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07日 星期四
200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条件
作者刘树成              日期:2013-04-28               阅读:4159 次

 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要积极营造和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对制约发展的矛盾和不确定因素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对策,紧密跟踪经济走势,在保持宏观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适度地进行必要的微调,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十一五”开好局、起好步。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06年要“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温总理指出,从当前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看,今年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很多,但制约发展的矛盾也不少,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需要采取正确的应对之策,防止经济出现大的起落。

  那么,今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制约发展的矛盾有哪些,不确定因素又有多少?

  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分析

  1.从经济周期波动的年度短期态势看,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本轮经济周期的适度高位平稳运行阶段,这为今年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打下了年度之间上下衔接与协调的良好基础。

  在我国1991~1999年的上一轮经济周期中,谷底年份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6%(经济增长率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采用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后的新数据口径,全文同)。随后,2000年、200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回升到8.4%和8.3%,从而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总起来看,本轮经济周期已连续六年在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的范围内快速而平稳地运行,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为今年继续延续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打下了基础。

  2.从中长期的发展阶段看,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正处于新的升级过程中,这为今年经济在适度高位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中长期背景条件。

  当前,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特点是:由满足温饱需求的“吃、穿、用”阶段,向满足小康需求的“住、行”阶段升级;由百元级的小型耐用消费品向千元级的中型耐用消费品升级之后,又向万元级、特别是数十万元级的大型耐用消费品升级。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直接推动了房地产业和汽车制造业的发展,进而又带动了各种相关产业的发展。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投资的周期较长,其产业关联度很高,所带动的产业链很长。在房地产投资与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等原材料及电力之间,以及进一步与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煤炭、石油等矿产品之间,产生相互推动的产业循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结果,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结果。这一发展趋势,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

  3.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看,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入人心和进一步贯彻落实,这为今年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将贯穿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这为“十一五”的开局之年,乃至今后更长时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4.从宏观经济政策看,我国宏观调控不断加强和改善,这为今年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政策支持。

  近三年来,我们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功实践,使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增强了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本领。在宏观调控中,在充分运用以往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又得到了许多新的经验和启示。200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这些新经验。今年,在继续搞好宏观调控中,将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这为今年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证。

  5.从国内需求看,投资需求将继续保持适当规模,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扩大,这为今年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需求拉动条件。

  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我们既要继续扩大投资需求,保持固定资产投资以合理的规模和速度增长,更要注重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06年,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将继续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保持投资的适当规模与适度增长,着力优化投资结构。由此,今年投资对经济的增长仍将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今年,在扩大内需中,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同时,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增加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

  6.从供给条件看,煤电油运的“瓶颈”制约将继续缓解,这为今年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过去,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煤电油运一直是严重的“瓶颈”制约。近三年来,煤电油运加快发展,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不断缓解。今年,我国发电供应能力将进一步增强,电网建设进一步加快,电力供需矛盾将继续趋缓。据预计,2007年我国电力紧张局面将全面缓解。今年全国煤炭供应也将由前几年的十分紧张状况,转为供需总量基本平衡。预计今年全国煤炭产量将达到22亿吨,而煤炭需求量约为21.5亿吨。

  7.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和贸易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这为今年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条件。

  我们要正确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在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推动发展的同时,要继续拓展国际市场,扩大国外需求。要把扩大国内需求和合理利用国外需求很好地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今年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较好,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基本态势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动力仍然较强。

  制约发展的矛盾与不确定因素分析

  从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角度来分析,长期看,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矛盾主要有四个方面:

  1.资源环境制约问题。

  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四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受到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的严重制约,难以为继,亟待转变。2005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倒数第12位。

  2.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问题。

  我国投资率从2000年的36.4%,一路上升,到2004年达44.2%,为历史最高水平;相应地,消费率从2000年的61.1%,一路下降,到2004年为53%,成为历史最低水平。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是社会再生产能否顺畅运行的最基本、最综合的比例关系。在社会再生产中,投资的作用,其在当期是需求,而在后期是供给,即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就当期说,投资作为需求,若其规模过大、增速过高,一来会遇到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供给面的“瓶颈”制约,二来会挤压消费。就后期说,投资作为供给,由于消费被挤压,将使新增生产能力过剩,使新增产能失去消费基础而不能实现,这又进一步影响到投资的扩大。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一时虽能使经济高速增长,但难以持久,难以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

  3.收入差距问题。

  收入差距包括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不同体制单位间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普遍提高,居民基本生活普遍改善,但各种收入差距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扩大趋势。我们要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不要使差距的扩大影响社会稳定,影响居民消费的增长。

