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07日 星期四
从解放思想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侯惠勤              日期:2013-04-16               阅读:4182 次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牢牢把握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之处,既是最为紧要的事情,又是最容易发生动摇的地方,需要特别认真地加以领会。其中,关于“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论断,尤其需要首先全面理解和深刻领会。

  一、关于解放思想是“一大法宝”的基本内涵

  我党的历史上,毛泽东1939年首次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三大法宝”的论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论断,基本上沿袭了毛泽东关于“法宝”的用法,即解放思想是我们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基本关系、基本历程、基本经验,立足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第一位重要的问题。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主要为恢复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事求是,因而具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功效,那么今天则要进一步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在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新特征的形势下,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胜利。因此,解放思想在今天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今天要走的路,从走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道路,到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体现了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因此,我们所面临的矛盾就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新”。许多矛盾不仅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也是全球性问题,如环境生态问题、人类持久和平问题、消灭贫困和实现社会公平问题、人自身的价值依托和精神出路问题等等,均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必须总结我们自身的实践经验并广泛地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进行探索,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二是“深”。所有的重大矛盾都是深层次的矛盾,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和某些根本性的利益调整,具有敏感性、尖锐性和攻坚性,如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更为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不仅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更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需要高瞻远瞩和伟大气魄,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三是“杂”。我们必须解决的矛盾大量是积压式、交叉式矛盾。由于我国现代史的跳跃式推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使得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历时性”方式呈现而在我国以“共时性”方式突现的矛盾具有集约化的特点,如早期工业、中期工业和新兴工业三个阶段的产业并存,中等发达、初步发展和欠发达的区域并存,以及“未强先大”、“未富先老”、“未发(资源)先枯”等,都需要高度智慧和大局观念,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综合改革。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根本一致的,都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但前者更注重振奋精神,而后者更强调尊重实际。我们今天突出解放思想,就是要求全党保持邓小平所一再希望的那样一种精神状态:一是开动脑筋、勤于思考、破除迷信、振奋精神;二是认准方向、敢干敢闯,勇于探索、允许试验(包括允许失败);三是尊重实践、善于总结、敢于走新路、不走大弯路。应该说,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保障。

  二、解放思想对于进一步统一全党认识的特殊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思想旗帜,在这一问题上,全党还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而解放思想则是深化这一认识的关节点。从根本上说,解放思想是两个“统一”:一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亦即邓小平所指出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理论创新相统一,即邓小平所说的:“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因此,反对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割裂,反对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相割裂,就是我们所坚持的解放思想的基本原则。

  解放思想的两个统一决定了它所体现的三大特征:一是客观性或科学性原则,二是创新性或先进性原则,三是人民性或党性原则。

  就客观性原则而言,我们所讲的解放思想,不是浪漫主义的空想,而是实实在在的道路选择,是以尊重客观实际,以是否可行、是否走得通为前提。毛泽东1940年指出:“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诚然,这是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无论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今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坚持基本价值不认同,基本制度不照搬,基本道路不重复,也有其客观必然性。以基本道路不重复为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般都经历了先污染、再治理,先制造阶级对立、再缓和阶级矛盾,先扭曲人性、再进行人性修复的过程。如果说它们走的尽管是一条十分痛苦、代价十分巨大的弯路,然而毕竟最终还是走出来了的话,那么随着先发展国家当时的一些初始条件(如尚未出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没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强大外部压力等等)的丧失,我们如果重复照搬,必然是死路一条。

  就创新性原则而言,我们所讲的解放思想,不是虚无主义的解构,而是以真理性认识为基础的实践创新,在今天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的伟大事业。毛泽东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能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才能唤醒近代以来形同“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激发他们的历史主动性,从而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画卷。这种历史的真实,不是任何谎言所能够颠覆的。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先进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可能采取割断历史、片面否定的极端形式,其理论形态只能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统一,其基本形式只能是“结合”。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创新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结合”的历史,包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等十大结合,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的高度和眼界,而中国实际则是中国现实历史的具体阶段,由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进程,因而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要结合就要寻找“结合点”。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这样宽阔而精深的眼界;没有实践创新,就不可能在看似无路的地方走出一条新路。正是通过“结合点”把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统一起来,才使一度严重落伍的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上,重新开始其伟大复兴的历程。

