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改革以来，一个突出问题是基层财政困难。实际上，我国综合国力保持明显上升势头，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上升，地方收入也在持续增加。财政部统计的数据显示，1994—2000年间，地方收入增幅达89%。但是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财权重心上移而事权重心下移的现象。因为省、市是地方四个层级的高端，有上收财权的空间，特别是当时普遍推行市管县体制，市里认为应该集中财力办大事。2000年以后，全国333个地市级行政区域中，有280个以上以地市合并、撤地设市的名义进行市管县。

　　与此同时，事权重心却越压越低。1994年改革时没有说清楚的事权，都以一票否决的方式迫使基层承担各种责任，比如社会治安、公共事业发展、“普九”等，很多时候上级明确要求下级“必须达标”，出了问题政绩免谈。财力不够怎么办？地方不得不东挪西借，甚至借高利贷。最近几年，通过搞“三奖一补”调动地方积极性，同时也由于综合国力继续上升，转移支付力度提高。2002年以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共享，中央新增收入统统转作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等等，这方面的矛盾已经有所缓解，但未根本解决。

　　另外，这几年在资源制约条件下，不动产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有关的对“土地财政”的指责之声不绝于耳，很多讨论往往归咎于财政分税制，甚至抨击财政体制，认为是由于分税制导致地方财政收入不足，使得地方政府把更多兴奋点放在办企业、搞建设项目、抬高地价增加土地批租收入等短期行为上。

　　这些体制方面的不顺，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和基本事实是，中国地方税体系至今没有成型，省以下迟迟没有形成真正的分税制。比如，江苏、浙江、福建明确说省以下不搞分税制，而是分成制；其他地方虽然承认是分税制，但实际上也是五花八门、复杂易变、讨价还价色彩非常浓重的分成制，很难明晰税收归属。省以下四级怎么切分“蛋糕”，现在处于极不规范的紊乱状态，地方各行其是，各地都有自己的方案，而且都没有稳定性。

　　财税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今后，关键在于处理好渐进性改革与配套改革的关系。我们不能指望改革一步到位，而应清醒地认识到财税机制配套改革要和其他方面的相关体制、要素的配套改革一起推进，仅就某一个税种、某一个层级的改革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