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科学与人文

作者：吴国盛              日期：2012-12-30               阅读：813 次

很高兴有机会到东南大学来和同学们探讨一些我们时代的重要问题。昨天我们对过去100年的科学技术做了一个历史回顾，今天我们讲讲科学与人文，做一个理论性更强一点的讨论。 科学与人文的问题在今天许多人都在谈，大家都意识到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着分裂，应该弥合它。但是怎么弥合，能不能弥合。如果说科学与人文本来就是两码事的话，我们干吗要弥合它呢？如果人文与工程技术没有关系，或者人文教育根本就不利于工科人才的培养，为什么我们搞工科的大学要办人文学科？这里有很多理论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隐隐约约觉得应该这么做，但是为什么应该这么做，问题没有搞清楚。所以我想我今天也提供一个看法，请大家一起来讨论。 问题从何谈起呢？首先要说，科学与人文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纠偏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目前的科技政策，有些急功近利，有些重量轻质，有些重理轻文、重应用轻基础。我感觉，这件事情可能从根本上违反科学精神。这里当然还牵涉到科学的社会形象问题。科学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说的最多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当然不错，但还不够，不够在哪里？这是问题。还有一个是教育问题。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分科太严，文不学理，理不学文，重理轻文，这个局面给我们的人才培养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蕴涵着某种对科学与人文的态度，当然是不正确的态度。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比如，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我们经常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啊，我们四大发明，我们的什么这个那个，但有人较真地一分析，说你这个都不是科学，只是技术嘛，那么我们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当然你要回答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首先你要告诉我什么是科学，如果你连什么是科学都没搞清楚，那你当然不能很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还有，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现在有很多搞文科的都愿意说，社会科学嘛当然是科学了，你不是科学你就捞不上第一生产力这个光荣称号嘛，你没有这光荣称号就没有经费，就没人支持你了。可是，在什么意义上社会科学是科学？我们要考虑。还有，我们这几年从上到下，人人都讲科学精神，那么科学精神究竟是什么东西？一人一个说法，让人不知所措，那么科学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 所有这些个问题，按照我的看法，都贯穿着对于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将会导致对以上问题做不同的回答。我们今天的讲座分六个问题来讲：先讲人文意味着什么，再讲科学是什么意思，近代人文是什么，近代科学是什么，近代科学与近代人文的关系，最后落实到对科学精神的解释上。 何谓人文 什么是人文？人文从汉字来讲是两个字，人和文，两个东西。第一个讲的是人，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第二个是文。“文”通“纹”路，就是划道道，就是要刻点什么东西上去，就是要“燕过留声，人过留名”，就是留点什么东西。文就是人表达自己人性的方式。“人文”这个词呢最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表达了“文”而化之的意思。 西文也包含着同样的两层意思：从词型上看，Humanities（人文）显然与Humanity（人性）有关，而从来源上看，Humanities这个词其实也是教化的意思。Humanities来自拉丁文Humanitas，而Humanitas则来自希腊文Paideia，就是教养的意思。公元2世纪的罗马作家格利乌斯有一段话，是迄今为止关于Humanitas最经典的一个说法。我们一般讲Humanities容易想到讲人道，讲友爱、博爱，可是他说，拉丁文Humanitas这个词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这个意思，希腊文有一个词说的是这个意思，即philanthropia，可是他说Humanitas并不是对这个希腊词的翻译，而是对另一个词即Paideia的翻译。这个Paideia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雅技艺的教育与训练，就是教养的意思。他说为什么要把这种教化培养称为人性的表现呢？因为只有渴望追求这种方式的人才具有最高的人性。 好了，语言学的事情就讲到这里。我们知道了两样东西，一个是理想人性，一个是对这种理想人性的培养方式。那么有没有普遍公认的理想人性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大的文化系统来讲，它们所认可的理想人性可能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比较关注两大文化，一个是以希腊作为起源的西方文化，一个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这两大文化各自推许的最基本的理想人性是一样的吗？我看不一样。按照我的理解，希腊人所推崇的理想的人性就是自由，自由是他们的最基本的人性，他们的所谓人文教化也就是自由教育。我们可以注意到有些英文词组就带有这个痕迹，像这个Liberal education,你不能翻译成自由教育啊，应该译成人文教育。还有Liberal arts，不能翻成自由艺术，翻成自由艺术不知所云，它其实就是文科的意思。为什么Liberal education，Liberal arts要翻成人文教育、文科？那是因为在西方的传统中间，这个人文学科的核心是自由。 昨天我还在浦口校区跟同学们谈，自由是构成一切人文学科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支点。没有自由什么都不要谈，我打你一拳我为什么要负责任，我给老人让座为什么是德性高尚的，就是因为我可以打你也可以不打你，我可以让座也可以不让座。