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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励-之：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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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吴国盛 日期：2012-12-30 阅读：105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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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北大学生报》1985年第2期，名“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转载于《今日大学生》(长沙)1985年第4期，又载于《科学与人》(武汉)1986年第1期。修改后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6期，这里是修改本。英译本载于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19(1987-1988), no.4，名为“Fang Lizhi——The Republic Needs this kind of Scholar”。
1955年2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里，青年团北京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正按照排定的程序进行着，在台上讲话的是物理系团总支书记。正当他在工作报告中正面提出青年团的工作应当在培养青年的理想方面做出成绩时，突然在代表席的西侧站起了一位尚带稚气的年轻人，只见他跳上主席台，以手示意要做即兴发言，并以年轻人特有的激情接下总支书记的话茬发表演讲。他说，我们的团代会，首先应该讨论一下究竟要把我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培养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只会说人家说过的话的书呆子，还是有抱负、忠于祖国、有独创精神的红色专家?我们除了在学业上要得五分外，是不是还要增强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这个在五十年代极为难得而又极有见地的主张，打乱了会议的既定秩序，使与会者由惊愕转为赞许，进而成为人们热烈争论的主题。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急剧变迁的社会又在重新寻找新时代的理想人格。然而，“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当年十九岁的大学生提出的问题，已经由他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实践作出了回答。
他的名字叫方-励-之，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现在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几个学部委员之一。
在逆境中成长
1936年2月，方-励-之出生在北京西城礼路胡同一个贫苦的家庭里。两岁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认字数数。幼年的方-励-之禀性聪颖，上进很快。四岁半的时候，母亲托人把他送进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小，这个还不会穿衣戴帽的孩子就开始读书了。由于他忠厚老实、聪明好学，教师们很快就非常喜欢他，同学们都愿意和他交朋友。即使在方-励-之闻名遐迩之后仍和同事们保持非常融洽的关系，这不能不说与他的人品有关。在小学里，他也喜欢闹事，常常闯祸，幼小的心灵就懂得爱憎，对看不惯的事总爱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坦诚宽厚的秉性和直言不讳的特征贯穿在他以后的生活和事业之中。
1946年，10岁的方-励-之进入了北京四中，那是离他家有好几站地的北京市最著名的一所中学。因为家里穷，他不得不每天步行上学。早上吃完饭后，带上两个蒸好的窝头和母亲给他用来买老豆腐作菜的五分钱到学校去。那时方-励-之已经迷上了无线电，但家里无钱给他买元件，他只好悄悄把本应买老豆腐的钱攒下来买元件，自己装无线电。有一次他正在摆弄他自装的收音机时，被母亲发现，以为他的收音机是偷的，还揍了他一顿。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方-励-之萌发了探索自然奥秘的热情。
在四中的六年里，方-励-之在各科都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他曾撰文回忆说：“中学生都是好胜的，那时的我也不例外。尽管自己早有志于物理，但也禁不住语文老师的吸引力。他的课程使你觉得，只在物理上好胜还不算是好汉，非要在语文上也能‘逞强’才行。所以，在有的作文课上，我也竟写起诗，甚至写起小说来了。”（方-励-之手稿“有感于教师节”(1985年)。）方-励-之日后清新流畅、委婉动人的文笔无疑得益于他早期的语文训练。
1952年，方-励-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大学里，他是个十分尊重老师，认真学习，热心帮助同学的优秀学生，连年被评为校级优等生。在挥汗如雨的盛夏里，他一个人躲在闷热的烧玻璃的工作室中制作工艺性极强的计数管；在图书馆里，他咬着牙解成千道的难题，往往废寝忘食；在课余时间里，他或者涉猎群书，或者与人讨论问题，他的思想之敏锐让每个同他接触过的人都难以忘怀。敏锐、求真而又踏实，正是一个优秀科学家所必备的气质，方-励-之得天独厚，在燕园里逐步开始了他的科学生涯。
只要我们的社会还缺乏科学精神，这种真正的科学家气质就会同环境发生冲突。最初的遭遇终于发生在本文开头的那一幕里。当天下午，团代会改变程序，分小组讨论“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但是第二天，校党委制止了这种作法，指出“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无需再加讨论，党的教育方针已十分明确地回答了。那天下午在讨论会上热烈发言的人受到了批评，报道这些讨论内容的校刊编辑部也作了公开检讨。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当时的自然科学，还被裹在政治的襁褓之中，既软弱而又无法自由地成长。在他的亲密的朋友中，有几个敏感的年轻人，大家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压抑感。这个时期，他常常回母校，在年轻人的圈子里谈天说地，他们都觉得现在科学和民主精神不够，党和国家应该大大提倡和活跃这种空气。这时正值党号召人民起来向它提意见时期，他们决定给党中央写一封信，把这些想法谈谈。可是信才写了一个提纲，反右斗争就开始了，运动中，所有与此有关的朋友都被划为右派，方-励-之则被开除党籍，不带帽子，从轻发落。这是方-励-之在人生旅途上经历的第一个炼狱，他是唯一的幸免于没顶之灾者，但他并未在火的煎熬下逃之夭夭，当包括最亲密的女友在内的人们劝他自己脱身时，他明确回答说：不!
