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07日 星期四
正确认识新中国两个30年的关系
作者朱佳木              日期:2013-03-11               阅读:4320 次

   【内容提要】  新中国从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的60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逐步走向深入,取得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 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成果。60年间,以改革开放为新时期的起点,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这两个30年的关系关乎新中国的历史评价。可以说, 只有正确认识和看待这两个30年的关系,才能全面评价新中国60年的历史,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才能增强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心。

  【关键词】  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中国已经走过自己的第一个甲子——60周年。在这60年里,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起点,刚好前后各占大体30年时间。如何 认识这两个30年的关系,即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割裂的、对立的,还是继承发展的、内在统一的关系,决定着对新中国60年历史的评价,也决定着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认识。

  一、前30年是后30年的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明 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应当看到,这一切的起点并不是1949年旧中国留给新中国的那个满目疮 痍的烂摊子,而是新中国经过近30年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宏伟基业。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 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 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为改革 开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取得了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了除台、港、澳地区之外的国家统一,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统治的 根基,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以及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使人民大众翻身做了国家主人,各民族实现了空前大团结,中国从此 结束了蒙受屈辱、战乱频仍、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

  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技术条件。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连续五个五年计 划的建设,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同时,通过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发展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工业,以及县办、社办小工业,大幅度改善了农业和农村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1949年至1978 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共6000多亿元, 新增固定资产为新中国刚成立时的57.3倍;陆续投产的大中型建设项目为3000多个。至1978年,我国经过 近30年建设,钢、煤、石油、发电量、机床的年产量,分别比旧中国最高年产量增长34.4倍、10倍、325倍、42.8倍、33.9倍;粮食、棉花产 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1.7倍和3.9倍;汽车、拖拉机、飞机制造和电子、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更是从无到有;铁路营运里程由2.18万公里增加到 5.17万公里;高校毕业生累计295万人;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达到559万人,是新中国初期同类人员总数的13.2倍。

  为改革开放提 供了一定的思想保证。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思想中关于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于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关于不要机械搬用外 国经验,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矛盾和要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关于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关于两个“务必”和“双 百”方针等思想,始终在各项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要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面貌”,警惕帝 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打“没有硝烟的战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告诫全党,要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还从过去的整党整风中吸取合理的地方加以继承和发扬,先后进行了1980年整党、1990年党员重新登记、1999年“三讲”教育、2004年“党员先进性教 育”,以及2008年开始、目前仍在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而且每次都开门听取党外群众意见。这种连续不断的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活动,在其他 国家曾经执政过的共产党中是很少见的,但对于我们党在长期执政、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经受各种风浪的考验,却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反映中国国情、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积累了一系列对于今天改革开放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宝贵经验。例如,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统筹兼 顾,按比例发展等等。另外,我们党也犯过不少错误,积累了很多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但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文化大革 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 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为改革开 放提供了必要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后,不仅结束了旧中国奴颜婢膝的外交史,挫败了外国侵略势力对新中国一系列孤立、封锁、干涉、挑衅行径,而且积极倡导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发展同中间地带国家的友好关系,为和平建设争取了较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在十分困 难的情况下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面对前苏联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及时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实 现了中美和解,进而推动了中国同日本和西欧许多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国还在亚非拉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邓小平讲过:“毛 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 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所 以,新中国在前30年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并打开了改善同西方关系的大门。

  二、后30年是对前30年的超越

   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发展,虽然建立在此前30年发展基础之上,但它并不是简单因袭前30年的道路,而是在继承中有超越。在这30年里,我们党顺应时代 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 指导改革开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正是这一切,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看不到这30年 对前30年的巨大超越,混淆前后两个30年的区别,势必妨碍对改革开放正确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看不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