如果我腿坏了我只能坐在那里，你不能指责我不让座是道德上有问题。如果我打过去是由于某种物理规律的必然性造成的，那这个我也没有办法。所以道德价值要求你自由，这从希腊时代开始就是很强调的。但是注意，在我们中国人这里并没有这个自由。我们中国人最高的人性呢是仁，仁义的仁。这个教化的方式呢是“礼”。这里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举一个例子。亚里斯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大家都知道，它的原文是：我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这里面渗透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对比我们中国也有一句名言。中国人讲“子为父隐”，就是老子犯了错误，你儿子不能去张扬不能去举报的。你举报了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你首先破坏了这个基本的人性“仁”，因为我们中国的“仁”首先是体现在血亲之间。如果你父子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敢于打破的话，那你对仁这个基本的人性就是一种破坏。这两句名言里可以看出来中西方之间理想人性的巨大的差异。 如果说与“仁”相对应的教化形式是“礼”的话，那么和“自由”相对应的教化形式是什么呢？我们说与仁相对应的是讲礼，只有通过一系列礼节的训练才能把理想人性内化到你内心里去，那么，让我们比较一下“仁”和“自由”这两种理想人性之间不同的内化方式，从这里，我们也许会发现不同的人文形式。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国人讲“动之以情”，西方人重“晓之以理”。这里面区别在哪里呢？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孔子曾经讲到，有一个人问他父母死了以后为什么要守孝三年呢？为什么不是两年为什么不是一年为什么不是五年呢？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个问题，对于西方的思维来说是很合理的。孔子如何回答呢？孔子并没有跟他讲为什么三年，而是跟你讲的，你的父母亲含辛茹苦的抚养你，他们吃的苦可不止三年吧，他们为你操的心可不止三年吧，他们为你做的很多牺牲可不止三年吧。就这样，讲了之后，提问者就慢慢地打消了这个问题，他就不再认为三年是个问题了。这就是动之以情的结果。当然，每一种文化都是多样化的，通常是讲情也讲理的，但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侧重。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有些少数民族的同胞想提一个问题，但他不是直接讲，而是不停地跟你打比方，讲故事，唱歌儿，什么“草原上的雄鹰呀”，什么“乌云散开太阳出来呀！”讲一大堆，经过这么一大通铺垫，到他真的把问题托出来的时候你感觉问题提得真有理，非得这么做才行。这就是动之以情的效果。 好了，与“仁”这种人性理想相对应的人文形式是“礼”，而礼的说服方式是“动之以情”，那么与“自由”这种理想人性相对应的人文形式是什么呢？不用说，就是“科学”，而科学的思维方式，典型的就是“晓之以理”，即要不断地问个“为什么”。 何谓科学 我们开始讲科学。中文的“科学”这个词直接翻译自science，而且跟science这个词的用法大致类似，基本上指的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而natural science通常指的是数理科学，数理科学通常是以牛顿科学为典范。不过这种理解也有问题，把科学理解得太窄了。把许多数学化不够的学科，如博物学打入另册。诺贝尔奖里面只有医学和生理学奖，没有地学、博物学、生态学等。再有，把科学限制在数理科学方面，就无法理解牛顿科学这样的典型科学从哪里来的。要知道，一进入历史的环节你就会发现牛顿科学其实属于一个更古老的传统。它不是空穴来风突然冒出来的。它属于什么传统呢？简言之就是西方科学传统，就是说，在西方本来就有一个科学传统，牛顿科学不过是这个传统孕育出来的一个品种。 为了阐明这个西方科学传统，我们再讲讲德文的科学，wissenschaft。德文的科学一词跟拉丁文scientia差不多，含义比较广，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还包括人文学科。德国人代表的这个传统，倾向于从一个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科学。比如说意大利思想家维科的《新科学》，实际上讲的是历史哲学，但是它冠名以新科学。黑格尔把哲学叫做科学，而狄尔泰呢，讲精神科学，他把人文学科经常叫精神科学。李凯尔特则把人文学科叫做文化科学。这些叫法显然和英文的叫法不同，它们显然不是natural science嘛。为什么都能叫做科学呢，这是因为它们共同的属于同一个知识传统。胡塞尔讲欧洲科学的危机，这是上个世纪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命题，但他讲的科学不是讲的自然科学的危机，他讲的毋宁说是欧洲人性的危机。胡塞尔把科学的危机与欧洲人性的危机等同起来，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西方科学传统起源于希腊，它的关键词是理性。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西方思想史上，哲学和科学永远都纠缠在一起，许多时候甚至没法区别。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家也是第一个科学家，西方的科学家做大了必然就是哲学家。比如爱因斯坦，当然就是哲学家了。爱因斯坦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叫席尔普的编《在世哲学家文库》，就把爱因斯坦编了一卷。为什么呢？因为从根本上讲哲学也是一种科学，它是讲理的，是理性科学。 所谓的科学理性有一些什么特点？科学理性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内在性。所谓内在性就是纯粹性。我们经常说自然科学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手段，可以为自己立法，我的毛病我自己知道，不用你们来教，我自己可以纠错，我自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它讲的无非就是一句话：我自然科学是内在的。理性从来都是为自己立法的，它不需要外在的法律。这是西方人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它发现有一个理性世界，这个世界是自己为自己立法的，这个自己为自己立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内在性本身就构成了我的最高价值的来源，就是合目的性。