等待着右派和“准右派”的，是频繁的下放劳动改造，他的女友李淑娴被遣送到京郊门头沟劳动，方-励-之则被下放到河北省赞皇县劳动。恶劣的生活环境严重干扰了青年学者的成长，直到1961年，他们才毅然决定在这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建立那小小的家。
只有穿过炼狱走过来的人，才会理解这个家的意义。方-励-之在给李淑娴的一封信里，回忆往事写道：“当我还在分不清友谊与爱情的青少年时期，撞见了你。生活好似明净的湖面上一条小湖，自由且自信，只要愿意，就可以驶向任一幻想的彼岸，生活的信条是，一切都应当美好，一切都必然美好，只要自己的心底是美好的。的确，一切都是诗，我将青春的热情献给了你，我将青春的精力献给了智慧的大雄宝殿。艰难的历程打碎了必然美好的体系，那些诗除了留下懵懂时期的纯真美永远值得记忆之外，在人生的意义上，她就只显得天真罢了。你使我懂得了，什么才是做为人的爱，只有她才是真正的唯有的美好，而这些并非必然，是必须倾注整个灵魂的啊!……我多次说过，小小的家对我有无穷的魔力，是我心的依傍，这决不仅仅是家，而是创造的活力之所在啊!……”
也正是在这一年，方-励-之的处女作“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电荷半径”（王允然，《物理学报》，17(1961)57。）在发排之前被阻，他不得不换假名“王允然”发表。1963年，《物理学报》登出了方-励-之与人合作的两篇论文，报告了这一段时间他们对铁磁体的光学效应的研究成果；1964年，《物理学报》发表了他以及他与人合作的四篇论文，涉及了固体物理和激光物理两大领域。当时激光物理在我国还是个新兴学科，他成为中国最早研究激光的物理学家之一，特别是在受激射线线宽的量子理论及双光子过程等非线性光学理论方面，他的成果受到严济慈、钱临照和李荫远等老一辈物理学家的重视。1965年，他发表了光学理论方面的论文两篇，1966年，他发表了两篇固体物理方面的论文。
我国青年学者的科学生涯同共和国的政治气息过于休戚相关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科研工作都归于瘫痪。方-励-之被作为漏网右派揪了出来，1968年6月，正值他次子出世之际，他被关进了牛棚，一年多后才被“解放”出来。
有人被打成右派后，心有余悸数十年之久，变态的“宁左勿右”心理坚不可摧。但这次变故对方-励-之来说却是一场真正的炼狱，他变得更坚定了。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肩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他依旧保持着自己的个性，更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科学之光是那样耀眼，尘世的一切羁绊都无法阻挡对它的深切向往。
驰名国际物理学界
1985年5月7日，从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方-励-之和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佐滕文隆合著的“类星体红移分布中的周期性是否多连通宇宙的一个证据”（方-励-之等，《天文学报》，24(1983)，410。）一文，获国际引力基金会颁发的一等奖，这是国际上这个领域的最高奖，这表明我国的天体物理研究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方-励-之早先并不研究天体物理。
进入他纵横驰骋的天体物理领域也许纯属偶然。从牛棚出来以后，方-励-之被下放到安徽淮南谢三矿山劳动。在挖掘地球上原始的遗骸过程中，外界的喧嚣暂时被屏蔽了。为了不使自己的学业完全荒废，工作之余，方-励-之经常拿起手头仅有的几本外文广义相对论著作，读着读着，就情不自禁地思考起来，研究也许就是这样开始的。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期。
天体物理展示它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也正是在七十年代初期，考察如今活跃在天体物理及宇宙学前沿的那些国际知名物理学家就会发现，他们大都是在七十年代初期开始转向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天体物理学上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新发现，1963年发现类星体，1965年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1967年发现脉冲星，这些新发现的天体和天文现象极大地刺激了天体物理学的发展。方-励-之敏锐地抓住了这些新发现的重大意义，果断地投身于这门新学科中。就这种历史背景而言，方-励-之的行动就不是完全偶然的了。
1972年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组织了一个群众性的天体物理研究小组，当时物理系的张家铝、尤峻汉、周又元、程福臻、褚耀泉、程富华等纷纷参加了这个小组，他们相继作了大量工作，使得科技大学天体物理小组成了我国物理学界极为活跃的一个研究团体。
1972年，方-励-之发表了他在天体物理领域的第一篇论文：“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方-励-之，《物理》，1(1972)，163。）这也是我国的第一篇宇宙学论文，它标志着现代宇宙学研究在中国的开始。但也正是这篇论文，导致了伴随着方-励-之科学生涯的无数的磨难。
宇宙学的研究，在我国长期以来是个禁区。禁令首先来自苏联，1947年6月24日，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公开宣布：爱因斯坦和他的许多追随者所提出的有限无界的宇宙是为神学提供新论证。所以在我国，宇宙学一直不敢有人问津。现在，方-励-之以“漏网右派”的“反动”身份，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擅闯禁区，是决不会被容忍的。
