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改革开放，从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的会议起步

　 　“历史转折发生在那个时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或迟或早总要发生。”作为那场大转折的亲历者和研究者，19 78年底，朱佳木在京西宾馆住了45天， “时间虽长，却感到过得很快。”因为，“会议气氛热烈、活泼，真正做到了代表们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几乎天天都有好消息”。

　　改革开放三十年发生的变化，无不可以追溯至1978年12月那短短5天的会议。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在此前为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作了充分的准备。当时，朱佳木作为秘书，随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经历了两个会议的全过程。

　 　实现转折并非一帆风顺。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议题中仍然没有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内容。甚至会议中间还发生过不同意见的交锋，使得会议时间 一延再延。如果没有会议中途议题的变化，没有与会代表对“两个凡是”和压制民主做法的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历史转折的出现或许还要拖后一些时候。

　　现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朱佳木称，具有前述特点的会议，在我们党史、国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的，恐怕也是极其少有的。

　 　邓小平当时这样评价中央工作会议：“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中指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党 内民主的典范”。陈云在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党中央副主席后发表即席讲话，也说这两个会议“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 批评的优良作风”。

　　党史、国史上少见的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 开。在此之前的11月10日至12月15日，开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两个会议的地点都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是212人，都是中央各部委、 各省区市、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第一、二把手，其中有的不是中央委员。参加三中全会的代表是281人，绝大多数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有几位准备补 为中央委员的同志列席。

　　两个会加起来是41天，但由于提前报到，以及在两个会议间歇时修改会议文件，胡乔木实际在会上住了45天，朱佳木始终跟他在一起。

　　《瞭望》：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本来有什么打算？

　　朱佳木：在全会之前召开工作会议，为全会作准备，这是我们党经常的做法。不过，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有些特别。在会议之前，中央，起码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打算开成后来那样一个会；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起码是绝大多数代表，也没有想到会议会开出那样的结果。

　 　中央工作会议原来宣布有三个正式议题，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只是决定在进入正式议题前，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但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后来 实际上主要讨论的是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真理标准讨论中暴露的问题和中央人事调整问题，并且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正是这 一结果，使我们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初的动议只是为了通过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的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和1979年至1980 年国民经济计划；另外，成立中纪委和通过中纪委领导班子的组成。但实际上，也变成了确认工作会议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和充实中央领导机构的会议。

　　《瞭望》：您对会议有什么整体感受？

　 　朱佳木：对中央工作会议的特点，我可以用三个印象来概括：一是议题中途发生了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二是持续时间长；三是气氛热烈、活泼，真正做到了代 表们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简报有闻必录、及时详尽。在那40多天里，我天天都看简报，因此，天天都可以看到代表，尤其是许多老同志的精彩发言，越看兴趣越 大，时间虽长，却感到过得很快。

　　就我所知，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的会议，在我们党史、国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的，恐怕也是极其少有的。

　　《瞭望》：议题是怎么发生改变的呢？

　 　朱佳木：进入小组讨论的第二天，陈云同志在东北组作了可以说是这个会上所有发言中最为重要的发言，这就是已经收入《陈云文选》的《坚持有错必纠的方 针》。他列举了六大问题，如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关于彭德怀骨灰安放、关于康生的严重错误等。这些都是“文革” 中或“文革”前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是当时最为敏感、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个发言捅破了窗户纸，被简报全文刊出后，立即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关键性作用。

　　陈云后来对我说过，由于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生过他的发言不给登简报的情况，所以他在讲 完后，还特别问简报组的人，敢不敢一字不落地把他的发言登在简报上。那时，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党内情况与1977年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像过去那样不 给代表发言登简报，已经做不到了。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朱佳木认为，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坚持党性原则，顺应党心民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之前，老一代革命家之间经常 就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就在会议召开之前，陈云还到过叶帅家中谈话。邓小平在会议开始时正在国外访问，回国后，也找与会的高级干部们谈话。正是在他们的 运筹帷幄下，会议才会开出那样的结果。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 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这个讲话，所以人们后来称它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在这个讲话中对工作会议给予很 高评价，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 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这一讲话还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 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 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 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

　　《瞭望》：中央工作会议气氛热烈、活泼有什么原因？

　 　朱佳木：直接原因是陈云同志那个发言开了头炮，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粉碎“四人帮”后，大家憋了十几年的话，总要有个地方说。所以陈云同志一带头，大 家的话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倾泄而出，在会上形成众炮齐轰的局面。大的背景则是，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叶帅的观点 老同志们也比较清楚，所以大家觉得有“ 靠山”，敢于敞开来说。另外，经过会前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党内造成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氛围，使官话、套话和压制 民主的做法都不大行得通了。