理性提供了一个最高的价值系统。我们经常说“你要讲理啊！”“真不合理啊”。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合情合理合法，把理是放在情以后的。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相对的，而情在我们看来，反而是比较绝对的，所以情高于理。但是西方人把这个理抬的很高，而且抬到了内在性的高度。到了这个高度，理就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 苏格拉底曾经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是他的一句名言了。为什么一个人没有反思能力活了就白活呢？为什么一个人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就是白活了呢？这是因为他认为他从未触及到理性世界，而一个没有触及理性世界的人，在他看来就就没有掌握自己的人性，没有达到自己的人性。还有康德。康德有很多书，重要的比如说《纯粹理性批判》实际上讲的是纯粹理性如何能为自己立法，如何能够通过内在的方式整出一套规则过来，而《判断力批判》谈的就是目的性。理性本身就提供一个目的因。今天我们一说理性好象就是一个规则，一个客观的定律，没有目的性。这是有问题的。胡塞尔讲欧洲科学的危机在于，一方面非理性主义全面放弃理性，另外一方面实证主义只强调一种片面的理性主义。片面的理性主义事实上放弃了对普遍性的寻求，它只讲事实理性不讲价值理性，只讲工具理性不讲目的理性。今天的许多科学家自动把自己陷在一个所谓道德中立的地位，不考虑道德问题，这恰恰是一种片面的理性，是一种分裂的理性。放弃了普遍理性的寻求，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分裂。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实际上是理性分裂的一个自然的后果，所以也是胡塞尔所谓危机的表现。 希腊－欧洲人这样的一种知识追求，是由他们的理想人性决定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如果说中国儒家的人文形式是仁和礼的话，那么希腊－欧洲人的人文形式就是自由和科学。我们可以举一个中国星占学和希腊数理天文学的例子。我们知道，中国人也好希腊人也好都面临同样一个灿烂的星空，都非常注意天上的现象，都把天上的现象勤勤恳恳的记下来，但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却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知识形式。中国的星占学，就是要通过了解天象的变化来规定和预测地上人事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天学家们都是官方天学家，天文学家都是官员，都是政府高官，部级干部。为什么呢？因为他直接为皇家的一举一动服务。皇帝什么时候起床啊，什么时候该打猎啊，什么时候该种田啊，什么时辰登基，什么日子结婚，……都要看看天上的事情。这样的天学，关于天象的知识，是属于礼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个礼归根结底，是要表达中国人的仁：要顺应天时。希腊人呢？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什么实际的用途。希腊不是一个农业民族，它也不需要用来编制历法，指导种田，也不是用来算命。他就是要研究那个规律，研究行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运行方式。为什么他们要研究这个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东西呢？那是因为，希腊人认为，这样的研究属于最高尚的人性，研究纯粹问题的人是最高尚的。我们都知道欧几里得，是演绎几何的集大成者。一个学生跟他学习，学了几天问他，说老师学完几何能不能挣钱啊？欧几里得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把他赶走了，说“给他两块钱你走吧”（笑声）。为什么呢？因为你怀疑我的学问的纯粹性相当于怀疑我人本身有问题，就像我们中国人怀疑你这个人不懂“礼”一样。希腊的数理天文学是近代科学的真正始祖，我们今天所谓的古典科学都是从数理天文学这条线上下来的。它一方面要观察，一方面要整合自然规律。 刚才我们讲到科学理性的第一个方面是内在性，第二个方面是合目的性。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归结为自由引导的结果。“自由”是什么意思？就是由自嘛，由着自己内在的逻辑来发展叫自由嘛。合目的性是什么意思呢？自由从来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维度对于我们中国人是很陌生的。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向来规定着一种目的性，有价值问题的，那就是：自由是它的最高价值。这个自由作为最高价值就是目的性本身。自由从来不是手段，从来都是最高目的。裴多菲不是有一句诗吗？是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他认为自由是最高的价值，它是比生命和爱情更高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的意义，爱情的价值，都是自由引导的结果。没有自由，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自由，爱情也是没有根据的。 好了，我们看看希腊的大师们是怎么说的。他们说只有理性的人才是自由的人，这是希腊人开辟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亚里士多德有句话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这里一语道破天机，西方的人文，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因为它以理性作为它的最高原则。 希腊的科学首先是内在的，希腊人的天才创造中间有一样即逻辑演绎推理的科学。希腊人能够把这个geo-metry，我们知道geo是地了，metry是测量了，geo-metry本来是测地术了。测地术变成几何学是希腊人天才的创造。泰勒斯跑到埃及去留学。埃及的尼罗河定期泛滥，所以泛滥一次，田地需要重新划定，所以测地术比较发达。但是泰勒斯学完测地术回来把它变成了几何学。他把证明问题做为科学的首要问题。毕达哥拉斯定理从来也不是我们的勾三股四弦五，它说的是任何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我们的勾股定理还是测地术，但人家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就是几何学了，是演绎的逻辑，是推理的科学。 