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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刘国光教授日前在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上，以“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考”为题，作了近一个小时的演讲,他认为，进一步重视公平问题的时机条件已基本成熟。
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20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非常见效。于是，经过10多年的改革，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但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这两者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改变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处于“兼顾”的第二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共产党向来主张社会公平和公正。为什么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把公平放在兼顾的地位呢？刘国光指出，这与我国经济长期落后，难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众多社会矛盾有密切关系；也与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有密切关系。这种形势迫使我们积极进取，尽一切努力增大我国的国民财富和综合国家实力，所以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时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与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样就把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效率也就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另一方面，制约我国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当时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的影响。为了更快地提高效率，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就必须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
因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是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聚敛财富的过程辩护，这就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了。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
刘国光认为，现在是重新考虑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时候了。邓小平在1992年时，就前瞻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现在，反映分配公平的基层系数客观上还处在上升阶段，如不采取措施，则有迅速向两极分化和向承受极限接近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从现时起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可以第一步逐步减少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以后再逐步降低基尼系数的绝对值。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现在就可以开始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组合”过渡。
刘国光认为，突出提出和解决邓小平提出的问题，进一步重视公平问题的时机条件已基本成熟。因为经过20多年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现在，我国居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并向全面实现小康水平过渡，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可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
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加大公平的分量，但这样做，并不是要回到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老路上去。中国改革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很少人想回到大锅饭的旧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理念和运行规则的深入人心，经由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的高收入和扩大的收入差距，已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认同和接受。引发不满的是体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体制内由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规范收入。人们希望的无非是调整和纠正这些不公平现象，用再分配杠杆适当缩小贫富差距，而绝不是想触动那些合理合法的高收入。因此，强调社会公平谈不上会重新唤起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使改革开放以来达成的共识受到冲击。残余的平均主义要继续清理，但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已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在分配天平的另一端，需要适当地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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