　　《瞭望》：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不是也与此前的平反工作有关？

　　朱佳木：确实如此。早在粉 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事情就被提了出来。尽管进展缓慢，但毕竟使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这也是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这个变化，为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提供了组织上的保 证。

　　粉碎“四人帮”后，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这两件大事是全党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但却被一拖再拖，不予解决。1977年3月 中央工作会议之前，陈云与王震等人相约，到会上提出尽快解决这两个问题。会议工作人员要求陈云删去发言中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内容，遭到他的拒绝。他的发言虽 然最终未能上简报，但这件事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形成了压力，为加快邓小平复出发挥了作用。胡耀邦曾在1980年说过：“虽然陈云、王震同志那个提议 没有成功，但是它发生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它揭开了拨乱反正的真正序幕。”

　　平反中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大约在1978年夏天， 我在街上碰见安子文的儿子，他拿着一封为他父亲申诉的信，说中央信访局不收。我让他给了我一份，然后交给了叶帅的侄子叶选基。他把信给了叶帅，叶帅转给了 华国锋，华批给胡耀邦办。后来听说，耀邦同志立即布置中组部的有关部门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进行复查。这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较快地平反这一特 大冤案，提供了有利条件。

　　《瞭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内高层是如何推动民主集中制的？

　　朱佳木：我只举一件事为 例。1978年10月3日，邓小平同志与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时，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现在关于民主的问题讨论得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 开讨论。……现在是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现在报纸上的宣传，理论上的讨论，要换个题目，把民 主、法制这个问题讲一讲。”

　　邓小平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把这个意见作为四个问题中的一个，专门讲了一下，题目就叫“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这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动民主与法制建设，以及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大转折回应群众愿望与呼声

　 　中央工作会议内容中途发生变化，使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中国建国后历史的转折点，朱佳木认为，这虽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总的趋势看却 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 后，广大群众和各级干部的愿望、情绪，党内的思想状况和组织状况都决定了，这 个转折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的。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的成果，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归纳了八条，并说：“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这八个成果和三个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有新的发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也有许多铺垫。

　　《瞭望》：推动全会前的思想解放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朱佳木：思想解放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标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因为前面有“两个凡是”方针，“两个凡是”首见于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 论。对这个错误方针最早提出批评的是邓小平。那时，他在第二次被打倒后还没有恢复工作。他在1977年4月10日致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的信中，针对 “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后来，他在与汪东兴、李鑫谈话，以及与王震、邓力 群谈话时，更加明确地表示“两个凡是”不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

　　为了呼应邓小平，也为了批驳 “两个凡是”，陈云于1977年9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指出实事求是不是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 想路线问题。其他老一代革命家聂荣臻、徐向前等也纷纷写文章，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正是在老一代革命家这些意见的启发和鼓舞下，理论界发起和广 泛深入地开展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瞭望》：很多人认为“文革”束缚了独立思考，为何后来思想解放又显示出勃勃生机？

　　朱佳木：那个时候确实存在思想禁锢，但中国人并没有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否则也不会有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更不会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瞭望》：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在此之前是否已开始酝酿？

　　朱佳木：工作重点转移绝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临时动议，而是从1975年开始就在党内酝酿，并且在粉碎“四人帮 ”之后逐渐取得共识的。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就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这实质上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于1978年9月在东北等地到 处“点火”，提出把揭批“四人帮”斗争进行到底的“底”究竟在哪里的问题，这实质上也是在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造舆论。

　　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工作重点转移是盼望已久的事，是大得人心、顺乎民意的决策。许多单位在粉碎“四人帮 ”以后，实际上已经那么做了。例如，我作为胡乔木的秘书，于1977年11月随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 参加了整整一个月的调查和座谈。当时，院内大多数群众对没完没了搞政治运动早已厌烦，希望能尽快静下来搞学问。胡乔木等院领导通过抓制定科研规划、建立新 所新学科、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等办法，于1977年底至1978年初，就在事实上实现了社科院工作重点的转移。像社科院这样的“重灾区”尚且如此，其他单位 这样做的就更多了。

　　此外，三中全会前，党内高层对改革开放政策的酝酿已相当成熟。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就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关于对外要实行开放政策，对内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思想。“改革”和“开放”这些概念，在他的讲话中也都已经出现。

　 　1978年夏秋，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当时主持常务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在会议总结讲话时，提出要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要利用国外的先进 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要发挥企业的积极性，给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等等。这些，显然都已触及改革开放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