希腊科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非实用非功利的特征。为求知而求知，为学问而学问，为科学而科学，这些东西我们过去是批判的。为什么批判呢？根本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本身就缺乏这根弦，我们不大懂得无用之用是什么意思。 希腊科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刚才讲到的目的性，也就是最终会指向意义问题，它要指向善。柏拉图讲最高的学问不是数学，数学当然已经表达了某些自由的特征。它是演绎的、逻辑的、推理的，也是非实用的、非功利的。但是数学还不是最高的学问，为什么？在数学之上还有一个学问叫做辨证法，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辨证法，是关于善的学问。数学是通向善的。我们可以举怀特海，二十世纪前半叶一个很重要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他就认为自己的毕生总结是一篇论文叫《数学与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挺奇怪的，数学和善有什么关系呢？照我们看来，数学嘛研究一些纯粹的演绎推理，善嘛是道德问题啊，道德和数学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正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悲剧，因为我们今天的理性是分裂的理性，我们居然不能理解数学与善的内在一致性。怀德海敏锐的发现，数学和善的追求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追求的是同样一件东西，即理性的完善。怀德海一辈子写了很多书，有哲学的有数学的，但是他认为这篇文章是他的代表作，因为这篇文章强调了数学和善的最终的合一性，所以有人说怀特海是希腊精神的正宗传人，是柏拉图主义的正宗传人。实际上，怀德海的思想和刚才讲的胡塞尔的思想是一致的。 这种希腊的科学精神通过什么方式传到近代的呢？我们以前认为经院哲学专讲基督教教义啊，不讲道理啊。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基督教哲学分为前后两期，早期的教父哲学是不怎么讲道理的，把信仰放得很高，所以有人甚至很极端地说，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不怎么讲理。但是后期的经院哲学不一样了，它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整合进基督教的教义，形成了所谓的经院哲学。这个经院哲学是很重视逻辑演绎推理，很重视讲道理，很重视理性的。当然，希腊那种较真儿的讲理，与基督教有时也会有些冲突。我们刚才谈到为什么要守孝三年的问题，三字儿出不来嘛，上帝这里也有这个问题，你追问多了，最后也会有问题。比如圣父圣灵圣子究竟是一个东西还是三个东西，这是基督教哲学里面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了。还有比如说，耶稣拿一条鱼所有人都吃饱了，什么手一挥把那个河水都挡住了，人就可以从河底下走过去，这些个奇迹当然是理性难以解决的。当然经院哲学为此有很多妥协的方式。但是，总的来看，经院哲学的出现标志着希腊精神对基督教的融合。相比之下，回教就没有出现类似的经院哲学。本来它也是有机会的。公元十世纪左右的时候，当时的希腊文献全部给翻译出来了，都翻译给了阿拉伯世界。当时他们出现了两位，一位是阿维罗意，一位是阿维森那，这两位哲学家本来是想把希腊精神整合到回教里去，但是他们的回教首领，他们的哈里发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上帝命令为那些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了地狱的烈火。这样一来，回教的经院哲学就没有出现，回教依然是他的原教旨那套东西，没有整合到希腊理性里来。怀特海说过：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是可能的，这样一个信念是不知不觉的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也就是说，中世纪的神学成了帮助希腊精神传到近代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他还说，就算伽里略吧，这位近代科学的始祖，他那个条理清晰的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 下面我们讲一讲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先要讨论一个词，Humanism。Humanism这个词很不好翻译，在座的同学当然不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关于这个词还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目前有两种比较常见的翻法，一个是人文主义，强调人的教养，人的全面发展，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潮。还有一个译法是人道主义，讲仁慈啊博爱啊，讲一些伦理原则。比如俘虏不要杀死，阶级敌人也不能残害肉体，死刑犯要让他尊严的死去等等。人道主义的这种含义更类似Humanitarianism，实际上这个词来自于刚才讲到的希腊文philanthropia，讲的就是博爱这方面的意思。这两种译法还没有把Humanism这个词里面蕴涵的一个更深的意思体现出来。人道主义过份偏于伦理，人文主义偏于文史哲的学科性质。作为哲学意义上的Humanism表现在哪里呢？我考虑一个译法叫做唯人主义。我们讲materialism可以翻译成唯物主义，idealism翻成唯心主义，那么我们Humanism也仿造一下翻译成唯人主义。这样一翻它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什么意思呢？近代以后，人开始成为最高的价值元点，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个词在这个意思上类似于anthropocentrism，就是人类中心主义。Humanism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意义就是人类中心主义。 好，我们要追问的是，唯人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欧洲人－希腊人的自由理想？我们说既然humanities是用来表达humanity的，而humanity是自由，那么，这个Humanism在什么意义上表达了自由？这是我们今天追问的一个问题，也是当代的欧洲思想家不断追问的问题：当代的人文主义或唯人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欧洲的理想人性？