方位开放、自主走向世 界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国家；由文盲充斥、被蔑视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变成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事业大发展的国家；由广大民众难以聊生的国家，变成 全国人民整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程度的国家；由社会缺乏组织的国家，变成社会管理渐趋完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由有国无防、屡受外国 侵略的国家，变成国防力量强大、国家安全有充分保障的国家；由没有国际地位的国家，变成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享有越来越高国际威望和越来越多国际话语权 的国家。

　　二、新中国60年：毛泽东哲学的丰碑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内容的系统性看，毛泽东思想也可以称作“毛泽东思想体系”。实际上，我们党关于重 大历史问题的第一个《决议》，原稿使用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一提法。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也是从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的角度讲的。毛泽东思想作为 指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体系，开始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前，最终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 论等共产党的执政理论，充实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体系。进一步来说，不仅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毛泽东哲学，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也是 毛泽东哲学。新中国6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胜利，也是它们共同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哲学的丰碑。

　　毛泽东哲学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其中的3个基本思想，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新中国60年的辉煌作出根本性指导。

　　（一）实事求是思想是新中国60年发展进步的辩证唯物论基础

　 　毛泽东作出的一大理论贡献就是，用“实事求是”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实事求是”因而成为毛泽东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它要求中 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新中国60年的历史发展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基本经验。

　 　建国后的最初8年，在总的方面，我们党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观念，顺利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反右派斗争以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逐渐违背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走到“左”的极端。在近20年间，整个政治局面处于混乱的状态，整个经济情况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状态 [2-2]。人民的生活没有多少提高[2-3]。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又经历两年徘徊。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 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2-4]

　　改革开放的30年，是高扬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的30年。

　 　一是实事求是思想被正式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但明确地讲是党的思想路线，是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 平指出：“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 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8]十二大的新党章基 本沿用这个表述，只是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为“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此后的历届党章讲党的思想路线，都沿袭十二大党章的提法。邓小 平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的精髓，统统归结为“实事求是”，而且强调“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2-5]， 从而将实事求是的思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是实事求是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之源。实事求是被明确为党的马克思主义 思想路线之后，就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根本点。过去，我们党曾经教条式地理解马列著作的某些观点，难以实事 求是地认识中国国情。而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于长期实践得出 的这个基本结论，我们党作出并坚持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五大又加以丰富。十七大继续强调：我国处 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我们党创立的“一国两制”构想，也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 况提出来的。这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实事求是[2-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不仅这两个理论 直接源于实事求是思想，其他许多理论也是根植于这个基本思想。

　　三是实事求是思想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我国开始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转变历程。对内改革从农村开始。邓小平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解决农村问题，首 先在农村搞责任制，给农民自主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农村的面貌就改变了。在此基础上，把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 改革[2-7]。对外开放是从学习外国的经验开始的。邓小平对出访的领导人说：详细地作调查研究，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 么管理的。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办我们自己的经济特区。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体系。只经过20多年，我国就从 闭关自守的贸易弱国一跃成为名列前茅的世界经贸大国。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 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2-8]

　（二）矛盾的对立统一思想是新中国60年发展进步的唯物辩证法基础

　　 在《矛盾论》等著作中，毛泽东深刻地论述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并且将这个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他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 系，推进了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后来发生“左”的错误，也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关系，据此制定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发生历史性巨变。

