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调控的方向已由原来的从紧变为现在的适度宽松。财政政策应积极予以配合，适度实施扩张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

　　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金融危机”，并有可能向经济危机发展。我国宏观经济在原“两防”方针指导下的“软着陆”过程，加入了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再加上其他多种因素影响，已带有在经济周期由高涨向低迷的阶段转换中“硬着陆”的危险，一些加工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遇到了比较明显的困难。我国2008年1～9 月的GDP增长率，迅速回落至9.9%，并显然将继续回落；外贸政策的主要目标，不到半年，就从“压顺差”变成了“稳出口”。为应对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增长下降，以及失业率上升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已在“抗寒增温”方向上频频出手。本次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反映的是针对外贸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显著下降，以及从经济全局变化的新趋势着眼，以扩大内需为主导意图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反周期”操作。

　　我们已看到，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世界上发达国家和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大幅下降，进口需求滑落，这必然会对我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国内各产业的发展已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和困难，涉及房价的下跌、加工企业销售额减少和利润下降，企业员工收入的下降等，以及由此导致的内需下降。这些连锁反应，有的还处于萌芽状态，刚刚有所体现。为了防止我国经济过快下滑，维持较快稳定发展，我们确有必要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适当调整，帮助企业改善预期、树立信心、克服困境，渡过难关，防止出现因企业生产和效益下滑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

　　关于我国目前财政基本形势的判断

　　据统计，在2008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的同时，第一、第二、第三季度税收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3.8%、27.7%和10.6%，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从2008年7月开始，税收增速大幅回落，9月份为2003年以来月度最低增幅，仅2.5%，如扣除9月份CPI 4.6%的涨幅，9月份实际税收仅为3.1%的财政收入，已呈现负增长，从税收收入所反映的宏观经济整体形势来看，不容乐观。但如果我们全面分析这个回落，可以看出其尚在可承受幅度之内。

　　2008年7月份以后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明显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市场的下滑，比如上海、厦门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其财政收入增长幅度都没有达到20% ；二是一些企业受到国内外多重负面因素“碰头”的合成压力后，生产规模有所收缩，效益水平出现下降；三是一些政策性减收因素产生作用。经过政策调整，上述因素可以得到一定矫正和冲抵。

　　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财政收入这几年的增加比较显著，2007年的增幅达33%左右，2008年1～9月份累计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仍在25.8%的水平，目前可认为这是一种总体而言尚属正常的回调。我国在经济发展中，近年来努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并积极平稳地进行了主要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金融运行的防范风险能力上升，经济基本面对于财政收入的支撑力也仍然存在。

　　在财税部门作出增收节支努力的同时，我国2008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仍有可能在20%左右，扣除物价指数之后，仍应高于GDP的年度增速。换言之，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今年仍会有一些提高。这一指标在1995年从10.3%的谷底水平一路走高后，2007年首次超过20%，达到20.6%，2008年则可能接近21%。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财税政策的及时、合理调整

　　为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政府首先有必要高度重视当前的重大变化，应对冲击需要在宏观政策方面出手。考虑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目标方面具有不同的侧重，为了发挥宏观政策的整体效应，政策的协调配合应成为政策应急调整中的重要事项。

　　第一个层面，在货币政策方面，前面一段时间已屡次调低利率，表明货币调控的方向已由原来的从紧，变为现在的适当松动。我们仍要高度关注物价变化，继续努力防控通货膨胀，但是有必要适当地松动总量控制，这方面货币政策应该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财政政策应积极予以配合，适度实施扩张。

