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作者：吴国盛              日期：2012-12-30               阅读：750 次

回归“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让现代科学为重建中国文化提供方略 原载《绿叶》2009年第4期 吴国盛* 摘要：五四以来近代西方科学的传入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同时发生，科学主义开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造成了人们对科学的一元主义理解，也强化了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科学传统的离弃。中国现在迫切需要重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立足传统，重建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认同。 一、自由的科学与中国的传统 理解五四有两个思路，一个常见的思路是认为科学、民主的旗号没有贯彻到底，没有真正走下去，还要继续搞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现在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都是这个思路。另一个比较独特的思路是北大哲学系的张祥龙教授提出来的，他认为：第一，五四带来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它是没有经过深思的。第二，当时的先进分子引入中国的，其实是一些在西方世界快走到头的思想，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实证主义等，而没有把西方人中反思自己文明的那些哲学家的思想引进来。第三，五四带来了另一种类型的思想专制，没有真正把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带进北大。他说北大校园已经立了很多名人塑像，可是提了几次建议在北大设孔子像，但都没有得到许可，似乎什么像都可以立，就是孔子像不能立，这难道是一种思想自由的表现吗？所以说五四实际上带来了一种新的思想不自由，就是不能自由地传播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而，一个没有精神本根的民族怎么可能去吸收、消化别的民族优秀的东西，从而做出原创性的成果？ 这两种思路实际上可以汇合起来谈，它们并不是截然相反的，而是内在关联的。为什么做为强国之根本的科学和民主在中国老也实现不了呢？我认为，近代中国人对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始终没有心平气和地去仔细研究，那就是中西文化是非常异质的两种文化，差别非常大，应该首先研究差异在哪里，然后研究到底怎样去融合它们？我发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好的，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全盘复古。任何民族的健康发展都应该是以己为体，以人为用。晚清激进的革命派认为这很可笑，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我认为，中国在未来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如何做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现代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来自西方的价值理念，但是也不能搞人为的文化断裂，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来讨论科学，我们就会发现，科学其实没有被中国人所真正理解，中国人理解的实际上只是技术。在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靠军事力量引起我们的震撼，军事后面是技术，技术后面是科学，然后我们才知道要学科学。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始终没有把西方科学的根基弄明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种文化的差别妨碍了我们的理解。中国古代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和哲学，这当然不是因为智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基本走向问题。中国农耕文化讲究稳定，讲究人伦关系、血缘亲情，所以儒家思想把人伦、伦理作为主题，而中国的学问本身就是伦理学，科学和技术不可能成为它的主流。 西方文明的源头，一个是希腊，一个是基督教。希腊人是一个擅长航海和经商的民族，具备完善的民主制度，通过公民决议的方式处理城邦事务。人们追求一种所谓自由的科学，而西方科学的实质就是自由，自由的人性理想导致了它要以一种纯粹的方式去追求世界真理，追求人生意义。在希腊人看来，能领悟到理性的逻各斯，就能进入神的境界，那才是一个崇高的、有意义的境界。 民主、科学的背后都是自由，自由是一个根本的东西，这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是严重缺乏的，它对个体的自由不予认同，不太强调。既然如此，中国怎样接受那些来自西方的观念？我们可以借鉴基督教世界接受希腊文化的例子。它们曾经是排斥它的，直到12、13世纪经院哲学产生后，托马斯•阿奎那等人才真正把希腊思想融入到基督教思想中来，这样才为近代科学开辟了道路。由此可见，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够诞生，正是由于经院哲学家对异质的希腊文化的批判和继承，这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中国文化必须有一个根本，必须首先基于自己，同时又要开放、接受别人。没有根本，就谈不上接受，而是变成了拾人牙慧。 今天我们来纪念五四，其实是要对五四有一个基本的反省。两个思路需要汇合，五四的科学、民主理想要实现，断裂的中国传统要恢复，这并不是互相矛盾的。理想不能实现的原因恰恰是我们自己没有根本，盲目跟着人家走，而且跟的都是一些落后的东西。在政治上跟着苏联模式走，在意识形态上跟着科学主义走，这些都是教训。 二、多元的科学与博物学精神 我认为科学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正宗的科学，就是希腊自由的科学，奠基于自由的追求之上，是一种独立的、讲道理的、自己为自己提供理由的东西。