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强大动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继邓小平在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发展进行战略调整后，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它标志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又一次新的飞跃。

　　一

　　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安全具有特殊重要性。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就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着眼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定位。他指出，我国在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 在这一定位上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完全必要。

　　但是，毛泽东由于将其两个富有创新性的观点推向了极端，致使其在意识形态的把握上出现了重大的偏差：一是他正确地看到舆论是革命的先导，取得政权是新生产关系大规模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大发展的条件，但是，当他把这一观点无条件地推向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时，就无疑地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无疑地脱离了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真实。他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一概括基本上符合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的历史实际，但需要明确的是，意识形态（舆论、观念、思想等）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根本在于它执行了生产力的嘱托，而这一点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大致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是有时效性的，主要在社会革命变动时期，并非通常如此；即使意识形态等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矛盾主要方面，而必须始终围绕为之服务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否则必然遭受挫折 ；一旦进入社会和平发展阶段，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建设；等等。如果忽视了这些前提性条件，把意识形态始终视为引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二是他正确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因此必须牢牢把握思想领域斗争的主动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不但如此，由于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可能会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哨阵地，从而危及革命成果的全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毫无疑问，如果孤立地着眼于“谁胜谁负”的斗争，就难免置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于压倒一切的位置，因为这似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最后的斗争和关键之战。然而如果着眼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实际，就会看到阶级斗争毕竟已经是局部的、次要的社会矛盾，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说到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最终解决，也有赖于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社会全面发展，孤立地抓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正是没有从阶级斗争思维中转变，因而在其晚年片面夸大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必然片面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

　　二

　　在毛泽东以后，邓小平面对的历史任务不仅是结束“文化大革命”，拨正中国社会主义航船的航向，而且要面对正在逐渐显露出来的新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后来邓小平概括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特征。“冷战”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中心，意味着战争与和平、革命与战争的世界总格局正在改变，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也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竞争的重点。这实际上表明从十月革命以来利用资本主义危机通过一连串不间断的革命方式，促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相应的，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发生了第一次战略性飞跃。

　　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题。因此，适应时代的变化，正视时代的挑战，表达时代的呼声，是意识形态能够成为社会的“水泥”和“黏合剂”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就是执政党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路线。邓小平正是这样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他在谈及“文化大革命”教训时，突出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丢弃和背离这一精神，势必“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受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 。因此，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是面对实际的需要，也是重塑党的形象的首要环节。在他当时看来，围绕着“形象”问题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变革主要有三大课题：第一，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足以打动人心、把握政治大局的核心理念，奠立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意识形态的基调。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的著名报告，可视为这一课题的重大突破。第二，解决传统和当代的平稳对接，保持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以及形象上的统一性。这里的关键在于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明确指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不仅“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 。他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因此，党的形象的重塑实际上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三，围绕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进行价值重组，努力体现当代中国的创业新形象。他为此呼吁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以上几个方面虽然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有所拓展，却体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格局。但是，这一次意识形态的战略调整，主要在意识形态的整体定位上，意识形态自身的诸多矛盾关系及其新变化，并没有真正涉及。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摆在突出的位置，并明确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特征的时代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民族精神为精髓以及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四位一体”的价值体系。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视角看，此举传递了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若干重大创新信息，是继“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全局后又一重大战略性转变。这一转变是在深刻把握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以及认真吸取国内外意识形态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阶段性特征日渐清晰，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机遇大于挑战的总形势日趋明朗。在这样的历史大格局下，意识形态领域正在发生三大新变化：一是意识形态的感性化趋势。文化要素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逐步由主要通过政治方式，向以文化为主要表现力的综合方式转变。作为意识形态内核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日益与文化结缘，更多地借助文化和道德力量获得更加广泛而卓有成效的传播，逐步内化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二是意识形态的学术化趋势。当前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标签的刚性特征正在逐渐被学术研究的理性话语所替代，意识形态日益渗透到学术研究之中，通过学术思潮、学术话语等加以表达，通过学科建设和国民教育体系扎根，二者日益融合。三是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趋势。各种意识形态以其特殊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符号，以长期潜移默化的功能作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体现着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