姚文元直接掌握的《自然辩证法杂志》，在1973年第1期创刊号上同时发表了两篇批判文章，领导和控制了这场新神学对科学的迫害活动。批判者对现代宇宙学根本不懂，却望文生义，捕风捉影，蛮横地咒骂“谎言和伪科学统治着天体起源和演化问题的研究”，“宇宙学理论是一朵盛开的却不结果实的花朵”。只凭对经典语录的恣意引伸便居高临下地对自然科学进行裁判，断言：“宇宙的总体没有什么数学解、物理解，但是有哲学解。所谓宇宙的数学解、物理解，实际上也是一种哲学解，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哲学解。”文章甚至大骂宇宙学是“科学的遮羞布”，是“政治上的鸦片烟”，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不可超越，而且还可以无限地自我膨胀”。
方-励-之没有被吓倒。“我讲的是科学，信的是真理。数据、论证，这是驳不倒套不住的东西”。正是有这种勇气和胆识，有这种对于科学的坚定信念，现代宇宙学才在多难的中国倔强地成长起来了。
方-励-之在险恶的环境下继续带领着他的小组开展研究。在1973年6月北京的天文学座谈会以及1975年7月南京大学组织的“南京地区天体物理讨论班”上，方-励-之相继报告了他们对黑洞问题的研究成果：从观测角度提出了黑洞存在的可能性，（方-励-之，《科学通报》，19(1974)，49。）并计算了由不同物态方程所得黑洞临界质量。（方-励-之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3(1973)，45(1)；《科学通报》，19(1974)，49。）1974年，国际天体物理学界发现了脉冲星双星PSR 1913+16，为检验广义相对论所提出的引力辐射的存在提供了条件。方-励-之当即指出，这个射电脉冲星双星极可能是由双致密星构成的。（方-励-之，《天文学报》，16(1975)，19。）这个推测与后来的观测结果是一致的。
1975年10月，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打电话约稿，想刊登国内在宇宙学问题上仅有的不同意见，摆出学术争鸣的恣态。方-励-之起草了题为“河外天体红移现象是可以认识的”论文，文章登在《自然辩证法杂志》1975年第4期上，但是李柯的文章“‘红移’现象说明了什么?”在目录中以醒目的小四号黑体字排在前面，方文以小四号宋体字作为陪衬放在后面，其用意是极其明显的。对这些明暗压力，方-励-之依然置之不理。
1976年7月的《物理学报》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组名义发表了“试论现代宇宙学的发生和发展”一文，又有风声传来，说这是一篇右派文章。
1976年8月，全国天体物理学术会议在合肥召开。方-励-之在会上报告了他和他的小组的近期研究成果。在致密天体问题中，他们发展了黑洞吸积的观测表观理论，（方-励-之等，《科学通报》，19(1974)，561；20(1975)，465。）他第一个指出电子对产生在吸积区中的重要作用，证明了吸积盘中可以存在迅速冷却区；（方-励-之等，《中国科学》(1980)，867）在类星体问题的研究中，他们用光度指示法系统地研究了类星体视星等的红移关系，开辟了利用类星体来研究宇宙封闭性的一个新课题，是观测宇宙学上的重大进展。
在热大爆炸宇宙模型中，宇宙时空的几何特性取决于两个参数：哈勃常数H0及减速因子q0，其中q0〉〖SX()1〖〗2〖SX〗〗和q0〈〖SX()1〖〗2〖SX〗〗分别决定了宇宙的有限和无限，但q0值还未被很好的确定。自1976年以来，方-励-之和他的小组首先使用光度指标方法来分析类星体的哈勃图，所用的光度指标是双射电子源类星体两子距的间距，得出的q0均在1-2之间。（方-励-之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6(1976)，78；《天文学报》18(1977)，113；18(1977)，239。）1977年，国际上关于类星体哈勃图的类似分析开始了，他们得到的q0值和方-励-之得出的几乎完全一样。国外杂志评论说：“估计q0值只是方-励-之等所得到的几个结果之一。许多天体物理学家会发现，他们所得到的每当类星体射电子源的线距增加一百万秒差距时，它的光度下降23星等这一结论，甚至更为重要。”（Nature,270(1977),205。）
在确定宇宙减速因子q0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不同的方法得出的q0值之间都存在着系统偏差，凡用平均质量密度方法得到的q0。一般总小于1／2，相反，凡用哈勃图方法得出的q0一般总大于1／２。它的解释只能有三个：(1)类星体及星系的演化使哈勃图方法有误；(2)由于存在大量不可视物质，使平均质量密度方法有误；(3)标准宇宙学模型是错误的。
方-励-之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因为他发现，质光比随着系统尺度的增大而增大，星系的转动曲线明显偏离开普勒定律，（方-励-之等，《物理学报》，31(1982)，189。）这些都暗示着各种天体系统中存在许多看不见的物质。不久，中微子静质量可能不为零的发现直接支持了这种猜测，并在天体物理学界掀起了一股中微子宇宙学热。方-励-之在研究中微子宇宙学的过程中发现，宇宙中有静质量中微子成分的存在将有助于星系团尺度上的非均匀性的形成，而另一方面中微子的不均匀性并不会带来明显的微波背景辐射的非均匀性，进而得出一个极有意义的结果，即可视的天体存在着显著的大尺度的非均匀性，不可视物质的分布则可能是相当均匀的，没有强的非均匀性，（方-励-之等，《天体物理学报》，1(1981)，291；《科学通报》27(1982)，201；《中国科学》，(1982)，1006。）方-励-之还指出，这些非均匀性可能是由宇宙早期的相变带来的，相变时的反常耗散可能是产生宇宙熵的一个重要原因。”（方-励-之等，《天体物理学报》，1(1981)，4；4(1984)，313；《科学通报》，29(1984)，721；29(1984)，1440；《中国科学》，(1984)832；(1984)944。）