   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超越。改革开放前30年的很长时间内,我们党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粉碎“四人帮”后,虽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又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 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继续维持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上述口号和理论。改革开放后,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纠正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实现了党的 工作中心的转移,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在政治体制上的超越。改革 开放前的30年,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一度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党政职能不分、机构层次过多、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现象;法制建设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健全;民 主缺少制度化、程序化,家长制、“一言堂”作风严重。邓小平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曾指出:过去,“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 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 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后,严格民主集中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健全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实行党政职能适当分开,改善党的领导方式 和执政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扩大人民民主,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发展基层民主,落实民主权利,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在经济体制上的超 越。改革开放前30年的后期,我国脱离生产力的实际水平,片面追求生产资料的公有程度和分配领域的“公平”、“公正”;企业缺少自主权,产销脱节,经济利 益同经济效果不挂钩;流通体制渠道单一,环节繁杂;农村人民公社政企不分,生产队自主权得不到尊重,农民经营正当家庭副业的权利被剥夺;吸引国外投资和进 口国外技术、设备,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崇洋媚外”而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允许个体经商,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技术、管理、资本参与分配,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 度;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直至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至确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积极吸引外资,兴办合资或独资企业,建立经济特 区,继而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城市,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进程。

  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超越。改革开放之前 30年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已经相信共产党、愿意为人民服务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旧知识分子,以及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统统 划入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不尊重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规律,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把许多学术和文艺思想上的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开展过火的批判;尤其在“文化 大革命”中,“左”的思想恶性膨胀,使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和歌颂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遭受打击,只允许几个“样板戏”和几部“学术着作”存在。改革开 放后,随着清理过去“左”的指导思想,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倡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解除了在学术研究和 文艺创作中许多不必要的框框和禁区,认真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对思想认识问题采取说服引导方法,鼓励不同观点 的切磋,提倡多样化,大量翻译出版国外学术着作和文艺作品;纠正轻视教育科学文化的错误观念,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积极改革文化体 制,推动文化繁荣,并且培育文化市场,建设文化产业,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在国际战略上的超 越。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党依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很长时间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 (一线指处在战略前方的一些省区,三线指全国的战略大后方,二线指处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省区——笔者按),‘山、散、洞’的方针(靠山、分散、进洞的简 称,指对国防尖端项目安排的方针——笔者按)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 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在处理与外国政党的关系上,“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犯了点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改革开 放后,我们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观察和判断,“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和平和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个主要问题。同时,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既“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 系”;改变了同外国政党处理关系时的某些原则,主张“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 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


 三、前后两个30年是内在的统一整体

  改革开放30年 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前30年,使两个时期出现了明显区别,但这种区别并不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区别、国家领导力量的区别、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区别,更不是执 政党的宗旨和远大奋斗目标的区别。两个30年实行的都是社会主义制度,领导国家的核心力量都是中国共产党,居于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思想都是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的宗旨和远大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和共产主义。这说明,后30年并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这种 一致性、连续性,抹杀二者的相同之处,势必妨碍对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必要性的认识,难以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 义”。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基本理论方面纠正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但 同时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始终扞卫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仍然坚持阶级 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并把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看作立国之本,当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基本点。对于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异同之处,邓小平曾作过一个精 辟说明。他说:有的人“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坚持共 产党的领导没有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深化改革,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但同时始终坚持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 心领导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三权鼎 立。

  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打破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统天下的局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 行了全方位开放;但同时仍然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把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和支 柱,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放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仍然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既发挥农村家庭 经营的积极性,又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仍然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把着眼点放在发展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摈弃了以往“左”的做法,并推动社会组织建设;但同时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求共产党员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引导全体人民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 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警惕和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 动,切实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坚持对外总方针总政策没有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改变了过去关于时代特征的判断,认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并加强了同发达国家的战略对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但同时认为,“世界仍然很不安 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仍然实行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所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 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重申永远不称霸,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党在 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犯过不少错误,有的错误还是全局性、长时期的,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过严重损失。但这绝不表明那段历史可以从 新中国60年的光辉历程中剔除。邓小平说得好,“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如同楼房 一样,不能因为底层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把它拆掉,那样做,整座楼房也会崩塌。

  改革开放前的30年,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面貌的改变远没有改革开放后那么显着,但这绝不表明那段历史对于改革开放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如同盖楼一样,打地基时不容易让人看出成绩,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反过来说明地基打得牢。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新中国的历史将难以为继,只能是死路一条。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没有当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 打下的基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难以起步、难以开辟的。因此,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或者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都是错误的。只有正 确认识两个30年的关系,才能全面评价新中国60年的历史,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才能增强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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