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讨论中，一些热衷于推销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采用的是抽象掉一切具体性的手法，而这种手法，本质上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实行思想统治和价值渗透的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一个趋势，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虽然任何统治阶级都力图以全社会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都使用抽象普遍性的思想观念，然而真正实现了用抽象的普遍观念作为思想统治形式的却是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经济过程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劳动抽象化，“劳动一般”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与劳动的抽象化相一致，商品的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成为生产的目的，人在这一经济过程中被物化就在所难免。物化的结果是资本的人格化和工人的非人格化，金钱成为万能的神，人们只能对它顶礼膜拜，一句话，人的社会性存在被遮蔽了，资本对于劳动的奴役关系被颠倒了，人被抽象化了。

　　马克思曾把负载着特定生产关系的人称作该社会的“自然基础”，毫无疑义，“抽象的个人”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基础”。“抽象的个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唤醒个人、解放个人并使之获得独立性的同时，又因“物的依赖关系”而彰显人的“物性”、隐藏人的社会性，致使个人自我封闭和自我孤立的产物。作为客观存在，这种个人本能地崇拜“自我”，把个人视为人的唯一存在和终极实体，把个人等同于“人”；而作为主观存在，这种个人本能地崇拜“抽象观念”，把个人权利视为“人权”，把自我价值视为“普世价值”。自由个人主义就是其典型意识形态。就思维方式而言，由于无法正确地提出和解决“普遍观念”的形成问题，“抽象个人”只能在“思辨的抽象”和“单纯的直观”这两个极端徘徊，这也是其无法超越的狭隘眼界。由于是植根于社会主体自身的局限，因而感性和理性、现象和本质、个性和共性的断裂，在资产阶级社会就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从思辨的抽象和单纯的直观到“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不仅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更是历史主体和阶级立场的转变。不突破资产阶级狭隘眼界，不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不可能超越抽象的人及其思维方式。

　　因此，当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高举人的解放的旗帜打出“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性话语时，虽然也是一切为获得统治权的阶级所必须采取的手段，却也充分预示了这个行将成为统治阶级的阶级将采取何种思想统治形式，以及这个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所在。社会关系的普遍化以物化的方式实现，使得抽象普遍性观念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形成中起着重大作用。如果说，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恩格斯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6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话，那么“抽象的个人”和“普世价值”则是资产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彻底的形式；如果说，马克思在政治领域的根本变革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取代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话，那么他在哲学世界观上的革命变革，则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现了从抽象的个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说明，解决抽象的人的问题，本质上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社会的革命变革问题。

　　抽象的个人和抽象的普遍观念（“普世价值”）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有效方式，就因为从抽象的人出发，无法做到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和超越，人们似乎只能在同样毫无出路的两极徘徊：要么屈从现实，把现存社会关系视为“只能如此”的“自然秩序”，此即诉诸“单纯的直观”的产物；要么脱离现实，满足于在自己的“想象中”超越和改变现存的一切，此即诉诸“思辨的抽象”的结果。这就是人道和科学、理想和现实相悖的深层社会背景。也就是说，两个极端对于现存的态度虽有差异，但其思维方式都是“抽象的”，其结果都是“解释世界”（即用不同方式承认现存）。说到底，抽象的人把历史活动主体抽象化（似乎存在着亘古不变的“个人”主体），把历史动力抽象化（似乎一切进步根源于普遍观念和人性诉求），把历史任务抽象化（似乎“解放”就是某种抽象观念的实现），因而一切变革不仅不超出资产阶级统治的范围，而且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成为一切变革的范本。历史在抽象的人中的确是“终结”了。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从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上提出，从辩证法的精髓、矛盾的对立统一上解决个性、共性关系的，而决不是从“常识”或“经验”上去讨论这一问题的。所谓从常识上看问题，就是依赖感性直观，把个性、共性的统一视为当然的，把“普世价值”的存在视为当然的，以为仅靠经验和直观就能解决个性、共性的统一问题。实际上，“常识”眼中的共性，往往只是不同事物最为表象的“共同点”（如男人都有胡子、女人都有辫子一类），并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即对“普世价值”做具体分析，揭示其存在或不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据。其实，事物的本质往往隐藏在现象的背后，仅靠经验难以把握；历史的规律往往隐藏在事实的背后，仅靠经验难以发现；普遍的观念往往不能还原为感性存在、仅靠经验难以证否；如此等等。这充分说明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长期争论不休并非空穴来风，没有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奠立，根本无法超越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更为根本的是，没有唯物辩证法，就无法打破“思辨的抽象”和“感性的直观”这个二律背反，无法冲破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思维的桎梏。

　　列宁曾把“必须具体”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9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但是，要做到具体，首先要创立能够“具体分析”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以及相应的概念、范畴，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及其基本范畴，最为主要的是“生产关系”、“工人阶级”、“共产党”等核心范畴。有了生产关系的概念，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才得以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社会变革的源泉才得以揭示，对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分以及深入每一社会形态的具体分析才得以可能。有了“工人阶级”的概念，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解放才有了现实的实践形式，冲破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的具体分析才有了实践的历史主体，批判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才有了实质性的具体内容。有了“共产党”的概念，真正区别于一切旧式政党的、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最高政治形式才得以确立，工人阶级作为自为阶级和历史主体的领导作用才得以实现，足以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抗衡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才得以实践。可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是任何人、任何思想体系都能做到的，其实质就是实事求是。它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世界观的特质和活的灵魂，其锋芒所向，直指资产阶级社会的抽象性，根本颠覆了作为“普世价值”的资产阶级思想统治。因此，“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显然，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理想信念和“普世价值”的幻觉是根本对立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摆脱抽象的普遍观念的束缚，“让思想冲破牢笼”，决不是否定理想信念的作用，更不是否定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所具有的道义力量，以及其可以获得最广泛认同的世界历史意义，但这不是“普世价值”，而是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理想信念。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唯物史观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之上，建立在剩余价值学说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再现之上，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历史地位及其解放条件的准确把握之上，因而不是虚幻的想像，而是真实历史必然性的认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0—50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从中不难得出结论，缺乏“真”的道义力量是软弱甚至有害的，“真”和“善”的统一才能真正赢得群众，才是真正不可抗拒的力量。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