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如同其他史学一样，取得了显著成绩，无论在文献史料的整理出版方面，还是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都有很大的前进。但研究中也有各种不同意见，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梁柱：这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一种是随着认识的深化，新材料的挖掘和发现，人们对过去的结论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加以改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虽然 其中也有正确和谬误之分，有待于通过深入的学术讨论加以逐步解决，取得共识。这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讨论，也是学术繁荣的表现，说明新时期学术环境改善了。另 一种情况是，一些人越过了学术研究应有的底线，在“学术研究”的名义下，不尊重历史事实，片面引用史料，根据他们的政治诉求，任意打扮历史、假设历史，把 各种奇谈怪论加上“创新”、“思想解放”的外衣，胡乱改变对近现代史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这种颠倒是非的做法，制造了思想混乱，产 生了严重的后果。这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严重关注，他们通过充分说理的文论，旗帜鲜明地加以反驳，对澄清是非起了良好作用，但由于大小环境的原因，这 种努力还远未能扭转这种非学术性的、非理性的不良风气。

　　记者：作为读者，我们也常常感到近现代史的一些基本结论现在面临着挑战，比如，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人们熟悉的结论，现在都成了问题。

　 　梁柱：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国社会改造和中国革命的一个出发点。毛泽东说过：“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 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中国民主革命是反帝、 反封建的革命。现在，这个反映近代中国社会最大实际并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科学判断受到了非难。有的学者认为，过去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不对 的，半殖民地不是表征社会形态的范畴，而是说明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地位的。于是这位学者生造了一个所谓“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提法，来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科学判断。这就在社会性质的层面上把半殖民地同半封建截然分开。我们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是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它是中国社会的二重性质的交互作用 的结果。所谓“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提法，违背了判定社会形态的常识。在旧中国，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以封建土地制度为代表的封建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不 占主要地位。我们知道，在每一个社会形态中，都有一种生产关系占主要地位，规定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主要特征，也规定着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主要特征。 半封建的提法正是这样正确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又涵盖了不占主要地位的某些资本主义成分。而那种不分主次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 提法，既不能正确反映社会形态的特征，又抹杀了由于帝国主义入侵所造成的半殖民地的社会特征。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记者：这位作者还特意列举了过去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失去了主权，但其社会性质只能说是资本主义的。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梁柱：这些论点论据都值得商榷。常识告诉我们，社会形态性质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宗主国、外 国侵略者的势力已深深地渗透到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甚至是合二为一并占主导地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能离开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特性去 谈论这些国家和地区独立的社会形态吗？显然不能。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15世纪肇始，西方殖民主义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它使未开 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与西方”。它们对殖民地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奴役和杀戮；同时又利用当地廉 价劳动力，掠夺原料和农产品，迫使其实行为宗主国服务的单一经济。当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和占领，客观上也会促使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民族工业一定程度 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它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你一旦把机器应 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但即使这样，这些国家也不可能走上独立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殖民地国 家和地区的工商业发展，是从属、受制于宗主国的。无论印度还是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莫不如此。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殖民地、半殖民地确是属于 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但其本身却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连国家的主权都丧失了，却硬说一些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这是不科学的、不 正确的。

　记者：近代中国也是这样？

　　梁柱：是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资本主义列强用商品、鸦片和大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从此改变了中国的一般历史进程，使它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知道，领土和主权 的完整是一个独立国家最基本的条件。资本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战争和种种狡诈手段，攫取了中国大量权益。它们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控制了中 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但由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由于帝国主义各国争夺中国权益的矛盾，使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可能灭亡和独占中国，这就使中国成 为一个保持表面上独立地位，实际上是几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社会。同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这就使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发展。但是，中国并没有变成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这时中国社会变化的另一个侧面，是帝国主义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 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这就发生了一个历史的悖论：西方国家是代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到中国却扶植最反动、最落后、最保守的封建势力。这里深刻的 原因在于，西方国家要保持一个落后的中国，以便于它们掠夺。所以，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人民，也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中国民族资 本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十分微弱的。但尽管这样，这时的中国已不是一个纯粹的封建社会，而成了半封建的社会。由此可见，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断，完全符合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寻求救国真理中获得的极为宝贵的正确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战略和 策略最重要的国情依据。

　　记者：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进行过一次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