因为“一直保持着学生时代那种紧张的状态”(李淑娴语)，因为他科学地选择了一个个的突破口，至1984年底止，方-励-之几年来在国内外第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共发表了130多篇学术论文，研究领域涉及到恒星物理的每一个分支，这在国内科学界是十分罕见的。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活动也越出了国界。1981年秋，在梵蒂冈举行了国际宇宙学讨论会，他作为25位国际知名宇宙学家之一参加了会议；1983年，由12名物理学家组成国际物理中心学术委员会，他是其中之一；1983年他受聘担任国际性年刊《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进展》主编，1984年在波哥大召开的相对论天体物理讨论会上，担任大会主席。他还先后被聘请为罗马大学物理系客座教授，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基础物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鉴于他的学术成就和国际影响，1978年9月，他由讲师被破格提升为教授，成为国内当时最年轻的教授。
相对论天体物理自1972年以来，已经在我国逐步成为一门实力相当雄厚的学科。方-励-之的小组也越来越为国际同行所注目。1985年春访问中国的国际知名天体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霍金曾给方-励-之写信说：“在合肥，我的所见及你的小组水准，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你们完全达到了天文学及宇宙学的现代发展水平。”1979年11月，中国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正式成立，方-励-之被选为副理事长。1983年10月，在该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方-励-之被推选为理事长。十几年来，方-励-之的科学生命几乎与中国的相对论天体特理休戚与共，人们都不能不承认，他为我国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由于他以及他的同事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斗争，人们不再因为研究现代宇宙学而遭到阻挠、打击，自然科学夺回它应得的自由，这也许是更有意义的成果。
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
“有一种‘习惯’的‘经典’的观点认为：自从彭加勒、马赫之后，现代自然科学常常是由一些哲学上渺小的科学家推动的，或者最多是‘不自觉’运用了辩证法。”“实际上，指导着或影响着科学研究的思想、观点、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或一种科学的哲学。一个人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成果，怎么能用‘渺小’来概括指导他进行研究的哲学思想呢?”（方-励-之：“一顶帽子、一块禁地、一个问题”，《北京科技报》，1979年10月19日。）方-励-之的这段话无疑是折断了长期横在自然科学家面前的一根棍子——“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
在政治上的左倾路线盛行时期，有些人打着“自然辩证法”的旗号，用哲学教条束缚自然科学家的思想，扮演着拯救自然科学家“罪恶灵魂”的“牧师”和对科学家进行政治迫害的打手等不光彩的角色，使“自然辩证法”成了科学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
1978年8月，在北京二里沟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的讲习会上，方-励-之作了“现代宇宙学及其哲学问题”的讲演，（见《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他严厉地批判了哲学上的“代替论”，尖锐地指出：“企图用一些‘永恒不变的原则’代替实践，甚至凌驾于科学实践之上来作为判断各种自然科学理论的标准，那决不是自然辩证法，而是以自然辩证法为旗号来束缚科学的新教条。”
1982年10月，他在给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信中进一步对所谓“指导论”提出抗议。他指出：任何工作总有它的指导，但问题在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不仅在技术问题上、学术上是主人，而且在方法上、自然观上和科学哲学观念上也是主人”，不需要君临其上的外行的指导。在以后的多次公开讲演中，他更是明确地提出，哲学就象数学一样，是物理学的工具。物理学家并不需要很有系统、逻辑连贯的哲学理论，但是，被他采纳推崇的哲学思想，必定要在他的科学研究中起重要的作用。哲学家并没有必要强迫自然科学家去接受自己的哲学，这在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
方-励-之的这些言论击中了由“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所派生出来的错误的行为和观念的要害，为自然科学家甩掉了一个个的精神包袱。与此同时，他还分析了导致这个错误前提的原因，那就是，长期以来对科学片面地从物的、生产力的方面进行理解，而忽视精神的、传统的方面，因而对待历史上的科学家，“具体的成果是可取的，至于传统的、精神的、哲学的方面则是不足道的。需要的不仅不是虚心，而是全面的批评。”殊不知，同西方科技先进的国家比，我们“在科学这个领域中，在传统和精神因素上的差距，甚至比在物质上的差距还要大一些。”(引自“一顶帽子、一块禁地、一个问题”)
科学精神正是我们的民族极端缺乏的，方-励-之深刻地意识到，在今天的时代，必须用科学精神来改造哲学。几年来他见诸于报刊、演讲中的哲学观点正以其犀利的辞锋论证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