　　统一战线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而统一战 线正确与否的关键，是如何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建国后的最初8年，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尽管有时在有的问 题上有些偏颇，但没有发生大的偏差，还创造出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成功经验。为了解决过急、过快、过粗、过纯等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遗留的问题，毛泽东等领导 人在党的八大期间开始调整政策，随后发表了不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精妙宏论。毛泽东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3]。刘 少奇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一是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一是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4]。周 恩来说：主流是社会主义，搞一点私营的，可以帮助社会主义发展[5]。这样的认识，说明当时的思想是很解放的。但是，反右派斗争以后，对于两者关系的认识 发生了大逆转。此后20年的“左”，从哲学上说就是没有正确运用矛盾的对立统一思想，片面强调斗争对抗、“你死我活”。开展“文化大革命”，说到底，就是 急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哲学基础就是全面把握矛盾的对立统一思想，纠正毛泽东晚年将 “斗争哲学”推向极致的错误。重新认识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就不能夸大对立面斗争的无条件性和绝对性，也不能忽略对立面统一的相互依存性、贯通性、可 转化性和互补性。将这种哲学关系运用到政治领域和政策层面，需要正确地把握两者之间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此基础上，科学地界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 主义。改革开放30年能够取得伟大成就，得益于此。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运筹帷幄，“照辩证法办事”，用对立统一思想全面分析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建构起政策制定的基础。

　　一是就社会政治制度而言，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揭示的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如果不搞社会主义，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发展起来 也不过是附庸国[2-9]。“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10]当然，我国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切合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能够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尽管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过破坏，但是，我们的制度将 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一天天地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绝对做不到的[1-9]。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 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二是就发展生产力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而言，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许多共通之处。列宁有一段著名论述； “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6]邓小平的思想与列宁的认识一脉相承：发展 生产力，要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 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11]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包括利用外国智力、引进外资技术、开办合资独资企业、建 设经济特区等。在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特点的同时，“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2-12]。“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 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2-13]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分解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把相对属于普遍性的市场经济机 制从资本主义这个特殊制度中剥离出来，使之与社会主义这个特殊制度相结合，为社会主义服务。由此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鲜事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丰富和完善这个伟大的创造，不断破解世界近现代史上无数的政治家、理论家苦苦求索的这个社会经济难题。其理论价值，将 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俱增；其实践价值，将随着我国的持续发展而给出最好的诠释。

　　三是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而言，提出坚持社会主义为主体，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 形式的存在和发展。超越国情制定政策，企图建设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党犯“左”的错误的重要根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冷静地 分析国情，认识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一些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是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30年来，我国改革经济制度，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优势、相互促进；在社会分配方面，与多种所有制结构相适应，不断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 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照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承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和剥削 收入。实践证明，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正确政策。

　　（三）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思想是新中国60年发展进步的历史唯物论基础

　 　毛泽东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且据此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 方针政策。然而，如毛泽东本人所说，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是另一回事。反右派斗争以后，他没有坚持这个思想，而是实行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忽略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发展、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 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哲学基础就是重新明确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重新认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基本 矛盾思想，取得了两大突出成果：

　　一是从理论层面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讲到我们国家的历史经验，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 主义，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2-14]。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 主义[2-1]。“什么是社会主义”，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11]这个界定，纠正长期的偏颇思维定势，特别是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 念，突出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使科学认识社会主义达到新的高度，为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奠定了理论 基础。

　　二是从实践层面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果说“社会主义本质论”主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则主要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基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确处 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这条基本路线是在改革开放之中提出的，但它的初始思想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得到明确 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尽管过去没有这样的提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党的八大决议已经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的思想，在党 的八大前后，已经产生许多好的想法。当然，在“前30年”，这两方面的思想没有坚持下来，更不会形成完整理念。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概括党的这 条基本路线，并且称之为我们党的主要经验。此后，历届党中央都不断强调它的意义。邓小平指出：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党的十七大指出：党的基本 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 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任 何时候都决不动摇。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说：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 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参考文献][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7[-1]，165[-2]，164[-3]，173[-4]，143[-5]，141[-6]，300[-7]，

　　278[-8]，337[-9].[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1]，264[-2]，237[-3]，118[-4]，382[-5]，101[-6]，238～239[-7]，

　 　254[-8]，63[-9]，311[-10]，373[-11]，149[-12]，149～150[-13]，137[-14].[3] 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0.[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Z].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98：8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1.[6] 中 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0～171.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