唯人主义一方面当然是表达自由的，它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世界开始成为我们眼中的世界。当然，“我们”眼中的世界不是我们每个人眼中的世界，而是一个大写的人的眼中的世界。这个大写的人的出现使得Humanism成为可能。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依赖大写的人，我们每个小写的人都很渺小。灯突然一灭，水突然一停，交通突然一断，我们这个城市就成了一个臭哄哄的城市了，就没有办法了。大写的人不发挥作用的话，小写的人没有办法，把一群城市的人引到荒野上去，他们的求生能力是很差的。因为我们依赖大写的人，因为这个大写的人开始成为世界的中心，世界开始成为大写的人的眼中的世界，这个世界呢开始丧失了它的独特性。过去我们讲一棵植物一棵树一个动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少数民族有神山等说法。今天神是没有了，每一个东西之间神圣的联系没有了，世界变得有如薄纸一样没有厚度。我们知道从近代西方以后，定点透视取代散点透视，是艺术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变革。定点透视意味着，世界就是“我”眼中的世界。从前的画都是散点透视的，坐飞机式的空中鸟瞰，《清明上河图》就是这样的，一个很长的画卷，是空中鸟瞰出来的。定点透视标志着主体性的诞生。自从主体性掌握了近代世界以来，世界本身便成为意义中性的了。不是经常有人问，地球本身有意义吗？地球不就是我们能源仓库吗，不就是我们的垃圾填埋场吗？本身还有什么价值？ 唯人主义使得世界与人的关系成了效用关系，所以效用的逻辑成为我们今天最重要的逻辑，但是请注意效用的关系从来也不是一种自由的关系。什么叫自由啊？一个孩子坐在水边上，往水里丢了块石头，看见石头在水里荡起了一层层的涟漪，他心里生出一种欣喜的心情，这是审美。审美是什么？审美是非功利的，这个孩子从丢石头这个动作里面没有得到任何现实的利益，他也不是想得到什么，他就是觉得这样很好，很美。我们知道，希腊人发明了欧氏几何是一大贡献，按我的理解他还有一大发明，就是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英文是Olympic Game，我第一次学英文的时候觉得这个Game有点奇怪，觉得奥运会怎么能翻成Game？Game不就是玩吗？游戏吗？可我们今天的奥运会怎么是游戏呢？那可是你死我活的拼杀呀，为了获奖牌甚至可以把对手杀死（笑声）。有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有位美国滑冰运动员就被杀了嘛。这件事情说明，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不是希腊意义上的奥运会了，希腊人那种非功利的、那样一种表达自由的Game，事实已经没有了。奥运会是希腊人的存在方式，因为奥运会甚至成了他们的纪年体系，比如说某某人生于第23届奥运会的第二年，就这么纪年。你想一个民族能以游戏的方式成为他们存在的基本方式，当然他们对人与世界之间那种自由的关系的把握一定是很贴切的。我们今天效用的关系构不成自由的关系。黑格尔讲“主奴”辩证法，实际上揭示了主人和奴仆之间不可能有自由的关系。当然你可以说我可以随便支使他干什么，但是你们两人之间永远不可能有内在的交流。自由的关系必须是内在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唯人主义在今天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越来越多的反思。这点下面我们还要结合唯科学主义来谈。 近代西方的科学传统 近代西方科学我们要举两个人，一个叫笛卡儿，一个叫培根。我们要问的是近代科学从什么意义上能够称为科学？在什么意义上继承了希腊人的科学理想因而能够成为科学。第二个我们要问的是它作为近代科学有什么特征？笛卡儿有一句名言叫“我思故我在”，培根呢也有一句名言叫做“知识就是力量”。这两句名言里包含着近代以来一种全新的科学理念。笛卡儿讲“我思故我在”，当然是把思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继承了希腊人的理性传统。但是“我”出来了，主体性出来了。我们刚才讲到唯人主义，其实唯人主义它不是空穴来风的。笛卡儿的这句话是一个证据。谁思？“我”思，这个“我”当然不是笛卡儿本人了，是大我。培根这句话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维度，知识就是力量就是说科学就是力量嘛。什么意思呢？近代科学是一种力量型的科学。希腊科学不是力量型的，而是沉思型的，通过思与世界建立一种共通性。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是近代科学理性化的一面旗帜。“我思”说的就是理性的奠基啊，就是要把一切的一切奠定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他要把一切的一切全部囊括到“我思”这儿来，他把“我思”作为基础。大家要注意，今天的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所谓的自然的数学化运动。自然的数学化保证了我们今天对于自然界的观测都是可行有效的，但是数学化是什么？数学化为什么能成为自然构造的一个基本因素呢？是因为我思已经先行了，先行的做了理性奠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也就是思，连我在也是通过我思来得到论证的。现代科学只有充分的数学化才能有资格称之为科学，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自然界本质上是数学化的，你只有通过数学化的方式才能把秘密勾出来。 自然界的数学化本质上是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除了自然的数学化外，还有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研究的分层分科化。笛卡儿也开创了科学的方法论化，并把方法论变成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笛卡儿有个名著叫《方法谈》，他把方法问题称为哲学的最高问题来谈，这是为什么？理性化分为三步走。一步是对象的理性化，也就是自然的数学化，第二步是研究过程的理性化，也就是研究的方法论化，第三步是研究建制或社会建制的理性化，也就是分层分科化。什么叫方法论，方法论的意思就是说有了这个方法你就一通百通了。我们经常说要授人以渔而不授人以鱼，那个渔就是方法，你知道方法了就可以事半功倍，不知道方法你是事倍功半。所谓研究的方法论化，就是使整个研究变得编程化，程序化。 至于科学研究的分层分科化，性质也类似。每个人不要什么都做，分门别类你做一点我做一点，越做越专越做越深。那么总起来看，一个社会就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理性之网。研究的分门别类、专业化分科化是理性的内在要求。