　　第二个层面，从财政政策的侧重点看，当前应在原来稳健框架之下优化结构的着力点上，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力度。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增加有效供给的作用，从综合支撑效应上优化经济运行现状，避免“硬着陆”，并有助于增加企业层面的效益水平和增强总体经济的发展后劲。具体看来，从2008 年开始，财政已带动其他资金陆续投入灾后重建，几年内将有万亿元规模的基础设施等投资，并已在近期作出了提高出口退税率的举措以阻止或减轻出口企业的颓势，同时在涉及基本民生的各项事业中继续积极投入，为社会成员消解“后顾之忧”，改善心理预期，增加消费方面的有效需求。比如，在保障和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提高城乡低保对象等低收入群众基本生活水平的同时，国家将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措施，加大在资助困难学生、优抚救济、住房保障、房地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这些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内需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具体考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第一，要把“三农”问题摆在重中之重，进一步投入财政可用资金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设施，支持和农业产业化有关的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并适当加大农业生产方面的直补力度。第二，财政要把优化结构的支出重点放在贯彻国家区域战略方面，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推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事项的落实。第三，在民众所关心的一系列基本民生方面，财政要通过支出安排加以提升，进而增强民众的信心和满意度。这包括：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如从2007年开始实行从农村到城市的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在医疗基本保障方面，把可用的资金用于支持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基本住房保障方面，经过这几年的摸索，我们政策的着力点已经有进步，把原来比较模糊的经济适用房概念淡化，而明确地把财政资金重点放在廉租房建设上。此外，还包括政策对生态环境保护和人居环境建设的支持。第四，财政应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这也体现为一个战略性的选择，我国要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在这方面紧抓不放，积极贯彻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包括支持十多个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走创新型国家之路。

　　第三个层面，应该适当考虑结构性的税收调整。前不久，配合着货币政策的动作，利息税已暂停征收。另外，很有希望的是，随着整个经济热度上升问题不再成为一个压力，我们有机会把增值税转型推到全国，而不再限于东北地区和中部的二十几个工业城市。在优化企业所得税制方面，应该抓紧细化实施细则，有所区别地对节能降耗减排等方面的经济行为和研发活动，给予所得税优惠的支持。还应该看到，我们将有更好的机会推出资源税的较大调整，虽然看起来这是对初级资源产品增加税负而会抬高其产品价格的举措，但是对于发展方式转变和引导各类主体更珍惜地使用资源，更积极地开发节约使用资源的工艺、技术和项目，是一项必须要做的重要税制改革。

　　当然，减税肯定需要有一个关于财政承受力的测算，要设计周全的方案。在200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会提高的情况下，适当减税无非会使这个指标上得不那么快而已。但是我们要非常珍惜地运用这个空间，应该把这个空间首先应用在增值税转型这种重大的长远的机制性改革上面。同时，要做好结构性的减税(如增值税转型)与结构性的增税(如资源税作重大调整)间的结合搭配，从而对冲财政减收压力，强化税收调控效果。

　　此外，其他方面的减税也要考虑社会成员的心理与相关制度建设，比如大家关注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上调，这也需要在考虑财政承受力后，探讨具体方案。关于“起征点”的较大调整，最好通过听证会的程序来优化其决策机制。

　　提高出口退税率缓解外向型企业困难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已出手上调出口退税率。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明确从2008年11月1日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中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涉及税则号最多、力度最大的一次。

　　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涉及内容广泛，共涉及3486项商品，主要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适当提高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退税率。二是提高抗艾滋病药物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调整后，我国的出口退税率将分为5%、9%、11%、13%、14%和17%六档。

　　这次调整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即中国财政政策已给出了政府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明确态度，要运用退税率等政策工具缓解外向型企业的困难，服务于经济发展全局。

　　这次调整出口退税率是政府主动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而采取的一项宏观调控措施，它有利于帮助企业树立信心、克服困难，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可以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提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有利于引导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

　　当然，从近期看，出口退税率的上调对纺织行业以及部分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影响可能仅仅在于缓解压力，尚不足以改变行业在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趋势。但这种针对性措施的必要性是十分明显的，可把它看作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调控中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组成部分。（贾康系财政部财科所所长；李全系财政部财科所副教授）

　　来源：《中国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