　　梁柱：发生在20 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使得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观点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史学家何干之1937年就写道：“现在试任意执住一些肯和 实际问题接近的青年，问他们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我想除了极少数头脑已经僵化的不算以外，一定会回答是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这个 有助于救亡的观点，并非一朝一夕得来，乃是许多从艰苦的环境出身的学者，在刻苦的研究、分析、论辩中而得的。因此，要不是浅尝的人，对于这一次有历史价值 的争论，一定感觉到有深刻了解的必要。”遗憾的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已经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却有人认为现在坚持这个观点就是“左”，就是 “教条化”。历史被如此颠倒，真是令人扼腕叹息。其实，这样的学者正是当年何干之所说的“浅尝的人”，只不过热衷于创造“新理论”而已。

　　记者：改变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提法，会造成严重后果吗？

　 　梁柱：其实这也是一种“理论陷阱”，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定位，是中国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和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被否定了，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也就不存在了，有关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结论也都要被改写，与此相关的重要历史人 物的评价标准也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这些年近现代史研究中出现混乱，一些重要历史结论、历史人物评价被任意涂抹、篡改的一个重 要源头。

　　记者：所以这些年来常听一些学者说，近代中国的主题不是革命，而是现代化，所以要进行“研究范式”的转换，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

　 　梁柱：是这样。我们知道，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即现代化，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两大要求。在民族灾难深重，国家不独立，人民受压迫的情况下，是无法实 现现代化的。近代中国有多少爱国者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苦苦追求和奋斗，结果都一一失败了。这就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容许。所以只有通过革命来解放生产 力，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

　　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其意恐怕在于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 命斗争。经过这样的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现代化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要求和唯一主题，而革命便成了破坏社会稳定、制造社会动荡、阻碍现代化的消极 力量。有人说，如果没有康、梁的变法和孙中山的革命，“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还有人说，西太后在上世纪初推行“新政”，又搞了“立宪”，如果孙中山不 革命，照这样慢慢进行下去，不仅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会出现，而且中国可以走上民主的富强的道路，中国今天也就现代化了。这真是天方夜谭。在一些人眼里，革命 成了破坏现代化的“万恶之源”。其实，所谓“革命史观”是他们为否认革命而生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并不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中国 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我们主张要用科学的历史观，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以研究。事实表明，革命决不是同现代化相矛盾、相对立的，革命是现代化最重要、最强 劲的推动力量；如果没有革命为现代化创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前提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就永无实现之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 上，阐明了革命和现代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反复指明：“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 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 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 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 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 的”。这是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确是一种“范式”转换，不过是转换到旧史学中常常能够看到的，维护封建正统、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统治阶级辩护的老路上去。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和这种“现代化史观”相呼应的，就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现代化被耽误了？

　 　梁柱：这是他们诉说革命的一大罪状，也是某些人鼓吹“告别革命”的一个主要依据。革命和现代化、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众所周知，严复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者，他是在戊戌维新时期走上历史舞台的。这时中国在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已经艰难地行进了半个多世纪。但是许 多人对国家已濒临亡国灭种的深渊仍茫然无知，在经受一场外国侵略战争的痛苦之后，仍然习惯于回味昔日的升平日子，幻想着所谓的“同治中兴”。不改变这种麻 木状态，救亡和自强都是无从谈起的。而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洋务派30年苦心经营的“自强”、“求富”的事业毁于一旦。这次战败，是一个泱泱大 国败给了一个蕞尔小国，还被迫订立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对沉睡的国人的惊醒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正如严复给吴汝纶的信中所说： “尝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谁其知之。”他认为：“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他由此受到强烈刺激，如他给陈宝深的信中所写的：“心惊手颤，书不成字”， 忧患“时局愈益坠坏”，认为国家已是“如居火屋，如坐漏舟”。这深刻说明，救亡是近代中国的主题，而救亡需要思想启蒙。严复正是为救亡而投身于思想启蒙活 动的。他以炽热的爱国激情，把救亡与启蒙、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发挥了这位思想启蒙先驱者的重要历史作用。这说明所谓“救亡压倒了启 蒙”，只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否定和反对革命而制造出来的一个伪命题。

