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发展

作者高乃云 吴传一  网站编辑ssd-15  来源熊晓琳 杨增岽  日期2015-02-03
  党的十八大回首近代以来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给出了一个更加掷地有声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9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开创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可以说,透过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不难发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阐释所体现出来的理性与确定、所彰显出来的自信与憧憬,党的十八大是最明显、最充分和最全面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党的十八大理解为是对过去90多年来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根本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起点、新征程。本文结合党的十八大的新表述新论断,谈谈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与发展。   一、党的十八大系统梳理和回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明确阐述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不可能脱离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回归于起初的萌生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了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整体性过程的理解,实际上就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并不存在一个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时间上断裂的过程。这对近年来出现的一股将“改革开放前28年和后30年”、“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绝对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观念。这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历史时期,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在落后贫穷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充分肯定、充分认可和充分敬重,是对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紧紧团结、依靠和带领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过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所作出的重要奠基的科学阐释。   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不论宝贵经验、理论准备,还是物质基础,无疑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团结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中形成的。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随即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宝贵经验,概括地讲,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理论准备,鲜明地体现在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所发表的不少著述以及谈话当中,当时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方面,特别是《论十大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实际上也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之间的关系,蕴含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思想,是富有前瞻性的思想。物质基础方面,比如当时60和70年代的“三线建设”,通过大规模的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重点目标的基础建设,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得到缩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初步改变了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成为了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许多重大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发明、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成也都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因素都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除此,我们还应看到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当中,也有很多想法观念实际上是同后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和某些做法是一致的。比如,毛泽东强调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实现按劳分配且不能过分贫富悬殊等等,不能不说同我们现在所论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中的不少精神实质和理论内容是一致的。而且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后来看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实后,也曾强调要“以苏为鉴”,反对修正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路,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主动同美国建交,这些史实也都充分说明毛泽东在探索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并非固步自封、唯效苏联。简单把毛泽东时代划定为所谓中国的“斯大林模式时代”,冠之以僵化、封闭的代名词,本身是存有偏见的,至少在认识上不够周全。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曾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是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对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并非情愿全盘照搬,只是当时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不仅中国如此,当时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存在这一问题。   党的十八大在科学认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客观、逻辑地梳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历史脉络。报告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理论和制度的不断创新,“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十八大梳理和回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过程,明确阐述了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所作出的不同的重要贡献,不仅使人们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中国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历史逻辑,也确证了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十八大报告以一定的篇幅来阐述不同时期党的领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发展的不同贡献,是一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更是我们党的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这恰巧是社会主义国家要牢牢记取的。苏共之所以垮台,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自赫鲁晓夫以后的苏共领导人学不会继往开来,而是为了凸显个人而后者贬低、否定前者,抽去了作为历史的前任领导人的根基,才使得苏共的根基被彻底动摇了。笔者以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种深化,表明我们党已经具有了正确、科学的社会主义观。   二、党的十八大更加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首次阐释了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及其三者逻辑关联,并以世界眼光强调坚定“三个自信”   党的十八大在十七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作了强调和阐释。不仅如此,还进一步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了深入阐释。既把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明确界定,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及其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作了区分,同时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成以及不同制度间的层属关系作了剖析,使得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更为立体和全面了。   我们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时,通常会从三种维度分别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或一种实践运动,或一种理论学说。同样,怎样才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清楚,也离不开这个三个维度。自然而言,我们会得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着眼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恰好是对现实的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生动诠释。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表述与十七大报告相比较,引人注目地增加了三个内容,一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二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新增的三点,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内涵更为全面、准确和科学。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富有时代感,又富有历史感,更具有前瞻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具体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理论,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体系本身也同时在建设发展的实践中得以检验、丰富和发展深化。所以,它是开放的体系,不是封闭的,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反映的是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的客观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作为一个制度规范的集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现阶段的中国所呈现出来的制度形态或制度要求,其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也是我国在当前 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探索得以始终坚持和遵循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和方向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八大在科学阐释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具体内涵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三者的内在关系,即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并认为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可以说,这在以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阐发中是崭新的。