  4.体制机制问题。

  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导致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还远远没有消除。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各级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得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投资等经营活动,不要成为推动经济过热的根源。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引导民营企业制度创新,解决目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受到国家管制,严重偏低和扭曲,极不利于资源节约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短期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突出矛盾和经济运行中的三个不确定因素。

  两个突出矛盾是:

  1.产能过剩问题。


  “短缺”是我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的常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供给面活力的增强,共出现三次生产或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现象。第一次“过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被称为“市场疲软”;第二次“过剩”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当时被称为“告别短缺”、“买方市场形成”;第三次,即这次“过剩”出现在2005年至现在。

  第三次“过剩”是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的高位运行阶段出现的。因此,这次解决“过剩”问题的办法就不能像前两次那样简单地启动需求,需求启动的空间已有限,而应将需求面的扩大与供给面的调整相结合,特别是重在供给面的结构调整。

  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钢铁为代表的原材料投资品以及汽车的产能过剩。这类产能过剩主要是近两三年来在我国经济周期上升阶段,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中,房地产、汽车、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部分行业投资过度所引起的。另一类产能过剩是以家电为代表的一般工业消费品的产能过剩。这类产能过剩是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出现的产能过剩。“短缺”是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的常态,但“过剩”却不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市场经济的常态应该是供求基本平衡或供略大于求。

  2.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

  200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8614亿斤,比上年减产5.8%,引起粮食供求关系紧张。2004年,粮食总产量大幅增长,达9389亿斤,比上年增产9%。200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9680亿斤,又比上年增产3.1%。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产,则难度加大。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在2000年处于一个谷底,仅比上年增长2.1%。随后,2001年、2002年、2003年,连续三年增长率上升为4.2%~4.8%。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增长,比上年增长6.8%。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又增长6.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难度亦加大。

  经济运行中的三个不确定因素是:

  1.投资走势的不确定性。


  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存在着过度下滑与向上反弹的两种压力。下滑的压力主要来自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和企业利润的增幅下降。反弹的压力主要为:在近期的一至三年,有几件“大事”,如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上项目的积极性很高;2007~2008年又逢党政换届;2008年在我国举办奥运会等,这些因素集中起来有可能推动投资增长的新一轮“大起”。总的看,在宏观调控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原则的情况下,今年,固定资产投资仍会保持一定的速度和规模。

  2.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

  与上述投资走势不确定性相联系的是,今年,价格走势也存在着通缩与通胀两种压力。通货紧缩的压力亦主要来自于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和企业利润的增幅下降。通货膨胀的压力亦主要来自于投资反弹。近两三年来,我国生产资料类的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没有传递到下游的最终消费品,或者说,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压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总的看,今年价格总水平仍会保持基本平稳,而不会出现通货紧缩,也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3.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在国内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和经济波动趋于平缓的情况下,防范国际外部冲击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今年,国际经济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一是国际原油价格居高不下,持续高位运行,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影响更大。二是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逐渐增多。目前,我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很高,由1978年的不到10%,上升到1990年的30%,又上升到2000年的44%,2004年高达60%,2005年仍会高达60%以上。2005年,我国外贸顺差达1019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的高度依赖隐含着国际风险。三是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很大。

  一般说来,不确定因素还包括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等,这里不再展开分析。

  为“十一五”开好局

  对于2006年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在国内外经济界均有不同意见。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于2005年5月23日和10月21日,在MorganStanley网站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假如中国减速》,提出“中国经济在年内有很大可能将进一步减速”,“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已初步踏上由中国领头的全球性减速轨道”。

  然而,事实是中国经济并没有像罗奇所预测的那样大幅度减速。于是,罗奇先生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对中国经济减速的错判》。他坦诚地承认自己原先的预测错了。他说:“期待已久的中国经济放缓并没有出现。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过一些短暂的停顿期,但是并没有出现我所预测的大幅度的周期性下滑。”但是,他又说:“目前来看,我是错了,但我仍然认为失衡的中国经济可能会在2006年受到严峻的考验。”

  罗奇先生坦诚地承认自己原来的预测错了,这是科学的态度,值得推崇;然而,他根据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说2005年中国经济虽然没有发生大幅度的周期性下滑,但2006年却会大幅度下滑。如果事实是2006年中国经济仍然没有发生大幅度下滑的话,那么,罗奇先生又会说,根据经济周期波动规律,中国经济在2007年或者早晚会大幅度下滑。这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因为根据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我们也可以预测说,中国经济今年会出现一个高峰,如果没有出现,我们还可以说,明年或后年中国经济迟早会出现一个高峰。

  罗奇先生提出中国经济要大幅度下滑的两个理由——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从以上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背景条件的分析来看,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要积极营造和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对制约发展的矛盾和不确定因素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对策,紧密跟踪经济走势,在保持宏观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适度地进行必要的微调,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十一五”开好局、起好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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