有些同学学管理的，学营销学的，都是在学习理性化的组织过程。理性化的组织为了什么？它的目标就是要高效率，高效率是我们为什么要采取理性化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在笛卡儿所开创的近代的合理化的科学范式里，有四个特征。有位科学社会学家叫默顿，现在还健在，他把科学的精神气质总结为四条。第一个是普遍性，不能说在中国做的实验美国不管用，那不行，哪儿做都管用；第二个是公有性，科学嘛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它为全人类所公有；第三个是无私利性，你不能说我这个科学只能为少数人谋福利，那不对的；再就是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我们会看到默顿总结的这四条精神气质，没有一条不是和自由贯通在一起的。 下面我们说说培根。培根在他的《新工具》里讲的非常清楚，他说希腊人呢都是小孩儿，玩些游戏，不管用。希腊人当然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不高了。希腊人生活的地方海边，气温也比较宜人，所以穿衣服也比较简单，拿块布一披也就差不多了。吃的东西也不怎么讲究。他们认为最高级的事情应该是思想，所以他们练出来高超的辩才。他们对于纯粹理性的爱好为人类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精神财富。但培根讲呢这个不行，希腊人有问题，他说科学应当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这是他为近代科学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当他讲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讲的就是科学应当为人类造福。他还有句话，他说欲征服自然必服从自然，那怎么服从自然呢？要服从自然你必须知道自然下一步要做什么，也就是说，要服从自然必先有效的预测自然，所以在培根的这句话后，蕴涵一个非常深的意思，就是预测成为近代科学的重要理想。一门学科没有预测作用那不是科学，至少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强调预测，为什么强调预测？因为只有预测才能服从它，只有服从它才能征服它。所以预测的目的最终服务于征服自然的理想。 表面看来，笛卡儿与培根之间是有冲突的。笛卡儿强调理性，培根强调经验，他们开启了西方哲学后来的两个思路，一个理性论，一个经验论。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争论一直是持续着的，而且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发挥着作用。一门科学能不能被承认是一种科学，爱因斯坦讲有两个条件，一个叫内在的完备，一个叫外在的证实。外在的证实强调的是经验，内部的完备讲的就是逻辑理性。类似的，我们还有重视数学的有理论科学家，重视实验的有实验科学家，重视演绎的有演绎主义者，重视归纳的有经验论者。但是我们注意到，爱因斯坦尽管强调内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都很重要，但他本人显然是一个理性论者。我们很多科学史家总是讲狭义相对论，是建立在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基础之上，这个实验讲的是光的速度在地球运行方向上和垂直方向上速度有没有差异，这个差异本来是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所预言的。可是迈克尔逊－莫雷的实验得出的却是零结果。很多人认为正是这个实验导致狭义相对论，可是爱因斯坦晚年的时候，有位科学史家问他，你在写那个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它对你有没有影响？爱因斯坦明确地说我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讲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说光线经过太阳是可以偏转的，但要验证不大容易，因为太阳太亮了。但是日全食的时候是个机会，当月球把太阳全部挡住的时候可以检验能不能看到太阳后面的星光。结果呢爱丁顿率领着考察团，去南非看日食，真的看见了。这样一来可不得了了，这么古怪的预言居然都能验证啊，光线还能弯着。爱丁顿的消息传来之后，爱因斯坦在上课。学生就问他：“爱丁顿验证了你的预言，你有什么感想啊？”爱因斯坦说我早就知道我是对的。又有一个学生问，万一爱丁顿没有发现这个偏差呢？爱因斯坦想了想说那我还是对的。为什么呢？他相信他的内部的完备，他不在乎外部的证实。这就是强笛卡儿传统的一个典型例证。在这根线上还有很多人。笛卡儿的唯理论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判断，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逻辑。 内在传统与外在传统的冲突还表现在，自由的探索的原则那样一种只管内在的逻辑完备的原则，会越来越与力量型的学问相冲突。科学越来越深的卷入军事和商业，使自由的探究面临困难。比如核武器的研制，依赖原子物理学的成就，原子物理学的每个进展都会影响核武器的研制，当时有些有良心的物理学家很忧虑，怕法西斯德国率先造出原子弹。所以当时就有人希望物理学家先不要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个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自由发表的原则是近代最重要的科学原则，这里面不光牵涉到优先权的问题，也牵涉到科学内在的自由精神。当时的科学家们很难办，不突破这个自由的原则可能要冒险，要冒德国人首先造出核武器的危险。后来没办法，物理学家只好主动的自我检查，凡是有可能泄露原子物理学最新研究进展的先就不发表。商业上这种情况更严重。今天的很多生物工程由于深深的卷入商业运作，完全破坏了无私利的原则。基因图谱的勘测都要注册专利，那它怎么能为全人类服务呢？但是你也要考虑到，今天的科学已经是属于力量型的学问，因而也要服从力量的逻辑。为了达到预测和征服的目标你就必须投资，而按照商业的原则，谁投资谁获益，所以专利制度是为了保护这个原则的。所以说，今天科学越来越多的卷入军事和商业，它就很难不破坏自由探索的原则，这是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尽管笛卡儿和培根传统之间有冲突，但是它们也有融合之处。按照我的理解，这种融合就表现在力量与理性合二为一，形成了所谓的技术理性。这个技术理性是什么意思呢？它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尼采讲过的。自近代以来，这个大写的人被立定在世界的中心之后，当世界都在围绕着这个人转的时候，这样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之后，这个人的强力意志就开始支配着这个世界的一切。