  就党性原则而言,我们所讲的解放思想,不是抽象的精神自由,而是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改革创新。因此,以解放思想推动的改革开放必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自主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是自主创新,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改革创新的结果是国家分裂,民族解体,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前当“孙子”,那只能叫自我毁灭。二是首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具有“第一次”的特征,尽管它必然要学习借鉴别人,但其成果却必然不与任何已有成果相雷同,不是任何现成模式的翻版。仅此而言,停顿、倒退本质上是因循守旧,注定没有出路;而“全盘西化”即使行得通,也是生搬硬套、拙劣模仿,也没有以“改革开放”自居的资格。三是先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顺乎文明之潮流,体现时代之脉动,展示历史之未来,因而能够独领风骚、影响深远;如果只是历史回声的呼应,甚至是历史沉渣的泛起,结果必然是复辟倒退。

  三、坚持解放思想,必须既注意排除“左”的干扰,又注意排除右的干扰

  解放思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根本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一个不断排除对马克思主义错误干扰的过程。因此,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今天讲解放思想,同样也要既反“左”,又反右。今天和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时相比,“左”和右的表现都更具典型性。“左”的思潮直接指向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右的思潮则直接指向了共产党的领导,即所谓的“一党专制”。“左”和右都惊人地一致把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搞资本主义”,都极其相似地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左”和右的错误思潮之所以发生了共同的误判,就在于它们都以某种现成模式(“苏联模式”或“瑞典模式”)为参照系来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搞社会主义,不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到现成答案,在历史和现实中也找不到现成模式。如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在两个学习受挫(一是向西方学习走旧式资本主义民主革命道路受挫,二是简单套用苏俄“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道路受挫)之后才成功开创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以苏为鉴”的长期探索和根本扭转“文革”错误方向的基础上才真正开创的。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面对的不仅是结束“文革”,拨正中国社会主义航船的航向,而且要面对逐渐显现的新时代特征,这就是后来邓小平概括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冷战”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中心,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正在成为最大的政治,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竞争的重点。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并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的挑战,创建了一个回应新时代、新主题、新挑战,包含大量新探索、新思想、新论断的理论体系。其中有:从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前提的角度,解决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问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认识和解决中国现阶段基本矛盾的角度,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等。所有这些重要思想,都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所继承并结合历史新发展而不断创新。

  思想上“左”和右的片面性集中表现在对我国当前发展所面对的新阶段特征和挑战的把握上。“左”的思想从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僵化理解出发,把存在问题归结为对社会主义的偏离;右的思想用自由化观点,把存在问题归结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者都试图扭转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都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加以割裂。实际上,两者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我们共同的政治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崩溃、全盘皆输;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保持社会主义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活力不足、党败国衰,活力枯竭、亡党亡国。更重要的是,两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没有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是盲目的,没有改革开放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僵化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变(坚持)中有变(发展和创新),改革开放变(创新)中有不变(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我们党就是在对“两个基本点”动态平衡的把握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新阶段的最根本特征,就是十七大报告所概括的八个方面,包括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等。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使用的是进步和问题并存的句式,充分表明这是前进中的、发展中的、长足进步中的问题,不能把问题作为否定改革开放的根据,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以往党的发展思想的否定。实际上,转变可以是纠偏性的转向,也可以是审时度势、顺势转向,我们今天讲的转变发展思路主要指的是后者。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重视存在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思路、新举措、新尝试,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不是对以往发展的否定,而是在以往发展基础上提出问题、总结经验并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摒弃那种一谈创新、转变,就使用“从―――到―――”的极端化句式,防止新的片面性。

  四、从解放思想上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解放思想本质上不是一个敢不敢想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付诸实践的问题。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不仅是马克思的美好理想,也是他着眼于“生活的逻辑”,确立实践优先的原则。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首先发生,就使得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国家要面对三个“绕不开”和三大挑战。

  从三个“绕不开”来看,一是和资本主义的长期共存。由于革命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相对薄弱的外围地区爆发,对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不能产生根本动摇,不能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映,不能通过持续不断的暴力革命很快终结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并努力在建设的环境中实现竞争,积累力量以超越资本主义,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二是市场经济绕不开。由于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上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有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而要进入世界市场,市场经济就绕不开。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绕不开。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没有别的方式,只有通过与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接轨,打开国门搞社会主义,这就必须改革开放。

  从三大挑战来看,一是社会主义的多样化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差异极大的国家,不可能沿用统一的模式,必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能否解决社会主义的特色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这一课题,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二是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善于向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学习,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不被“西化”、“分化”,则是社会主义面临的又一大挑战。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因而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设想不同,它并不直接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这样,我们在克服急躁情绪的同时还面临着如何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考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直面这三个“绕不开”和不断回应三大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鲜明的改革创新性;特殊地说,中国更是在各种客观历史条件几乎不具备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每走出一步都必然凝聚着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创造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的基本轨迹就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走出“中国特色”。因此,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角度,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新发展的高度,才能真正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从邓小平才真正开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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