　　总之，在当今世界，一方面“再意识形态化”有所表现，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倾向有所增强。适应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不仅是有效发挥意识形态自身作用的需要，更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国科学发展的需要。这样，我们就必须深入到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矛盾关系中，把握其变化规律。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现实针对性来看，可以提出至少三个“两点论”及其具体关联性判断：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迅速提升，但国家“软实力”的建设相对滞后；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标志的党的理论创新生气勃勃，但这一理论创新成果的大众化、普及化以及国际化相对薄弱；三是文化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但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增长更为迅速，文化供给（尤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对不足。这三个“相对”，是我们把握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视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意识形态基本矛盾关系认识的一个重大飞跃，同时又提出了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三

　　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是通过不断地对是非、善恶、美丑进行泾渭分明的区分，使自身的价值得以彰显，从而获得广泛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旗帜鲜明理所当然，模糊界限就意味着消亡。但是，在这一严格的划界过程中，是不断地“扩容”，还是不断的自我窄化？我们的教训之一，就是片面着眼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日渐萎缩与僵化。必须看到，一般地说，包容多样不仅是社会和谐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精神发展所必需的文化生态，因而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真正发挥作用的需要。特殊地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是自我封闭的僵化体系，它不仅要从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同时也必须从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中吸取营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道德精神扩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趋势。

　　在这一新认识基础上，我们又必须面对两大新挑战：一是在涵盖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庞大体系中如何体现“核心”价值？我们必须从中提炼出与人类文明同进步、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同根源、与科学社会主义同命运的核心价值观，通过不懈的努力使之成为人民大众的自觉追求，才能真正凝聚人心和引领社会思潮。具体地说，文明既不能完全排斥自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因为它们确实有两重性，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人类一定时期的共同追求，但决不能照搬。这不仅因为这些口号总是同资本主义的制度架构相联系，因而具有局限性以及一定的欺骗性而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断揭露，更因为社会主义作为必然要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生事物，不仅要逐渐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要不断创造出更能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思想文化成果，尤其是核心价值理念。正是出于这一思考，我尝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以下五点：第一，劳动优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概括为“劳动的解放与复归”，这也是全部人类文明发展的起点和归宿；第二，人民至上，“人民”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价值观特有的词汇，“人民至上”的价值观是由我们的国体、我们党的性质等根本制度决定的，同时也体现了高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追求和人性关切；第三，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最为吸引人的口号之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其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具体体现；第四，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之所以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形式公平，就在于其不仅保留了并改进了形式平等，又增添了后者所没有的具有丰富内容的事实平等。第五，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而全面、阶段性和终极性相统一、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相一致，使得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仅区别于而且高于资本主义的“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

　　二是当我们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原则时，其批判性原则就必然遭遇新挑战。我们今天随时可以看到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象，从各种“左”和右政治思潮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属性，到社会生活中各种根本颠覆真善美和假恶丑价值取向的现象，有的已经非常严重，令人忧虑。然而问题还不在于此，错误思潮和不良社会现象的存在不是新情况，现在的问题在于当“宽容”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时，“批判”就必须为自身的存在寻求辩护。“谁有资格批判”往往成为一切批判的前置性条件，当人们无法理直气壮面对这一质疑时，一切批判就无从谈起。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等待各种过错者的“良心发现”，或者是等待其自生自灭。这就是今天许多正常的政治批评、学术批评无法展开的深层次原因，也是我们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性社会思潮所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四