　　记者：刚才说的这种“理论陷阱”，是不是也表现在他们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梁柱：不错。他们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提法的科学性，竟认为这“成了后来我们不清醒，长期主要是推行‘左’的路线政策，同时也有右的一个重要认识根源。” 对社会性质的正确判断却成了产生“左”、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实际上，这种令人惊愕不已的奇谈怪论，是为了引申出另一个观点：民主革命的任务是要“用‘半 资本主义’吃掉‘半封建’”。他们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否则就是“左”了，就是“在客观条件根本不具 备条件下，不是继续去创造条件，完成资本主义社会所完成的历史任务，而是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实行一系列在未来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实行的政策，这样做不犯 ‘左’的错误往哪里跑？”这就否定了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公开提出了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诉求；这也是为这些年来颇为强劲的私有化之风制 造历史根据。

　　记者：我们也注意到持这种现点的学者，往往不提近代中国反帝斗争的任务，相反，有人说，如果西方列强提前三百年打开中国大门，中国早就现代化了；有人认为中国对英、美、日本应该实行一条“孙子路线”，这样中国就现代化了，等等。

　　梁柱：这完全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了。这些人丧失了起码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走上歌颂帝国主义，歌颂侵略者，蔑视人民革命的道路上去了。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羞辱，是对千千万万为祖国独立而献身的先烈的亵渎，如果他们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知，是应该感到羞愧的。

　　记者：是不是可以说，这种“理论陷阶’也直接影响到对历史人物的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梁柱：人物评价的历史前提被改变了，评价的标准自然也会被改变。一些学者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否定革命，颂扬改良。他们把近 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人和事都斥为“激进”而加以否定，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人和事则被称为“稳健”而加以肯定，断言是“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阻碍 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否定近代中国的农民运动，认为“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的结 论”。继而，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贬抑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因为这样，已经被历史判明属于反动 的一些历史人物，像慈禧、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都被描述成为有助于有功于现代化、忧国忧时的“悲剧英雄”，甚至成了“改革的先驱者”；而对林则徐、 洪秀全、谭嗣同、孙中山等则加以非难、贬低。

　　当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多数是属于学术讨论的问题，矫正过去存在的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过于简单化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学术研究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这需要以史实为依据，结论要合乎历史的真实。然而，不幸的是，有的学者在“解放思想”、 “重写历史”的名义下，做翻案文章就像变戏法一样。比如李鸿章作为晚清的一位重臣，根据事实对他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价，包括纠正某些缺乏依据的传统看法， 都是史学研究工作的题中之义。但如果不顾历史事实，用大量的似是而非的材料，甚至靠假设和推测，为这样一个误国卖国的重要责任者开脱罪责，并将其装扮成为 忍辱负重的爱国者，是“改革的先驱者”，那真理跨出的就不止一小步了。

　记者：他们往往也用一些片面的材料，就很轻易地作出结论，轻易地推翻过去的判断，并都把它当成“创新”成果塞给读者，这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来说，是有迷惑作用的。

　 　梁柱：一位哲人说过，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 而是片段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也不如。是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会是多面的甚至是多彩的，重要的是要在他活动的总和中 确定它的主要方面，如果胡乱抽出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任何实例都有可能被找出来，任何历史也就都可以被改写。这就像今天的一个大贪污犯也可以被描绘成“忠诚的社会公仆”，因为这个贪官在他的职位上如果不按政府的要求办一些事儿，他的贪污受贿的企图就难以实现，所以，所谓“忠诚”的实例也是能在他的身上找出几宗的。遗憾的是，有的学者做翻案文章，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法。

　 　比如，他们先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史的主题，然后按这样的设想去找实例，慈禧、李鸿章等人都下令修过铁路，办过工厂，于是他们都成了现代化的先驱者。如前 所述，近代中国外侮纷至，国势日衰，因而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的根本要求。腐朽的晚清王朝是造成国家积弱积贫的重要根源，是站在近 代中国历史要求的对立面的。一个反动政权面临灭亡的时候也会为寻找出路做出种种努力，诸如晚清搞洋务、新政一类的措施在客观上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绝 不是为中国找出路，而是为延缓其腐朽统治找出路；绝不是推动历史前进，而是为阻挡历史进步的潮流寻找救命稻草。这样的历史判断，是以晚清政府的内外政策及 其后果为依据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这样的历史结论都可以被推翻、被颠倒，慈禧、李鸿章、袁世凯都是“在为中国找出路”，都成了历史的推动者，那么推 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任务还能够提出来吗？