1，哲学不断地从自然科学正在进入的领域中退出是历史的必然。
自古以来，人类就孜孜不倦地寻求对自然的理解和把握，当自然科学不发达时，哲学承担了这个任务。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方面，自然科学在不断成熟时不断扩展的研究领域，在这些领域的具体问题中，自然科学以实验观测和理论模型相结合所得出的更客观更精确的结论，自然就要取代哲学通过思辨、猜测所出的结论；另一方面，哲学为使自己的概念范畴更抽象、更具概括性，为使自己的理论更富有启发性和指导意义，往往超脱对具体问题的直观和猜测，而致力于发展认识论和方法论。因此，“哲学的早已从‘万物源于水’的退出，哲学的已经或正在从‘宇宙空间有限或无限’的退出，哲学的可能将要从‘时空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的退出”，既是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造成的，也“是哲学引导自然科学的一种结果，是哲学进步的一个真正的标志。”（方-励-之：“从‘万物源于水’到‘时空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哲学研究》，1982年第6期。）
2，国内哲学界流行的关于宇宙无限性的论证不能成立。（这是根据方-励-之的许多讲演中的思想整理出来的。）
现在最流行的哲学论证是建立在“物质世界处在普遍的联系之中”及“质量和能量的转化与守恒定律”这两个前提之上的，这里至少存在三个问题：(1)空间无限作为一种实体的无限，怎样才能保证物质和能量的总量守恒呢?因为定义总质量和总能量都不可能。(2)在有限时空的有限次科学实验中总结出的能量守恒定律，是否可以作为证明宇宙无限性的理论前提?特别是，现代宇宙学已经在研究能量守恒定律本身的宇宙学根源，使它在整个宇宙尺度上不再是一个基本的经验定律，在这种新的自然科学背景下，怎么能继续把它作为一个绝对正确的前提来论证宇宙的无限呢?这是对物理定律的一种异化。(3)宇宙物质间的普遍联系，如果是一种抽象的思维中的联系，即引力相互作用，那么因为引力作用的非即时性(不能超光速或说不是超距作用)，无限的宇宙在实际上就不可构成普遍的联系，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宇宙是不可能的，亦即宇宙的物质统一要求(这保证引力万有)使得普遍联系性与无限性不相容。
其次，哲学宇宙论对什么是宇宙，有限无限是什么在意思上含糊不清。实际上，作为几何上的有限无限，自从非欧几何确立之后就有多种含义了，有有界的有限，也有无界的有限；有有界的无限，也有无界的无限。作为数量或结构的不断超越和不断突破的无限，实际上是受欧氏几何及平直时空观念的影响而对无限的一种单薄的理解。现代宇宙学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宇宙概念的含义，深化了对宇宙有限无限的理解。哲学如果不把什么是宇宙，什么是无限以及宇宙的什么东西无限搞清楚，相反指责对这些问题比较清楚的现代宇宙学，继续让人们沉浸在对宇宙的混沌理解之中，那就完全有辱哲学的使命了。
3，存在物理的“第一推动”。（方-励-之：“‘第一推动’今昔谈”，《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4期。）
宗教的“第一推动”说当然不是一种科学的论断，因为它是在超自然中寻求自然运动的原因。但国内流行的对“第一推动”的一般批判和否定都是错误的，这种流行的批判主要是依据两条原理来进行的：(1)宇宙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因而不存在第一推动。(2)世界是逐渐生成发展的，因而不存在“第一推动”问题。
依据第一条原理进行批判的问题在于，首先，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性没有得到任何的科学证明；其次，在经典物理学的背景下，坚持时间的无限性也不能避免“第一推动”的存在，坚持空间的无限性也不能保证宇宙之外没有为上帝留下居住的场所，因为不能保证，无限时间和无限空间之外是没有存在的。（参见方-励-之：“由芝诺佯谬所想起的”，《自然辩证法报》，1983年4月25日。）而依宇宙是演化发展的原理，不但不能消除“第一推动”——尽管可以消除诸如“第一推动”是怎样造出现在的各种物质之类的问题——而且相反，发展观使我们愈加不能回避“第一推动”。所以，上帝的“第一推动”虽然是不存在的，但存在物理的“第一推动”。
4，时间未必是存在的基本形式。
在流行的哲学原理中，时空是物质的基本存在形式，物质是客观的因而时空是客观的，物质是无限的因而时空是无限的。但是，自相对论以来，时间就丧失了绝对的含义，在测量时间时，只有明确地知道钟沿着怎样的轨道运动，才能使用它来进行含义明确的时间测量。然而量子论的出现给这种时间概念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因为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任何物体的运动都有一种根本性的不确定性，以致我们原则上不可能精确地确定物体运动的轨道，从而我们原则上在10-43秒以下不能使用时间概念。有界限的东西往往是有起源的，时间也应该是起源于没有时间的状态。（方-励-之：“时间的崇拜”，《北大校刊》，第347期。）在量子宇宙学中，时间不再是基本的物理量，它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时间概念开始使用之处，就是时间的起源，宇宙的原初。科学家正在探讨宇宙原初的物理状态及其是由什么决定的。”（方-励-之：“‘道生一’的物理解”，《科学》，1985年第1期。）1983年以来，剑桥大学的霍金等致力于发展一种“没有时间”的物理理论，1984年他们得到了第一个完整的宇宙自足解，尽管它还只对几个非常简化的情况作了计算，不能算是真实宇宙的解，但是无疑，这种非时间的物理理论为“第一推动”问题的物理解决提供了可能。现在，哲学是不是该思考一下“什么是存在的形式”以及“存在是不是非要有形式不可”的问题呢?
