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伴随我成长

望着他们深邃的眼神，聆听那智慧的语言，感受那种思想的力量，将会令人多么神往。

回想与《前线》的关系，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批判中听说，逆境中了解，神交中收益，参与中履责，而这样一个过程也是我成长的过程。

我最早听说《前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文革”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从批判“三家村”开始的。批判邓拓同志的《专治健忘症》和《伟大的空话》等杂文。说这些杂文是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怀着一颗好奇心，找来了《前线》阅读。对这两篇文章毒在什么地方、有何恶毒用心，因为自己年龄小，也实在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倒是在翻阅《前线》的过程中，看到了吴晗同志的一篇文章《古人的业余学习》。文章列举了从后汉的桓荣、儿寛，直到三国的阚泽，在没有条件读书的时候，如何发愤图强、克服困难、顽强学习成为著名学者的过程。读后感到很是中味。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之命，社会上充满了蛮横与粗野，是一个文化蛮荒的时代，自己又是处在应该学习知识的年龄，渴望知识而又无法学习，成了一个求学无门的文化乞丐，这篇文章给我指出了一条业余自学的道路。

走上业余自学的道路，我已下乡到北大荒兵团。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把能找到、借到的书，都认真地阅读。读书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为了填补精神的空虚，学习也不系统，什么书都看。当一个文化极度饥渴的乞丐找到“粮食”的时候，是不管什么都以吞到肚中为满足的。尽管吞到肚里的都是“粗粮”，确也滋养了虚空的心灵，满足了学习文化的渴望。那时候我们是开荒营，还没有电，我就在几十个人睡的大通铺旁边的柱子上，安了一个三角架，放了一个马灯。借助油灯的亮光，每天读书到深夜。尽管劳动很累，但那种在书中获得的乐趣，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享受到。有的自认为比较好的书，借到后为了将来还可以反复阅读，我就用吴晗同志文章中介绍的方法，从头到尾把书抄一遍。比如苏联作家的一本《如何做读书笔记》的书，我就把全书抄了下来，以待将来备用。由此也养成了读书抄书的习惯。

书读的多了，就会有一种奢望或说是梦想。总是设想，如果有一天能见到《前线》文章的作者和编辑们，能够当面请教，望着他们深邃的眼神，聆听那智慧的语言，感受那种思想的力量，将会令人多么神往。

冥冥中总是会有一种力量，令梦境中的设想在现实中会得到重放。1990年我调回北京，先后在大兴县委宣传部、丰台区委政策研究室、丰台区委宣传部、丰台区委党史办等几个部门工作。这些工作都同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有关。《前线》更成了我必读的刊物。因为在全国众多的理论刊物中，它有两个优势：一是联系全国乃至北京市的一流学者最紧密，每一次中央的重大会议和重要决策之后，它都可以发挥这一优势，组织一流的专家学者撰写理论文章，对中央的精神给予及时准确的辅导。阅读这些文章，对于做好宣传工作，有计划性地解决干部群众思想的难点和疑点会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二是它紧密联系北京市的工作实际，充分担当起了市委机关理论刊物反映现实、指导实践、改造现实的重任。每一期《前线》都紧密围绕全市的中心工作，推广经验、宣传典型，阅读这些文章，总能给人以借鉴和启发。正因为如此，我在起草文件、写辅导报告、读书心得，包括中心组学习计划、宣传工作计划等都把阅读《前线》作为我必读的刊物，无形之中也在不断地提高我的理论水平和工作水平。

阅读《前线》的文章，使我工作不断进步。《前线》同志的工作精神和思想境界，更滋养了我的精神修养。记得有一次，王占柱和戚本逊同志到我们单位来，说是为了落实市委的精神，希望各区县撰写一篇关于“十五”期间工作发展思路、展望“十五”发展前景的文章，时间要求比较紧，文章要求也比较高。并且提出，如果区县的同志没有时间，只提供材料也可以，由他们来撰写此文。我当时听了很感动，按照当下媒体与各单位的关系，总是单位有求于媒体，甚至千方百计打通关系以发表文章。哪有媒体又出题目，又捉刀代笔的道理。后来王占柱同志亲自撰写文章，在《前线》上刊登了出来。以后与《前线》的编辑记者们接触多了，对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大约是在2006年的一天，我接到了《前线》编辑部召开读者座谈会的通知，征求办刊工作的意见。我作为一名老读者、编辑记者的老朋友，也确实想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表示一下对《前线》给予基层工作支持的感谢。但到会一看，《前线》杂志社的社长董颖、总编辑韩凯、副总编史小因、王新华、王祥武、李燕林和各部室主任全部到会。到会的人员竟然超过了参加座谈会发言的人员。可见编辑部的领导班子是非常重视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听取各方面对办刊工作的反映，特别是当听到一些不大讲客套、直言不讳提出改进意见时，编辑部的同志不是虚以应对表示欢迎，而是真心诚意地希望听到这样的意见时，我对自己没有更深入地思考并提出更好的意见而自责，感到辜负了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后来，韩总编又要求编辑部把一年的工作要点寄给我们这些老读者征求意见，看到工作要点提出要在全国省市级党刊评选中保持前茅的工作目标，我对编辑部这样一个群体的精神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有这样一批高素质的人，以一流的目标、一流的水平、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扎实的作风来要求自己工作的人，怎么会办不出全国一流的刊物，而与这样的人交往成为朋友，又怎能不岁岁受惠而促进自己的成长。

再后来，我成为了《前线》的评刊员，这又给了我一次学习的机会，赋予了我一份新的责任。接到每期寄给我的《前线》，我都要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从不落下一个小标题、一个标点符号。我知道，能够在《前线》发表的文章，都是高水平的文章，它们又经过高水平的编辑之手，也很难找出问题和错误。这就更需要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在阅读中，认为有疑问、有缺陷的文章，对自己发现的每一个问题，都要找相关的资料认真加以比对、核实，直到弄懂问题、认为准确无误，才在意见表上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因为怕提出的意见幼稚或者低级，在老师面前丢人。更重要的是《前线》同志们的精神在激励着我，与其说我是在评刊，不如说是激励我不断地学习，以使我能更好地履行一份责任。如果能因为我的微薄之力，使《前线》越办越好，也不妄《前线》在我成长道路上的帮助，不妄《前线》的领导、朋友们对我的一份期望。

回想当年，梦想有一天能够承蒙《前线》编辑的教诲和帮助，而今梦已成真。有梦是幸福的。

(作者：北京市丰台区党史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