　　记者：用一些片面的材料来做“重写历史”的大文章，这在今天已不是个别的现象。一位知名学者根据一本蒋介石日记，就提出要重写中国近代史。一本日记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梁柱：在历史研究中，个人的日记、信件和回忆录等，都是有价值的史料，是值得研究的。但同任何史料一样，都需要进行辨伪求真的考证，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 背景下加以分析，对于个人的日记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史学很发达的社会，而在史学研究中考据学又受到了高度重视，对史料采取什么态度，往往是对史学家史 识、史德的一个评价标准。

　　像蒋介石这样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善于以权术消灭异己的人，又怎么能够把他自己的言论作为改写历史的主要 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呢？如果历史可以这样来写的话，那么，从秦桧到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都可以被描绘成高大的爱国者形象。这是随意做翻案文章的人习 常的手法。但是，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人是会对此做出正确的判断的。像汪精卫投敌叛国后，在他写的诗文中还是哭天抹泪地抒发所谓的“忧国情怀”，难道能够 根据这种诗文把他说成是一个爱国者吗？！难怪在汪精卫投敌后，有人就把他从前在反清斗争中写的两句诗改成“引刀何曾快，作了汉奸头”。人民是公正的。现 在，这位学者却出来为蒋介石的日记打保票，说我们对国共两党的斗争，对中国革命历史的阐述，诸如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说成是“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 益的代表”等等，都是根据“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得出的“荒唐、谬误的观点”，要求人们要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要“重写中国近代 史”。

　　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这是十分有益的经验之谈，是我们臧否人物，判断其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诚然，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 历史人物，都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但在他的全部历史活动中又要分清其主要的、基本的方面，而准确把握这一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对于判断其历史作用有 决定的意义。在这里，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都应当是共同的，这就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合乎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正是根据这样的评价标准，对蒋介石做出历史的评判，认为他作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根本违背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是起着阻碍历史前进的反 动力量，同时又对他在某个历史时期所做的有益的工作，给予了应有的肯定。难道这就是这位学者所说的“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

　　其 实，对蒋介石做出上述的评价，是不绝于史书和舆论界的。早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开始在赣州九江、安庆等地屠杀工农运动领袖之时，当时担任北 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就写下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革命檄文，以极大的革命义愤和大量事实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 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杀民群的大屠场。他自 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这篇檄文虽然言词激愤，但是以血的事实为依据而发出的控 诉，在人民看来，是代表了他们的呼声，是完全正义的；而在反动派眼里，则是大逆不道，必欲灭之而后快。这就叫做不同阶级的不同立场，这就是阶级斗争的事 实。像郭沫若这样的革命檄文，在今天的这位学者看来，自然是“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了。这就不难看出，这位所谓的蒋介石研究权威究竟是站在谁家的立场 上。

　　记者：近年来，一些人为蒋介石评功摆好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蒋介石参加了抗日战争。这位学者更是如此。他把抗战胜利的功劳都记到蒋介石的头上，并且根据蒋介石的一段批示，否认蒋介石有对日妥协的倾向。事情果真如此吗？

　 　梁柱：我们知道，抗战前夕的中国，政治分裂，内战不已。因此，停止内战，争取一个统一的中国一致对外，成为发动中国人民抗战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倡导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实现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为发动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有效的形式。毛泽东曾多次热情地评价国共合作的意义，他说：“这是在中 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两个 战场，在中国抗战的统一体中，是既互为依存又相对独立的，它们都为抗战伟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对蒋介石寄予厚望，希望他彻底改 弦更张，为团结抗战、民主建国做出贡献。但蒋介石出于一党私利，仍然坚持“限共”、“反共”、“溶共”的方针，做了许多危害团结抗战、亲痛仇快的事情，皖 南事变便是一个突出的实例，而且他的对日妥协倾向也时有表现。抗战初期他就接受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寻求对日妥协的途径；1939年底到　 1940年初，又有和日本方面在香港、澳门的秘密谈判，双方讨价还价，甚至达成于8月上旬在长沙举行板垣征四郎（侵华日军总参谋长）与蒋介石会谈的协议。 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使这种对日妥协未能实现，但这种举世皆知的历史事实，岂是蒋介石一纸冠冕堂皇的批示所能掩盖的。正是由于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导致了 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导致了国统区严重的社会危机。