5，“一分为二”质疑。
在中国思想界，曾经盛行着一种两点式思维方式，它对任何事物的分析都是按照“一分为二”来进行的。认定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都是同它的对立面矛盾斗争的结果。但是，在自然界至少有许多基本问题并不象“一分为二”论者所设想的那样成对立面的存在。首先，宇宙间存在万有引力而科学史一再证明没有万有斥力。康德就曾经从他“排斥和吸引相互斗争”的哲学观出发，提出过宇宙间也有万有斥力，并以这两种力作为太阳系演化模型的力学基础，但拉普拉斯从力学的角度否定了他的观点，因为为了说明太阳系的形成，并不需要既有引力又有斥力，而只要有万有引力就可以了。在这种引力体系中，角动量是守恒的，这一点保证了旋转和盘状结构的形成。（方-励-之：“从不存在中认知存在”，《科学知识》，1983年第5期。）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更进一步证明不存在斥力的精度可以达到10-40，比光子不存在静质量的精度还高得多。然而奇怪的是，国内至今还有许多教科书以康德那种错误的观点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作注解。
同样的问题是，自然界中有分别带正电荷和负电荷的粒子，却没有相应的带北磁荷或南磁荷的粒子。没有万有斥力和不存在磁单极，不仅不是因为今天的科学有缺陷，未能显示出世界应该是的样子(所谓辩证图景)，相反，正是这些“不存在”为我们探索宇宙的极早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这也就是当年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与伽利略新物理学的分歧之所在。
6，“灵魂不死”是可能的。
过去人们关于“灵魂”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灵魂”就是非物理的一种特殊的东西，另一种认为“灵魂”就是原子和分子的运动。这两种看法都有问题，前者不能说明“灵魂”怎么能左右人的物理行为，后者不能说明人为什么会有自由意志。新的希望是通过整体论来说明“灵魂”。整体论认为，物理学中的温度，计算机中的软件同生命现象都是系统的一种整体的表现，不能还原成局部性质之和。这样看，“灵魂”无非是物质大脑的一种整体特性，相当于计算机软件功能，它既不是非自然的，又不能还原成原子分子的运动，这种“软件功能”是通过社会实践赋予的。并且“灵魂”也是可以提取的，但这里提取的含义与灵魂出窍的迷信说法是很不一样的。把提取出的“灵魂”赋与某个机器，代替人的躯体去宇宙航行也是可能的。人们现在觉得灵魂决不可复制，那不过是从古到今“人类中心”观念的一种反映罢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第一次打破了这种观念，人发现自己并不在地球的中心；哥白尼是第二次，他让人懂得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达尔文是第三次，他让人知道人并不是什么上帝的创造，而是同其他生物一样不断进化而来的。从这个角度看，“灵魂”不死也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的了。
因为很少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很少接受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熏陶，因此在我们不少哲学家的头脑里，积淀了许多世俗的常识和偏见，并以此来充当观测世界的理论背景。他们在真诚地坚持“时空是客观的、无限的存在形式”时，也许正是在受着一种时空图腾的支配；他们在义愤填膺的指责科学家们模拟思维、提取“灵魂”是不严肃的时候，也许“人类中心”的观念正强烈的控制着他的理智和情感。
中国社会的良心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战胜愚昧、民主战胜专制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因而，代表着科学和民主精神的知识分子便最有眼力批判现实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但那些仅仅用专业知识来谋生的脑力劳动者，与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称号并不相称。
知识分子必须是在自己选择的专业范围里严肃地追求真理者，不会仅仅因为个人利害而放弃科学的自主性和客观的准则；他们必须对有关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都深切关怀，对国家大事和人类前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对社会的各种弊端和不合理的现象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且有勇气对其进行猛烈抨击；与此同时，他们对一切美好的事物有着丰富的感受能力，他们大声疾呼，为人民民主，为社会正义，为科学真理而斗争。正由于此，他们才能被称为“人类社会的良心”。
在西方文明史上，我们看到这样一批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努力奋争的学者。爱因期坦在针对那种摄于强权而惧谈科学精神的人时说过：“试问，要是乔尔丹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末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2页。）他自己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更是为后世科学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但是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窒息了大多数学者的独立人格和奋争精神，传统的实用知识观更使中国的学术缺乏应有的自主性，到今天，这种或者缺乏主人公精神，心甘情愿作工具，或者不问世事，自认清高的状况依然存在，而且非常普遍。这无疑是造成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低下，软弱可欺的重要原因。
在对人类历史和世界现状的考察中，方-励-之深深感到，在今天，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首先决不只是一个学者个人利害问题，而是标志着一个社会的进步水准。“中国实在缺乏一种知识的意识或叫科学的意识，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知识分子没有形成一股影响社会、影响全局的力量。”(引自在北大的讲演)所以，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应该把加强知识意识，提高知识分子的决策影响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思想；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己首先要以一种真正的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行使自己的权利，关心社会问题。
