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前线》一段有意思的因缘

说到我和《前线》的关系，有一件事是十分意外而又特别难忘的，这就是《前线》让我荣获了1994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论文奖。

《前线》创刊于1958年。当时我还是思想政治理论战线的一名新兵，它就成为我们年轻一代从事理论工作同志案头必备的刊物。这不仅因为当时政治理论刊物不像现在那么多，而我作为一个政治理论战线的新兵十分需要从它那里汲取营养，而且因为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尊敬的老师苏星同志当时就在《前线》编辑部工作。《前线》给了我很多教益，因此在我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声誉。但当时主要是作为一个读者同它有关系，是单方面的受益者。不幸的是在“文革”中它被迫停刊，我们这些年轻的理论工作者也因为失去了自己的良师益友而十分惋惜。当《前线》重新作为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我与《前线》多了一份作者与刊物的关系。特别是近几年来，编辑部几乎每年都向我约稿，而我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应编辑部的要求提供稿件。在这种交往过程中，我对《前线》的了解也逐步加深。

说到我和《前线》的关系，有一件事是十分意外而又特别难忘的，这就是《前线》让我荣获了1994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论文奖。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第一次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做出了科学说明，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指出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为了推动全党的学习，1993年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公开发表了经邓小平同志亲自逐篇审定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党中央组织了几期领导干部学习班，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脱产学习，每期学习班都有一两位理论界的同志参加。我有幸参加了其中一期的学习，不仅能够有较多的时间反复阅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认真钻研邓小平理论，而且多次参加小组到全班的讨论，从亲身参与实践邓小平理论的第一线领导干部身上学到了不少学校理论学习时学不到的东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了我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发表在《学习与研究》（后恢复《前线》刊名）上的《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这次学习的心得。

在学习过程中，特别深切地认识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革命过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时，多次讲到我们过去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还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同志十分赞赏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原因就在于这个文件“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已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诞生了70年以上，我国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也有20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如果说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可以从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史无前例的历史首创需要比较长的社会实践，需要从多次正反面经验的积累中才能深刻认识和掌握建设规律来解释的话，那么为什么说过去我们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呢？在什么意义上说过去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呢？

我的文章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学习体会。我理解，邓小平同志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从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一般原则是否了解和把握的角度提出问题的。邓小平同志是在深刻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怎样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的高度，对应当怎样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崭新的观点和方法。这就是鉴别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搞清楚与否的根据，不在于是否熟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论述，而在于能否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实践中得到始终一贯和充分有效的体现，在于是否按照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所以认为过去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首先是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主义固有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始终一贯和充分有效地体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它本身需要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决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为解决他们去世之后几十年、上百年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他一方面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讲新话。

进一步说，搞清楚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一方面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搞清楚我国究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什么阶段。在这篇文章中侧重分析的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没有提到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学术界产生了关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制是目的还是手段的不同观点。因此，我的文章除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外，特别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想，大概因为《前线》编辑部对这篇文章的大力推荐，所以能够参与评奖并获得1994年度全国“五个一工程”论文奖，文章也因此得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的转载，产生较广泛的影响。这也算是我和《前线》的一段有意思的因缘，录以纪念《前线》创刊50周年。

（作者：北京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