希腊人讲三重自由，第一是衣食无忧、有闲暇，第二是言论和学术自由，第三是内在的自由，即童心、好奇心，一种苦苦追求、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这三种精神在我们这儿全都不够，所以科学就扎不下根，搞不大起来。 第二类科学叫做博物学，实际上是一种最古老原始的科学类型，它表达了人和自然内在的、神秘的关联，因为人本身是出自大自然的，所以他本能地要认识周围的事物，比如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是有毒的，什么是可以治病的，这就是博物学知识，这些知识在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是最基本的知识。这些博物学知识一直到近代早期仍然起支配作用，只是随着第三类科学即我所谓的实验科学（近代科学）的出现，才慢慢消失了。过去的博物学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全部包含在内，但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都统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纳入了实验科学的范围，成为专门的学科领域。博物学在今天反而成了一种业余爱好。 第三类科学就是所谓的近代科学，这是在欧洲产生的一种整合了希腊思想，同时引入了实验维度的理性科学。实验的目标是要征服、控制和利用自然。它通过呈现在自然的可重复性中固定不变的东西，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征服和支配的关系。所以这种科学在欧洲很快成了近代文明的发动机，它重建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社会关系，而且把人的生活方式全部改变了。从钟表的出现、工厂的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到货币、资本、虚拟经济的建立，科学、技术、经济、社会这四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以自然的开发与利用作为推动力，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核心，最终转化为马克思讲的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关系。人与自然的压迫关系正是通过人与人的压迫关系来实现的。这种科学在今天是强势，中国人最早接受的也是这种征服性的、力量型的科学，并因而抛弃了自身丰富发达的博物学传统。 我们今天呼吁恢复博物学，不只是要恢复一个古老的学科，更是要恢复一种古老的博物学精神，一种人与自然紧密关联的传统。近代科学造成的一个图景就是人和自然始终隔着一层玻璃，我们客观地、超然物外地观察它。我们对它有兴趣，它对我们却没兴趣。自然被对象化后成了一个孤立的东西。 要打破这样一个局面，恢复人和自然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有很多方式，比如说环境运动、新生活运动、原始主义、争取非西方文化的合法地位，等等。其中，环境运动也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路线是主张“可持续利用”，人和自然之间仍然是一个利用关系，这比较接近现代主流思想，我们称之为浅生态。这条路线从策略上更能说服人，调动人的力量，同时也很容易被人攻破。可持续利用有一个前提，即假定我们的科技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们才按照现代科技的水平来规范我们利用自然的范围和程度等。科技派的人就说你怎么能划定科技的限度呢？现在的能源危机也许未来就不是一个危机了，未来的科技发展将使我们的主要能源不是化石能源，而是核能源或者太阳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市场可以自行调节，一种能源快用完了，随着成本提高，市场会规范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可见，可持续利用的思路由于跟现实和功利要求贴得近，所以反而容易受到攻击。 环境运动还有一条路线，就是我所说的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调整。这种关系是否只是一种单纯的利用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可持续利用的思路就没有根基。人都是要死的，物种也都是要灭绝的，可持续利用最后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归根结底，有意义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高尚的、有意义的生活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是一种深生态的思路，建立在人生意义等精神追求之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学传统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要重新恢复人与自然的有情关系。近代科学造成的基本上是一种无情的关系，对树木的乱砍乱伐，对动物灭绝性的捕杀，等等。站在利用的角度来看这不成问题，它们本来就归我们所有所用。但是深生态思想认为这不是好的生活方式，虐待动物是很残忍的，而残忍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品质。 三、一元主义导致思想专制 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常常是单一的、片面的，我们缺乏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西方的科学家有相当一部分自主性很强，追求那种希腊式的自由科学理想。在中国则几乎没有科学家可以独善其身的环境，既难以持守希腊理性精神，也失去了博物学精神。西方宗教、文学、哲学很多都对科学并不太友好，比如教会总是要说几句达尔文进化论的坏话，文学艺术也经常挑科学的刺，哲学也经常性地反省科学，要解构科学的权威。其实，这种都是健康的文化生态的一部分，并不影响科学自身的发展，相反，这样一种相互制约使社会不会走偏，不会出很大的问题。而我们呢？由于缺乏传统文化的支撑，缺乏多元科学观的支撑，现在一讲科学就只有一种功利主义的现代实验科学。这种单一化的思想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比较糟糕的一部分，所谓“大一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都是很糟糕的。 生态学、环境主义就是要恢复自然领域的乃至文化领域的、思想领域的、政治领域的多样性。生态文明要求的就是多样性，还有地方性。