他想干什么就要干什么。这个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过去我们都过着一种有限的生活，许多事情不能做，许多事情无法做。有许多敬畏，许多禁忌。不能冒犯上天，不能冒犯神灵，不能冒犯祖宗，很多不能。但是近代以后这些东西没有了，争取强力的意志倒是四处播洒。由于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今天的科学必定服务于力量的要求。有效没效，有用没用，管用不管用，多大效力，这是我们今天评价科学的最高标准。力量才是成为今天科学的内在逻辑。技术理性来源于权力意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技术理性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近代理性和希腊理性最重要的一点区别是，希腊理性是有限理性，今天的理性是无限理性，允诺的是一种无限的可能性。希腊人很害怕无限，无限就是无规定嘛，无规定那就没法有理性了，所以希腊人呢很不喜欢无限。他们的宇宙是有限的。我们知道欧几里得几何里有个平行公设，这个公设预示了某种无限性，因此希腊人对此很不舒服，他们尽量不用这个公设来证明定理，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觉得无限的东西有问题，他们恐惧无限。但是近代人却是欢欣鼓舞的迎接无限。昨天说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无限的时代。无限的时代允诺一种无限的可能性。既然宇宙是无限的，那当然不能只有地球上有人，宇宙这么大怎么能设想只有地球上有人，所以外星人就成为无限宇宙中一个合理合法的推测，我们今天谈论外星人不是开玩笑，是有逻辑根据。还有，由于宇宙是无限的，我们也不怎么珍惜我们的地球了。地球嘛，就不再是个“地”了，也是天体一个，无限个数的天体中的一个。过去的有限性建立在天地之间严格的区分之上。什么上天入地，什么顶天立地，都建立在天地之别之上。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脚不能离开大地，头不能离开天，这是我们作为人的一个基本的意象。孔子讲人生也直，这个直就是顶天立地。但是今天天地没有了，地是什么？地球就是太阳系里的行星三号嘛。地球是个天体，地就是天。这句话表面上看是一个自相矛盾，就象说一个非常热的冰块，所以一个木制的铁器，一个圆的方，但这个矛盾可能只是字面上的，因为这种矛盾只在天地有别的情况下才成立。现在地球仅仅是一个行星三号，对人来讲也就是个宇宙飞船。我们人类不见得永远住在这儿，所以原则上地球是可以随便糟蹋的，能源用光了，垃圾全扔这儿我们就走，我们可以再换一个宇宙飞船，所以星际移民也好，太空旅游也好，都是合乎这个时代的逻辑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希腊理性向来不是这样的，它首先服务于善的要求，不是服务于力量的要求。希腊理性呢允诺一种有限的可能性，它向来不认为你可以无限的走下去，神灵世界你是达不到的。有东西在限制着你。我们今天当然是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什么都不怕，无所畏。我们怕什么呀？没有什么让我们敬让我们畏的。世界已经去魅了，世界上到处都一样，都是无关生命和价值的东西。过去你碰了一下神器，你自己害怕得要死。我小时候听说，祖坟山上的树一棵都不能砍，在那儿也不能有任何不敬的行为，什么大小便的事情那是不能干的，干了这些不敬的事情，很多人奇怪的死去都有。我相信也许有这样的现象，按照我们现在的解释，他心理压力太大最后郁郁而死，也是有可能的（笑声）。 但是我们今天的技术理性服务于力量的意志，允诺无限的可能性，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力量和控制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刚才我们讲了有用有效有本事，为什么近代科学把预测的有效性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这点并不是必然的，古代也有科学啊，欧几里得不是科学大师吗。别人问他科学有什么用，他把人家赶走了。我们中国也有啊，我们中国当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科学了。近代的科学怎么出来的？为什么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科学？原因就是求力意志和控制论。力量和控制构成了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他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因此自然的数学化才出来了。自然为什么要数学化？自然本来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栩栩如生的一个活的东西，颜色的变化，气味的芬芳，悦耳的声音，林间的鸟鸣声，小草上的露珠，每一个都充满了意义。可是今天不一样了，我们把它们全部数学化了。什么露珠啊不就是什么水经过三态的变化，什么声音都是声波不同的波长嘛，什么芬芳不芬芳都是不同的化学分子飞来飞去。为什么把它数学化呢？因为我们要控制它。我们有时候不需要露水，要想法子把它去掉，有时候又需要很多露水，要把它收集起来，露水不是据说可以养人吗，我们开发一个露水有限公司，天然的露水不够，我们就要在实验室里制作。我们与露水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我们看待它对待它的方式当然也就变了。在露水公司经理眼中的露水，可跟步行在羊肠小道上牧童眼中的露水不一样了。昨天我们讲到，近代以后自然的数学化导致了一个纯量的世界。这个桌子是没有的，哪里有什么桌子，不就是一堆原子吗。这时候我一拍又疼，是因为原子在撞啊，撞了以后调动了神经等等。原子则遵从一种数学的规则。近代以后对规则的强调，对计算的强调，对数学的强调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 无限的可能性必然导致无限的数学。我们知道希腊数学是有限数学，所谓的欧氏空间啊那是近代人发明的，19世纪才有欧氏空间的问题，欧氏空间是19世纪的发明。欧几里得本人并没有一个无限的平直的三维空间的概念，你看看那个《几何原本》里头，它都是有限的。什么是线，就是两点之间连起来的东西，实际上是线段，没有直线的概念。面就是边上一围，实际上是一个有限的面。欧氏空间实际上是19世纪非欧几何出来以后，才同时被命名出来的。希腊人没有这个无限的数学。大家注意到，近代物理学真正的奠基者牛顿同时也是无限数学的创始者。微积分是牛顿发明的，而微积分正是近代意义上的无限数学。而且，牛顿的微积分的发明直接服务于他的牛顿力学的建立。大家知道，牛顿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在想这个万有引力问题，就在想苹果落地而月亮却不落地的问题。牛顿当时其实想得差不多了，什么平方反比律都想出来了，但他不敢发表。