方-励-之在思考，也在实践着这种理想。
为了让自然科学得以长足发展，首要的便是要保障学术自由，方-励-之对此是有深切体会的，他的科学研究成就就是在力争学术自由中取得的，所以，他决心要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下，向社会呼吁学术自由。
1985年3月，方-励-之在浙江大学的讲演中提出，大学应该是自由研究和教学中心。他说：“议会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议会上，议员们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大学是一个探求真理的环境，是自然界和社会规律的发现者和探索者。因此，在这里对已有的发现、已有的成就，也可以提出异议，不受任何约束，这是大学必须有的特征。”就是在宗教神学鼎盛的中世纪欧洲大学里，“研究神学的人可以批评神学、改变神学、发展神学。”当时欧洲的大学可以不受大学圈子外面的教规所制约，何况我们今天呢?没有任何新思想不可以宣讲，这就是大学讲台所必须有的特征。大学，应该是出思想的地方。
1984年，方-励-之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在他就任仪式上，老师和同学们问他准备为科大做些什么，方-励-之回答说：“我也不知道能干什么事，因为我不知道手中会有多少权力，况且有了权也很难办，比如给房子，调工资都难以办到。但我想有一种最不花钱的，而且又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提倡思想上、学术上的自由，这是只要有决心就可以实现的，我要把提倡思想自由作为我校的办校方针之一。”在对“自由”二字噤若寒蝉的当时，敢于公开把思想自由作为办校方针是需要勇气的。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地位一直十分低下，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方-励-之多次在讲演中指出，在今天的时代，科学是一种最重要的生产力，而知识分子正是这种新生产力的代表，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人们应该是最革命的，应该是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就不应该是老九。然而现实，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非常令人痛心，方-励-之几次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向全社会呼吁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
1985年4月，在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中有人提到，高校学生与教师人数之比亟待提高。方-励-之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比数太低“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能单纯依靠解聘教师的方法来提高这个比数么?”在这篇未能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方-励-之在深切动人地写出了中年知识分子的痛苦后，心情沉重地写道：
我想，我的这些话，不致被误解为反对提高学生与教师的比数、反对聘任制、反对利用现有教师力量去办新的学校。我是完全赞同这些改革设想的。我强调的只是，使这些设想变成现实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明显地改善现有教师，特别是中年教师的生活待遇，降低他们的死亡率，若不顾及这个条件而去追求某种比值，则是有危险的，多半也行不通。孺子牛尚且需要有草料，否则挤出的就不是奶而是血了。
1985年8月，为了庆祝中国第一个教师节，方-励-之应约为纪念自己的中小学老师撰稿，在这篇文章中，他又触及了中小学教师的生活状况。他感叹养育这么多人才的教师仍然在工资的“空调”声中苦苦地盼望着，而“我们的社会，特别是构成我们社会部分现状的部分政策，是太不尊重教师的劳动了。不尊重教师，甚至欧打教师等等，不能说是和这些政策没有关系的。”这篇文章后来又未能公开发表。
1985年11月4日晚，方-励-之应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学生会之请作了题为“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的讲演。这次讲演表现方-励-之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他那充满激情的讲演，听众被带到了一个崇高的精神世界。
方-励-之说：“中国以前总是希望知识分子做些具体事情，少管社会问题，你只管拉车，别的不要管。这是不对的。在西方，战后四十年来知识分子的力量越来越强，越来越充分地影响着社会发展，比如六十年代的环境污染危机，七十年代的能源危机，八十年代的核战争问题，都是知识分子呼吁社会、政府注意的，他们的知识分子的确是在尽自己的社会责任。”
“在我们国家实际上也是有危机的，我们知识分子要看到这种危机，而且要说出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教育，就是一个危机。虽说发了教育改革文件，报纸上也是轰轰烈烈地说得非常好，可是并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给教育多少经费。可我们现在还只是玄学式的重视。”
“我认为现行的工资政策关于知识分子部分是完全错误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干了三十年，明码降价。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待遇，不管你是纵着看，横着看，都是极小点。纵着看，我们降价了，比苏步青教授他们工资就减少了，横着看，不比发达国家，就比周围发展中国家，同样是最低点，这能说是尊重知识吗?象这种问题，一定要去呼吁，见什么人都呼吁，不管它有用没有。有的人老是说得天花乱坠，最后说一句：你们知识分子要理解现在的情况，我觉得不能理解!知识分子就要这样站起来，这样说一些话，才能够推动社会。”
