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起草的三个中央《决定》”

    每次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进而实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是在党的领导下，主要通过中央的重大决策、决定自上而下推动。同时，通过改革开放的试验，自下而上推开。

　　改革开放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很突出。30年经验、教训都很深刻，不能再走回头路。

　　

　　我先后参加过六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有三个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对推动中国改革起了关键性作用。

　　1984：《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突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第一个是在1984年。当时，解放思想冲破了“左”的干扰，农村改革取得突破，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实现前所未有的大丰收。但在城市，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存在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分配平均主义、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四大弊病，使经济失去活力，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这个阶段，有人认为利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主张“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原来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小平同志评价很高，称之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1984年的《决定》有什么重大突破？过去大家知道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这次提出了“商品经济”概念，很不容易。此稿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先后八次与起草小组座谈，共同修改。我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从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看，什么时候我们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重视商品生产，哪个地方经济就较有活力，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广东最典型了。所以可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句话之外，再加上一句“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但是，也有人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主要担心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怕变成资本主义。经过中央反复征求各方意见，最终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入《决定》。“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等观点逐渐被部分人接受。

　　当然争论并未停止。比如我最早提出“用经济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的建议，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在20多年前是一件大事。当时匈牙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搞改革，取消了指令性计划，遭到猛批：“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可是我去东欧考察，比如在捷克，“Bata”皮鞋本是捷克名牌，后来搞了计划经济，没名牌了。因为计划部门根据当时该国1600万人口，按每人2双鞋计划，总共3200万双，然后把指标分到各鞋厂。结果生产出来的皮鞋人家往往不要，而人家要的却没生产，一方面大量积压，一方面又大量短缺。为什么？皮鞋这类消费品讲究个性化，男人跟女人、城里人跟农村人、收入高的跟收入低的、大人跟小孩都不一样，你千篇一律按每人2双做计划，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

　　1993：《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突破——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

　　第二个是在1993年，即当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根据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明确了，怎么建立？当时心中没数。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是研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几经讨论，认为必须建立“五根柱子”：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多层次的社保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负责起草该《决定》的市场体系部分，一起参加的有郑新立、张卓元同志。这个《决定》第一次把资本市场写上去了。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提“资本”二字，怕“资本”跟“资本主义”画等号，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只能说“资金”，“资金利用”、“资金周转”。其实，资本是生产要素，不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社会主义同样要利用资本这个要素。

　　当时关于提“劳动就业市场”还是提“劳动力市场”有不同意见。我坚持要理直气壮地提出劳动力市场，可有人说：“劳动力怎么进入市场呢？这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后来中央专门开会讨论《决定》，我有幸列席并发言。我说，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有五条理由：第一，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劳动力进入市场是劳动的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第二，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如果劳动力这个最活跃的要素不能进入市场，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很难建立；第三，不开放劳动力市场，我们的就业压力解决不了；第四，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第五，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值得高兴的是，“劳动力市场”最后被写入了这个《决定》。

　　2003：《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突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第三个是在2003年，就是当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当时有人认为，我们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搞得差不多了。中央及时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这个《决定》有几个创新点：

　　第一，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第二，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第三，提出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原来在“重要力量”后面还有“和生力军”四字，我提出“重要力量”就行，“生力军”可以不写了，因为有些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了主力军，例如就业问题，4/5是靠非公有制经济解决的，最后就把“生力军”删去了。

　　第四，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第五，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论断。

　　体会：每次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

　　总结自己参与起草几个《决定》的经历，我有几点体会最深：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每次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进而实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个巨变也来自解放思想。例如，当有人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计划经济回潮时，小平同志大声疾呼：“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并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在计划与市场的激烈博弈中，小平同志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中国改革开放是在党的领导下，主要通过中央的重大决策、决定自上而下推动。同时，通过改革开放的试验，自下而上推开。改革的目标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步明晰的。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为了使人民富裕起来。所以，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应由人民来分享。

　　——改革开放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很突出，你问姓“资”姓“社”，他问姓“公”姓“私”，标准往往停留在本本上，停留在老祖宗说没说过。比如搞股份制，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后来就去找经典著作上有没有。幸好，马克思对股份制有过论述，这才有了勇气去推行。反过来看，假如马克思没讲过，怎么办？我们对老祖宗太苛刻了，哪能要求他预言100多年以后的事？中国经受过农村困难时期，不准农民养猪养鸡，不准有自留地，不准有农贸市场，更不准养牛，牛是生产资料。本本上说，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因此牛要公有。这些今天成了笑话，但也说明改革开放的艰难。30年经验、教训都很深刻，不能再走回头路。 

    本报记者  龚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