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京市的发展战略，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三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人文北京”是“三个北京”的主导，其内涵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文观。
“人文”一词与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语源关系，是一个与中世纪神本主义相对的概念。人文主义的核心是尊重人的价值，倡导人际关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早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的历史地位予以了高度评价，但也深刻指出了其历史局限。马克思主义把人的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核心，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渗透着人与人的关系，因为人要在自然界生存，必须结成以生产关系为中轴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中渗透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要结成稳定的社会关系，最重要的是正确处理物质利益关系。因此，要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之，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关于人的研究从未达到如此高度。
综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可以看到，社会发展史和人的个体发展史都是他们对人类历史所作的抽象。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把社会的发展看成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认为社会是自然界发展总体进程中的高级部分。虽然处在社会历史中的个人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生物学意义上的社会存在物，但只有承认个体的发展，才能坚持社会发展的物质属性。社会各个阶段的发展，要以相应时代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各种社会形态都是人类活动合力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又反过来对人的发展形成推动和制约。因此，社会发展史和人的个体发展史是一致的，只是抽象的角度不同，所得的图式不同。个体能力的循序发展与人类整体的历史发展具有同一性，正如生物在胚胎中的个体发育与该物种在历史中的整体进化具有同一性一样，这是偶然和必然的辩证关系。
由于现实的人并不是没有差别的“人”，他们总是处于不同生产力背景之下并受到特定生产关系的约束，因而从历史的角度把握人的需要的演变，有利于更透彻地分析人的个体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个体发展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人对人的依赖阶段，这个阶段是自然经济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组合完全以血缘关系和绝对的人身依附为纽带，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原始的亲和性，不过，这种亲和性是以牺牲大部分人的个人价值实现为代价的。人的本质力量间或有所表现，但总的来说，人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第二个阶段是人对物的依赖阶段，这个阶段是市场经济阶段。在这个阶段，分工和交换成为社会组合的纽带，社会关系得到全面建立，各种需要得到深入发掘，专业能力得到充分增长，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原始亲和性被完全撕裂，个人自由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张扬，但多数场合中人的价值蜕变为物的价值。这个阶段是个体发展的必经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人的全面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自觉经济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摆脱生活资料匮乏的状态和消除各种灾害的侵袭，在自然中实现自由；二是摆脱人的异化状态，在社会中实现自由；三是摆脱意识的盲目状态，在思维中实现自由。自然中的自由既是基础也是目的，社会中的自由是手段，思维中的自由是前提。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觉生产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曾这样诠释：“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排斥人文主义思想，而且给人文主义思想赋予了真正的内涵——人的全面发展，真正的人文主义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自觉和谐。这也是“和谐社会”的立论根据。
建设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得到的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代条件下的实践结晶。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就提出了奋斗目标：建设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化上先进的新中国；20世纪60年代又把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进入新时期后，对“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进行深化，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和发达社会的两步战略构想，并启动了小康社会建设。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既定目标的合理延伸和必要创新，它既包含人与人的和谐，也包含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观。
就本质而言，“人文北京”也是“和谐北京”。 “人文”这个概念与“人文科学”概念相联系，但人文科学不直接等于人文主义思想，它是人文主义思想的载体。所以，理解“人文北京”，要防止把“人文”作简化理解，即仅仅把它理解为对历史文化载体的传承。毋庸置疑，北京的现代化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必须立足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要积极发掘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陶冶社会情操。但是，历史文化的根基不仅在于形式，而且更在于内涵。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是“和”，在这种价值取向下才有雅致与粗陋之分、高尚与低鄙之别。
按照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人文北京”理应成为“三个北京”建设的主导，其内涵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在自然中实现自由，实现自然界自由的第一要义是有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抗御自然和社会突发事件的能力依赖于物质力量的状况。虽然社会发展指标中需要摈弃GDP至上主义，但如果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人文关怀。人在自然中实现自由，不仅要消除生活资料的匮乏，还要消除灾害的侵袭，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所以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的力量，实行科学发展，在经济生活中变粗放型增长为集约型增长，以不破坏基本的生态功能为限来获取财富，中心是正确处理天人关系，使人得到真正福祉。这是“人文北京”在自然中实现自由的主导作用。
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消除异化，在社会中实现自由。“异化”现象的主要含义是，人的本质力量外化之后成为人的对立面，包括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前者指人的劳动成果遭到剥夺，从而成为自身的桎梏；后者指人把本质力量的实现，仅看做放纵性欲望的实现。两者的共同点是财富成为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群体对立和资源破坏都是异化的表现。社会发展固然要有科学技术作为基本动力，但如果技术力量沦为异己的手段，就失去了解放人的意义。资源环境的保护，如果不以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为目标，要么会陷入极端保护的泥沼，要么会变为形式主义的作秀。这是“人文北京”在社会中实现自由的主导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要以思维中的自由为前提，在思维中实现自由不仅要依靠自然科学，而且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过去谈论科学主要是指前者，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却不以为然，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前者失误导致的是战术性失误，而后者失误导致的则是战略性失误。历史上的战略性失误不能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的无用，而恰恰代表它们应该受到重用。国家和城市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素质的发展，而人的素质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精神萎靡、理想欠缺，科技创新必定不足，资源利用必定低下,人际关系必定失调。解放思想，核心是校正人的价值观念、发掘人的本质力量。这是“人文北京”在思维中实现自由的主导作用。
总之，建设“三个北京”，要把“绿色北京”建设放在基础性地位，把“科技北京”建设放在动力性地位，把“人文北京”建设放在主导性地位。这样，“三个北京”的建设成为一个有机体系，不仅有利于理论完善，而且有利于实际操作。□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