它表明,我们党对当下所走的路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意识到“要走什么路”,“要走到哪里”,“怎样走才能走得更稳更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确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第一次立足于东方的中国,把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成功地对象化、具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一定意义上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种由“彼岸”到“此岸”的发展,在十八大报告中体现得非常充分。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创立并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观点的科学性。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也曾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20世纪50至60年代,教条式地对待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纯粹理解为所有制形式上的公有制、分配方式上的平均主义、生产上的计划经济,照搬苏联模式,后来又寄望单纯地通过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犯了不少错误,也走了不少弯路。这段历史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唯一的普遍的正确模式,而只存在于具体的、民族的、历史的、带有各国不同特色的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还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就在于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坚持了十七大所作出的科学论断,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就在于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后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改革发展真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主题,三十多来我们才没有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斗争中迷失方向,既没有出现像拉美国家70年代的经济持续衰退、贫富极度悬殊、政局动荡不断的“拉美陷阱”,也没有出现像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颜色革命”地缘政治灾难。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属性,正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的根本所在。科学社会主义属性或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下中国现实条件下的历史展开、具体实现和鲜活运用。   还要看到的是,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这三个自信从根本上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更为清晰理性,也表明我们敢于向世界特别是向“不时有傲慢与偏见之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昭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勃勃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事业不害怕“孤独”,相反只怕社会主义者自己不相信自己。“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引人关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在逐步令人“饶有兴趣”。从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大所肯定、诠释和仍将长期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有利契机。   三、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深化了对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些论述,即道明了我国为什么不能搞纯粹的“一大二公”,甚至还得容许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的存在,也说明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和任务,实际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一种具体的认识深化。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形态的崭新开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光辉前景。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成为“科学”,借用一位西方学者伊格尔顿的观点,正在于马克思“将注意力从未来的美好幻想转移到枯燥的现实工作,但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真正丰富多彩的未来。他对过去的看法比很多思想家都更为忧郁,但他对未来的憧憬与很多思想家相比都更具希望”。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称之为“科学”而不是“空想”,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真正找到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可行的“走出奴役之路”,而且他们意识到“那些投入中在畅想美好未来中的精力,如果用在政治斗争中将会更有成效”。社会主义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邓小平正是强调这一点,才会说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光说好还不行”这样简洁明了却意蕴深刻的话。   首先,总依据的提出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方位问题。初级阶段,生产力远不够发达,无法消除两极分化,还得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也不能实现按需分配,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和生存的需要,人的自由个性发展也还受到多重因素的限制,在此历史条件下,任何先进的社会制度都需要讲求优先满足和解决人们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的第一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要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人民生活幸福的正确道路。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其次,总布局的完善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具体的、阶段性的特殊形态要“注重些什么,建设发展些什么”的问题的认识。党对“总布局”的认识是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从注重政治和经济,到注重政治、经济、文化,再到最后全面注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可以说更加全面、更加科学了。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实践上讲,着眼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理论上看,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建设发展些什么”的问题的回答。总布局,实际就是总任务的具体要求。   再次,总任务明确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中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实现“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总任务提出了我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要求,决定了当前需要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终目标在现阶段的中国的具体体现,体现了共产党人看待和处理社会发展问题时遵循和坚持的长远目标、短期目标和中期目标的辩证统一的政治智慧。   总之,十八大首次提出“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这对于我们党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明晰社会历史方位,科学实施社会管理,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具有深远意义。从起初“摸着石头过河”的迷茫中逐步探索,到今天坚定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三个自信”,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科学化认识的过程,背后彰显的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   四、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特色”,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及“特色”二字的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大特色”的提出,较早是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阐述的。他在讲话中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可以使长期以来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的内涵更加具体、更加丰富,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哲学上讲“特色”,一般是说明事物发展或矛盾的特殊性,强调“一般里的特殊”、“共性之中的个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看,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种具体的、阶段性、民族化的特殊社会形态,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一种特定样态。自然而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有社会主义的一般属性(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具有中国的个案的特殊性(实质就是总依据)。正是这样,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加上中国个案的具体性,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规律性。   过去,有的人常常质疑改革开放政策是“打左灯,向右走”、“形左实右”,意指我国“改革是改向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曲解。此前,应该说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特色”在何处,其实并没有过多阐释,甚至在某些思潮争鸣中还避讳谈论“特色”问题。党的十八大在这一问题上,旗帜鲜明讲特色,而且讲了“四个特色”,显然这是非常富有政治智慧的。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特色,其实并不能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特色,“四大特色”只是认识的一个新阶段,不能将其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相反,这“四大特色”具有足够的开放性,每一个“特色”其实里面还可以由若干个、甚至是许多的“小特色”来构筑、充实和丰富。   当然,十八大对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具体内涵尚未深入地展开论述,为此这在有的观点看来,似乎还只是带有框架性地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类别问题,但是,要看到,“四大特色”其实具有很强的抽象度和概括性,其已为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何处”的问题提供了方向和角度,也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更加丰富、更加具体、更加清晰了。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544页。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2012年,第10页。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1999年,第117页。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2012年,第1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1964年,第17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第693页。 《列宁全集》(第28卷),1990年,第163页。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2012年,第13页。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 2011年,第81页。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 2011年,第73页。 王炳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大特色”内涵的探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1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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