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07日 星期四
迎接“刘易斯拐点” 充分发掘人口红利
——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
作者蔡昉              日期:2013-03-11               阅读:4276 次

   我国已步入“刘易斯拐点” 

  记 者:今年以来,与发达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造 成的高失业率形成了鲜明反差,我国在劳动力短缺的同时,劳动力价格也呈上涨趋势。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省市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 上,一些省份超过20%。多家标志性出口制造业企业大幅提薪更是引发世界震动。各国媒体惊呼,廉价劳动力将不再是中国的代名词。请问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蔡 昉:民工荒、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这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 口,劳动力短缺的根源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速的下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中国整体上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即劳动年龄人口高速增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迅 速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

  目前,在总体上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同时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最终满足了农民工就业需 求的情况下,一旦出口恢复,大批订货产生大规模用工需求,加上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的增强,用工荒现象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从造成用工荒的原因来看,这代表 着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是2004年以来同一现象的延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记 者:请简要解释一下“刘易斯拐点”。

   蔡 昉: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或均衡的经济结构,最重要的转折标志,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把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 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因而导致工资水平的上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该转折点是通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刘易斯拐 点”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只出现一次的事情。中国自近代以来经济增长一个多世纪了,到现在终于出现了这一拐点。应该强调,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它并不只 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

  记 者:说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有何依据?

  蔡 昉:“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伴 随着两个标志性变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其次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 化趋势来看,我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大概从2010年到2015年都处在峰值阶段,接近于占总人口的72%,目前正处于“刘易斯拐点” 的进程中,这个顶点将出现在2015年,随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就开始逐年下降,到2030年占比将在67%左右。


 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发生,不可逆转 

  记 者:您根据“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得出我们享受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结论。请问什么是人口红利?

   蔡 昉:人口红利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理论概念,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少儿和老龄人口对劳动人口的比率即抚养比比较低,为经济发展 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的局面。在这个时期,如果有其他好的制度条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那么经济增长可 以得到一个额外的源泉,这个额外的部分就叫做人口红利。

  记 者: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什么具体的数据来说明吗?

  蔡 昉:简单地说,抚养比算是人口红利的指标,研究模型显示:人口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率就增加0.115个百分点。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可以把它看做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大概从2013年开始,我国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

  记 者:人口红利消失有没有一个突然出现的转折点?

   蔡 昉:人口红利持续到哪一年,其实没法说出准确的时间,只能初步判断说在逐步减少,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在下降,尤其是城市劳动力已经不增长,只 靠农村劳动力在缓慢增长。此后,稳定的、不再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还会维持几年。但是,即使在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的情况下,也不能简单地说人口红利消失。

  记 者:您说我国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依据是什么呢?

   蔡 昉: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1%略强,越往近看,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就会越慢,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会不再 增长。目前城市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农村,由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在减慢,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 据估算,农业剩余劳动力已经接近于吸纳殆尽,到 2015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数量,与城市新增数量持平,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比总人口负 增长提前10余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此消失。这个趋势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 率”的转变过程的结果。这个人口转变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发生的,不可逆转,甚至不能指望以生育政策的调整来改变它。


  “未富先老”不足为虑

  记 者: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在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前,一旦人口红利期结束,会陷入“未富先老”的境地。请问您怎么看?

   蔡 昉:人口红利期结束并不一定是坏事。恰恰是不发达的经济才有人口红利,发达经济都没有这个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结构发生 变化,最终走向老龄化,这是不可逆转的,是经济规律决定的。说到“未富先老”,其实早已经出现了。几年前,我查了一下数字,中国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 的1/4到1/5,而老龄化程度却是世界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比富裕程度高。但中国的事情从来都要体现中国特色,所以老龄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其实, 存在两种人口红利。第一种人口红利是纯粹从年轻的劳动力上面得到的,年轻的人口结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高储蓄率。第二种人口红利是指当人们变老了,会为 未来做储蓄,人们有了这种观念以后,无论是通过养老保险制度,还是通过自身的安排,会把这笔钱拿出来通过资本市场或其他投资获得收益。况且在一个好的人力 资本结构下,如果人口受教育程度很高,那么未来的职业和产业结构将更适合老龄人,社会没有觉得他们的价值会降低,还是很好的劳动者。