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可替代的，每一片树叶都有它的独特性，有其不可替代的魅力。但是从科学的发展状况看来，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思想仍然没有走出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习惯，不过是在用另一种一元主义反对传统的一元主义，这其实也是张祥龙教授的观点。 因此，从生态的角度看五四以来的科学发展，我认为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首先恢复科学内部的多元性，然后恢复文化领域的多元性，不能让科学主义成为一个全民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当然，这需要一些制度化的保障，而对于学者来说则首先是要把问题讲清楚。过强的一元论很容易变成一种思想专制。科学主义本身就是真理一元论，它说唯有通过科学的方式才能达到真理，其他任何方式都没有可能，而人的价值也只有通过科学的方式才能体现。真理一元化，价值一元化，所以生活方式也一元化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我们中国没有科学，民众都愚昧得很，这个问题牵扯到精英主义的问题，不多讨论。其实，民众有权力，而且也有能力选择自己最好的生活，但前提是要有一种开放和多元的社会基础。所有的邪教都只有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之下才有可能维持，对教徒们的洗脑才会有效。这从反面说明，只有多元才能显示出每一种真理的真理性来。 四、立足传统，重建文化认同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发展跟中国几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顶多提供了某些技术背景，这就是我们大讲四大发明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近代的数理实验科学传统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中国人有自己博大精深的博物学传统。即使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如何立足传统仍然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传统文化首先是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起因，我们为什么要发展，这要从传统文化中找根据。现在的难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没了，发展就变成无序的了，成了一种被抛状态，失去了内在动力，随波逐流。中国想进入西方的中心，但人家不会让你进，它希望你永远处在边缘。现在政府提倡在国际关系中讲一些东方价值，比如和平崛起、和谐社会，这背后实际上是文化上的问题。现在我们世界上到处建孔子学院，然而在中国的北大连塑孔子像都难，孔子那一套东西都没有多少人信。一个民族什么都不信，就信经济发展，经济动力，这个经济能不能搞上去，能不能持续地搞上去，也是一个问题。现在提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要纠正单纯的GDP主义，纠正过去片面的讲“发展是硬道理”的说法。 我认为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建立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这个思路不是让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科学提供方略，相反应该是让现代科学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方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提供的是中国人应该怎么活，什么才是有意义的生活的更基本的问题。有人会说西方人的生活就是有意义的生活，我们就往那个路上走好了，这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方案。可是你要知道，你真想这么干，人家还不答应呢。不信试试集体加入美国，集体加入欧共体，看他们是不是接收。明眼人都看得出，中国人的事情还要中国人自己解决。那什么是中国人呢？不光是黄皮肤、黑眼睛，还必须要考虑到中国心，考虑到文化和价值观。所谓中国人，就是继承了几千年中国文化遗产的人，那些文化遗产始终在潜在地发挥作用。它积淀很深，如果无视它，那你就是自欺欺人。现在的问题是你要把它选出来，对它进行反省、反思，进行优化和完善，还是都抛弃了，全盘西化了。后者的结果就是如今这个样子，非驴非马，看不出一个本原、本根的东西。亨廷顿在画文化地图的时候给中国打一个问号，意思就是中国的文化没法归类。它已经断了，但内里还没有断，所以就搞不清楚它究竟要主张什么，坚持什么。像伊斯兰世界、日、朝、韩，尤其日本，一方面它现代化程度很高，另一方面它自己的文化保留得很好，只有中国非要跟自己的古代过不去。 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首先肯定要从年轻一代开始恢复对我们国学的基本理解，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基本理解。这个价值不是不可以变的，但你必须先搞清楚，我们是从哪儿出发去理解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东西，然后把它吸纳进来并且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要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正面的基本肯定，然后保持开放的心态；对它进行批判，又必须把它作为基础。现在中国的思想太乱，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到哪儿去，整个民族没有基本的文化认同。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加入美国国籍，你也可以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基本的认同都没有了。当然，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是没有问题的，有活力的民族都是在对自己文化的反省、批判中前进，但是你首先必须有一个自己，没有自己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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