　　对于蒋介石在抗战中后期越来越明显的负面作用，不但中国共产党给予了批评和斗争，而且许多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也加以谴责。爱国侨领陈嘉庚曾以大量财力物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抗战，但在他目睹了国统区上面贪污腐败， 下面民不聊生的情景，叹为亡国之征候，深感失望和痛心。他到延安后，通过考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断定“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就连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 参谋长史迪威也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我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税收、言和行、囤积、黑市、和敌人买卖。共 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说到做到。”

　　在历史的发展中，中国人民正是通过对事实的观察和思考，认识了国共两党，选择了共产党，抛弃了国民党。难道能够说这是“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的结果吗？

　　记者：从这位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中，使我们看到离开了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就必然违背历史的真实。

　 　梁柱：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学者在这方面的文章中，都只把蒋介石作为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而绝不从阶级上着眼；都只把国共两党的斗争看作是 两党之间的政治纷争，都是以“自己的解释视角运用历史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他还在台湾特别声明：“过去，国共两党彼此都叫对方为‘匪’，历史证明，双 方都不是‘匪’”。当然，称对方为“匪’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今天在历史研究中不必再使用这样的话语，但问题在于，在这里，有没有革命与反动、正义与邪恶、 光明与黑暗的区分？这难道是用一句“双方都不是‘匪”’就可以万事大吉吗？国共两党究竟代表什么样的阶级力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是历史 研究中必须弄清的首要问题。离开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不可能做出科学的判断的。

　　应当说，这是反映了近年来在史 学领域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低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 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低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而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他们这样做的 一个重要手法，就是做翻案文章，就是通过美化近代史上的反动人物，来贬损革命领袖和革命历史。如果说有的人还是就诸如李鸿章、袁世凯这样个别人物做翻案文 章的话，那么这位学者就是从历史观上根本否定革命历史，抹煞革命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而“土匪史观”就成了“告别革命”论的最好注脚。

　记者：中国历来重视历史的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邓小平就把历史教育作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精 神动力提了出来，这是非常正确非常重要的。但是，有的人竭力否定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爱国的、革命的传统，而把自由主义说成是最好的、当今中国应当继 承发扬的五四传统。请你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梁柱：据我所知，持这种看法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十年前有学者为《北大传统与近代 中国》一书所写的序言，他对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传统作了刻意渲染和深化，认为这不仅是今天的北大实际是中国应该加以“复兴”的“最要紧”的传统，而且还要 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这样才“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就不加遮掩地把自由主义作为今天中国要加 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提了出来。此说一出，有人便称赞这是“第一次破题”、是“发出自由主义公开言论的第一声”，同时还以20世纪中国的评判者自 居，公然说：“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的近代 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他认为，“九曲黄河终归大海”，现在到了该实现的时候了。在他们的词汇里，革命就是祸害中国的激进主义，自由 主义即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才是五四以来的主流。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抹杀和否定了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

　　记者：我们应当怎么看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

　 　梁柱；诚然，作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确曾存在过。如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它包括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五四运动后，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统一战线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加以发展；另一部分人则向右发展，走所谓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虽然在反封建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但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两种思潮的不同发展趋势及 他们之间的交锋，可以说是贯穿在五四以来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人民革命的胜利则为他们做出了公正的结论。怎么能够把五四时期历史发展中非本质的方面，也即 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为主流传统加以颂扬，并要求今天的中国加以复兴和弘扬呢？！

　　记者：怎么看待今天一些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的政治诉求呢？

　 　梁柱：事实上，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他们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曾有九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 “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肃清”’了，现在的任务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国复兴”，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这就明白无误 地把矛头指向了人民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他们所要求的自由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

　　这里需要指出，自由主义是作 为19世纪初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思潮，它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民主”口号按照资产阶级政权确立后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补充，主张个人活动和 发展的完全自由，实现毫无限制的企业主的自由竞争，拥护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等等。很清楚，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所要求所维护的就是资 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论者对历史做出他们的判断：“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他们声称：“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问题上的立场一向是旗帜 鲜明的”，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他们把自己的经济政治主张说得如此明白而露骨，这并不 奇怪，而是真实反映了这些年来出现的那股来势迅猛的私有化的思潮。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热衷于把所谓自由主义传统强加给近代中国的真实的和最终的意图。值得 注意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层“普世价值”的包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记者：谢谢你对近代史研究中的问题发表了很好的看法。

　　来源：《高校理论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