   有人担心,养老负担会越来越重。如果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在增长,将来一个人生产出现在三个人、五个人的产值,也是不成问题的。拿生产率高的发达国家和中国进 行比较就会发现,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比我们高很多,但他们人均收入比我们高,老年人生活水平也比我们高。至少他们的养老保障水平比我们高得多。这并不完 全在于富裕程度,更重要的在于生产率水平。

  我国人口红利未得到充分利用,大有发掘空间

  记 者:我们过去是否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

   蔡 昉:我一直认为有两种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还会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经研究发现,原来意义上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只用了一半,至少还有一 半的潜力没有挖掘。即使是在2015年以后,我国的劳动人口的总量也是很大的。就算这个比例占总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按照国际情况来比较,仍然是处在比较 高的水平上。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过去是不是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虽然我们已有一个好的人口结构,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前提是把它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如果说有一些制度因素导致还没有能充分发掘人口红利,那就只能说是打个折扣地利用已有的人口红利。


 记 者:怎样理解我们现在“只能说是打个折扣地利用已有的人口红利”?

   蔡 昉:尽管“刘易斯拐点”到来,但是我们过去的人口红利并没有完全充分利用。一是农民进城务工,主要转变了就业的身份和结构,从生产率比较低的务农转 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非农产业,提高了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这种职业的转换是不彻底的,是不充分的就业。他们中的多数仍然不是城市居民,仍然像候 鸟般迁徙,因此这种劳动力供给是比较残缺的、割裂的,不是一个非常充足的利用。二是在人口红利中,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就业转换,还有消费模式 转换。农民工作为消费者对产品市场的需求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由于他们不是城市居民,缺少社会保障等,他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还不是 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他们的消费对内需的贡献也没有充分反映出来。三是目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多的情况下是按户籍人口来安排的,没 有把农民工算在内。此外,包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农民工的覆盖率仍然很低,他们的贡献也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虽然大家都在说农民工需要社会保障,其实,农民工是一个年龄最小的群体,大部分还没有退休,他们应该是社会保障的净贡献者。现在还没有充分利用这部分人的人口红利。

  记 者:我国经济赖以增长的人口红利,关系着人口和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我们怎样才能充分发掘人口红利?

   蔡 昉:人口红利不是宿命的,而是通过创造条件可以人为保持和延长的。从时间上看,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足以在2020年以前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和社会发 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与此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教育与培训的扩大,未来还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长期支撑中国经济 增长。具体来说:

  一是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两个角度着眼,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新的 储蓄动机,保持储蓄源泉等,发掘和获得与第一次人口红利同等意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例如, 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和利用中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培训水平,把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质量优势等,都可以开发现有的人口红 利。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目前的家庭养老和现收现付(即老年人退休后靠正在工作者来养活)这两种养老制度,都不利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获取。还有一种积累型 的养老保障制度,在中国叫“个人账户”,则应该予以推广,它是未雨绸缪,为未来储蓄,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未来老年人口抚养比。这些改革我们现在就应该做, 最理想的状态是,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够自然衔接,没有出现真空现象。

  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动实 质的城市化,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在过去20年中,城市化速度大约为每年1个百分点,而近10年中则是每年1.2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来看,这 个速度是异常快的,难以持续。但是,目前依靠把农民工统计为常住人口的方式推进的城市化,由于割裂了劳动力市场,并不能保证劳动力的稳定供给,也不能启动 农民工群体的消费需求。如果以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改善收入分配为主要内涵的方式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延缓人口红利的递减过程。

   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可以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较 大。在东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仍然有较大的潜力,这为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后发优势。因此,通过把区域发展战略从政府主 导、投资驱动和重化工业化的轨道转向比较优势的轨道,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延续下去,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

  记 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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