　　虽然关于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统一在今天受到种种质疑，然而毫无疑义，意识形态区别于宗教的显著之处，就在于它依托的是“科学”，而不是“心灵”。 所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历来凸显其科学性特征，强调依靠理论的彻底性说服人，依靠真理的力量打动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 但是，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化体系化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作用机理本质上是情感认同，真理性认识也要通过调动激情的方式才能奏效。换言之，通过很感性的方式表达很理性的观念，是意识形态进入大众“头脑”的通道。在今天，意识形态感性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说服力的挑战十分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更加注重理论彻底性的同时，尤其要注重实践方式的创建。虽然理论学习、思想教育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但其如何进行更贴近生活和群众的改进，已成为形势所迫。此外，我们还必须大力拓展其他可以负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方式，尤其在与群众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化消费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爱国主义、荣辱观这些本质上是道德情感的内容包含其中，表明我们在应对当代意识形态新变化上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其突出建设的要求，预留了实践创新的广阔空间。

　　我们在这方面遭遇的新情况，主要是由当代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所引发出的“非意识形态化”倾向，导致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的消解，从而为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打开缺口。在今天，政治厌倦甚至是政治虚无的情绪比较突出：许多人不仅躲避政治，而且妖魔化政治；一些人习惯地用“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认其根本属性就在于“不问姓社姓资”；文艺界的一些名人公然声称文艺作品只有“好看”和“不好看”，而没有什么“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等。“非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抽象人性论的泛滥。把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归结为抽象人性（良知、爱、同情心、容忍等），把人性不仅视为超阶级、民族、历史阶段的抽象存在，而且视为可以创造一切“奇迹”的神奇力量（例如可以改变物种本性，使“狼爱上羊”一类），是今天许多文艺作品（包括一些被认为是较优秀的作品）的通病。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反对讲人性，但有两个“底线”：一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性就不是“均匀”地分布在每个个体上，而是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呈现出不均衡状态，因此，讲人性和阶级分析并不对立；二是人性并非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相反，人性的修复和不断完善，有赖于社会的改造和历史的发展，因此，讲人性必须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

　　抽象人性论的泛滥必然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张扬。现在确实存在一种倾向，即把“以人为本”、“生命最宝贵”等现代社会的价值共识引导到“个人本位”以至个人主义价值观，使之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相对立。实际上，即使以“个人为本”，也有一个如何看“个人”的问题，不是必然地就会得出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结论。比如，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就得出结论，个人的最小构成不是“一”，而是“二”，因而个人的最高价值不是“自我”，而是“类”，即体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主义。 从个人主义价值观出发，就得不出“自我牺牲”，也形成不了高于合理利己主义（在此基础上只有所谓的“交叉共识”或“重叠共识”）的共同理想，而这两条恰恰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必须大力倡导的。事实上，正是“牺牲”精神构成了“汶川抗震救灾”十几万人民解放军官兵的精神之魂，而高于合理利己主义的共同理想则是我们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障。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五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集团性话语，它并非个人从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本质确实是“灌输”。但是，最佳的“灌输”是使国家的需要转化为公民个人的追求。“国家，不管哪个阶级是统治阶级，均要以力量与和谐作为支柱。和谐达到足够水平的那种状态，葛兰西称之为领导权。领导权并非凝固的、一朝达到就永远不变的状态，而是一个细致的、动态的、不间断的过程。同时，‘国家是罩上强制的装甲钢板的领导权’。换言之，强制只是装甲钢板，而其内容才更加重要。不仅如此，领导权所要求的，不是一般的和谐，而是友善的（积极的）和谐，在这种状态下，公民所希望的，正是统治阶级所要求的。” 反思我们过去的意识形态“灌输”，教育和支配的目的性太明显。如果说这一方式在需要高度统一意志的革命年代还能奏效的话，那么在个人和个性问题非常突出的现代社会，国家意志必须转化为个人意志并通过个人意志发挥作用，才是最有效的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本质上属于个人道德自律的荣辱观纳入其中，表明我们意识形态建设的落脚点已经从偏重“外部”灌输转向注重“内外共生”。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虽然实际上是一定利益集团的观念表达，然而其最具渗透力和影响力的方式却是让思想穿上“普遍性”外衣，才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人类性、全民性诉求形式下的集团性思想和利益表达，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然不能排除人类性话语，不能孤立、抽象和无条件地使用阶级性话语，而必须根据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把阶级性话语和人类性话语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当然也不能拒斥阶级性话语，孤立、抽象和无条件地使用人类性话语，纠缠于同资本主义大打“普世”牌，比谁的迷魂汤威力更大，这肯定没有出路。