“现在我们经常讲理想抓不到，纪律太混乱，什么原因呢?重要的是一些领导人就不遵守纪律，作风不正，有的甚至达到了腐败的程度!大家以后接触社会，会发现这种腐败现象还是不少的。要整顿纪律、整顿作风先得从上面整起。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党风不正是最根本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本身作风不正。所以需要我们知识分子在这里起作用，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不能放过。有的人不敢说，其实大家都说，他就没有办法。”
整个教室全都沉浸在一片严肃而又轻快的气氛中，方-励-之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青年学生们由衷地为这位著名物理学家人格所倾倒。一位博士生感叹地说：“我仿佛面对着一座大山一样，在这位真正的知识分子面前，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在方-励-之几年来无数次的大小演讲中，他宣传自己的社会理想，热情关注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敏锐地指出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他强调我们的决策应该定量化、科学化，指出国家调资以及使用外汇储备时，都因为缺乏定量观念而出现失误；他结合自己对国外经济发展的了解，对国内的经济改革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他对社会弊端的无情抨击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1985年4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出了“新格局与高效益”一文，完全不符合事实地报道合肥联合大学“只用普通大学五分之一的经费，培养出了质量与普通大学相近的人才。”方-励-之当即写信《人民日报》主编，指出这种“计算法是大跃进式的计算，即把十亩地上的产量算到了一亩地上”，并要求该文作者访问联合大学以澄清事实。他严肃地指出：“这种大跃进式的新闻对社会的危害，难道我们还没有尝够吗?”在浙江大学的讲演中，他尖锐地指出了现在正在滋长的一种不正之风，就是利用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并存，而在这两种“热源”之间来回循环做“热机”，谋取私利。这部分掌握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人极有可能成为新一代官僚买办资本家。他希望新一代大学生在将来走向社会后，共同面对这些社会的阴暗面，去揭露它们，清除它们。
方-励-之对社会政治的“说三道四”是更不能为某些人所容的。由于他在浙江大学的讲演，他被有些人宣布为应被逐出教门的异端，有的大学立即闻风而动，对他展开批判，有几家报纸也随声附和。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结束不久，就有人打电话给中国科技大学党委，要求方-励-之作检查。1985年底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之请赴美讲学之行，也被有关部门借故阻挠，不能如期出国。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觉醒了的人民决不会允许历史开倒车。在这场风暴中，方-励-之最终安然无损。1986年春天，禁令解除，他赴美讲学。在美国讲学期间，所到之处，都是当地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热情的海洋，民心向背，可见一斑。
他是共产党员，他永远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正直刚强的性格和实事求是的良心；他是知识分子，他从不会因为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放弃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职责。在他的身边，有许多爱戴他的青年人，有许多敬佩支持他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清除精神污染”时期，虽然他处境险恶，但在中国科技大学还被评为优秀党员。这一切给了他很大的力量。当有些朋友为他担心，劝他少说几句时，方-励-之回答说：“如果这么说话有罪的话，那么我的罪状早就达到了饱和，多说几句和少说几句是一回事儿。”
记得爱因期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曾经说过：“居里夫人的品德和热忱，那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象方-励-之那样，勇敢地正视自己的社会责任，关心社会问题，关心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关心科学与真理的传播，那么，中华民族科学进步的速度就会大大加快，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就会大大提高。
“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人们普遍意识到学者对于共和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共和国需要什么样的学者仍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不是还有人在讲“士为知己者用”吗?不是还有人津津乐道于伯乐发现千里马吗?当知识分子服服贴贴地作为工具，能创造无数的物质的财富的时候，这些人是同意“共和国需要学者”的，但是对于那种敢于独立思考、提出非凡见解，敢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直陈时弊而又学业卓著、知名度极高的学者，他们难免不会在心里感到别扭。
让我写下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真诚的心声：共和国需要象方-励-之这样的学者。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方-励-之教授的夫人李-淑-娴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李老师提供了许多手稿和私人信件，并在百忙之中审阅了全文。许良英先生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我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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