　　我们今天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以下三点是基本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并不笼统地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指明它的基础在于人类共同利益，如果缺乏共同利益的支撑，“普世价值”只能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或幻想而存在（例如关于“世界大同”及各种乌托邦的追求），不具有真正的意义。二是由于阶级社会的利益分化（从世界范围看，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超越这一历史阶段），人类性话语和普遍利益的现实表达只能通过处在上升时期新阶级的阶级意识，“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 而工人阶级由于根本区别于以往的任何阶级，因而开拓了一种通过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表达人民性乃至人类性的现实可能。三是在今天，通过否定阶级性话语而抽象地谈论“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西方话语霸权的表达，是其“西化”、“分化”我国图谋的具体方式，也是当代中国产生价值混乱的一个根源，其目的是割断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例如，我们把夺取这次特大抗震救灾的伟大阶段性胜利首先归结于“制度优越”，因而要唱响“六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可是就有那么一种力量，努力把抗震救灾的胜利抽象化为国际社会慈善行动的胜利、尊重生命和个人价值的人性胜利，摆脱了一切主义纠缠的“普世价值”的胜利等，就是避而不谈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确实就在于如何把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及时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虽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今天更多地遇到了人类性话语的挑战，但我们还是必须坚持阶级性、人民性以至人类性的统一前提下应对，而不能通过淡化阶级性大谈抽象的普世价值。可见，在“四位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始终是灵魂。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要加强对于这个“体系之魂”的认识。

　　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适应人民群众对于先进文化的需求而提出的，目的在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因而它必须体现时代潮流、时代精神和时代发展，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同时，意识形态要渗透到社会生活，成为社会的“黏合剂”和“混凝土”，必须具有大众性和广泛性。以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性方面的一个缺陷，就是所谓的“曲高和寡”，可操作性不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扩容”和“分层”的方式，取得了先进性和大众性相结合的大突破。“四位一体”不仅是“扩容”，同时也是分层：马克思主义指导作为这一价值体系的灵魂，不仅是内核，而且其主要对象是共产党员，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不仅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全国人民最大的价值共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仅为国内人民所认同，也被海外华侨广泛认同；以改革创新为特征的时代精神为当代人类所认同，实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与世界文明潮流的对接；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荣辱观，主要对象是个人，目的在于增进每一个人的道德自律。这种层层递进、“分层”实施、各有侧重而又点面结合的价值体系，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分层实施从其挑战性后果看，就是可能使“分层”变成“分割”、造成主流价值观自身的“多元”、“多样”、“多变”，从而消解马克思主义。不难理解，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作“西化”或“儒化”的解读；不与社会主义中国相联系，爱国主义就会窄化演变为狭隘民族主义，或者泛化演变为复古主义；不与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相联系，改革创新就会演变为割断历史的虚无主义，或者演变为“全盘西化”的洋奴哲学。这样看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实际上就包含着双重引领：就其内部而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能有效整合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各组成部分，使其真正成为整个价值体系之魂，并使整个价值体系成为有机整体，而不是松散的“板块”；就其外部而言，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有效整合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使整个社会精神生活在多元文化生态中健康向上、充满生机活力。前一引领主要是“体系构建”，后一引领主要是“功能发挥”，两者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一个互动的开放过程，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文化良性发展的强大动力。（注：本文为国家社科规划重大项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研究”（07&ZD034）阶段性成果。）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