为什么不敢发表，他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解决，那就是一个球体对球外一点的引力怎么算的问题。在座的都学过高等数学，都知道用微积分一算就算出来了。用微积分可以证明，一个均匀的球体对外面一点的引力，等效于所有的质量全都集中在球心上的质点的引力。由于这一点牛顿一直没有证明出来，所以他就不敢发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只有等他的微积分发明以后他才能公布他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从科学史上来看，无限的数学确实在服务于无限的力学。大家知道，牛顿力学第一定律讲什么，讲的是一个在运动的东西东西如果不碰它，它将永远运行下去。这个在古希腊是不可以想象的，因为你老走下去就需要一个无限的空间了。可是希腊那个时候宇宙是有限的，走不下去。所以只有打碎了希腊的天球之后，只有你展开了一个无限的空间之后，你才有可能让牛顿第一定律出现。所以我们可以说，牛顿第一定律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来自于经验的，没有任何人看到过牛顿第一定律告诉我们的现象。没有东西不受到外力作用，你永远找不到不受到外力的作用的东西。所以说，牛顿第一定律首先是一种世界构造，而不是观测世界的结果。有了牛顿第一定律我们就可以构造一个宇宙，这个宇宙是无限的平直的。大家注意空间的概念古代是没有的，希腊人没有space这个词，但希腊人有sky，天空，有heaven，天堂，但是没有space。Space是个近代的概念。昨天我们讲航空和航天的区别的时候，航空讲的是sky，讲的是这个大气层之内的，航天讲的是space，那是古代不可以设想的。没有哥白尼革命，人类的劲儿再大，也是不会往那方面使的。昨天我还讲到，航空事业也是由强力意志作为支撑，没有这个求力意志，人类的伟大的智力活动，伟大的体力活动，就不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希腊人有劲没有？有劲，玩那个奥林匹克去了。希腊人的智力高不高超啊，高超啊，他不走你今天的这个脑子。欧洲的航空事业在18世纪末期，就是做滑翔机啊，风靡一时，就像我们今天的发烧友攒计算机似的。很多人去玩那个滑翔机，当然由于那些人不懂得空气动力学所以航空技术进步比较缓慢。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滑翔机所用的那些材料并不是新鲜的，无非就是帆布啊木板这些东西，古代也有的，可古代就是没有人干这个事儿。也就是说，时代精神规定了你要把你的力量用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人类自认为有力量的时代，这是一个人类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所以他敢于玩上天的游戏。航天也是一样的，没有哥白尼革命你怎么可能有space的概念呢，你怎么还能够设想有天呢？还有什么大气层之外？都不知道的。古希腊人认为天嘛，月亮以下是一块地方，月亮以上又是另外一块地方，上面每一个行星都嵌在一个水晶天球上。天体本身是走不动的，是它所在球带着它转。所以哥白尼那本书不能翻译成《天体运行论》的，应该翻成《论天球的旋转》，或者《天球运动论》。今天我们把它译成《天体运行论》，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问题。今天我们不承认有天球，所以就说是天体在转，但这是一种非历史的眼光。天球一个套一个，那里有什么无限的虚空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笛卡儿传统和培根传统之间有一定的融合。力量的要求和控制的要求，集中在对数学化的要求上，这样，主张数学化的笛卡儿，与主张力量化的培根之间就通了。笛卡儿讲了数学和无限，培根讲了力量和控制，这四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共同构成所谓的技术理性。 技术理性有许多表现。第一个是科技乐观主义。人们常说，有问题要靠科学来解决，由科学带来的问题也还是要靠科学自身来解决，反正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所以人类的一切问题最终都是可以解决的。为什么人们敢于这样想呢？因为我们的时代精神允诺了这样的可能性。大家都很熟悉社会进步发展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简单到精致复杂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种观点也基本上是乐观主义的。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社会历史发展观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现代性也是启蒙运动的结果，它强调社会发展是一个线性上升的过程，科技的发展是这样一种螺旋式上升中最强劲的动力。所以，大家都相信有科技做后盾，我们什么都不怕，这就是科技乐观主义。 技术理性既是一种理性，而且是一种无限理性，所以还有一个表现，那就是“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理性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不受外部的制约。我们说科学无禁区，实际上是强调了理性的这个方面，强调了科学的非功利性。但是近代科学变成了力量型科学，无禁区的探索就会出问题。比如说克隆人，要不要搞？按照技术的逻辑，克隆人当然要搞了，凡是技术上可能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做出来。谁会忍受这样巨大的诱惑而不干呢？我离克隆技术的最高峰就差这么一步。人类是最高级的哺乳动物，所以克隆人是克隆技术的最高阶段，就差这么一步，就不搞了吗？这不符合技术的逻辑啊。所以，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挑战。自由的精神在今天的力量型科学中产生了巨大的困惑。我认为很多有良心的科学家都觉得十分的麻烦。核物理学家是非常典型的，他从事的学问是自由的学问，就是为了发现原子的秘密，结果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结果核威胁成了今天全人类一个很大的包袱。如果这不是潘多拉的盒子，当然你为了好奇，为了求知，可以随便自由地打开。但是，今天科学家手上拿着的差不多都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就有麻烦的。怎么办？ 弘扬科学精神 下面我们讲最后一个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讲到，由于近代科学在某种意义上背离了或者是偏离了希腊人那样一种自由的精神，所以碰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还在探讨之中，但是有一点很显然，正是自由精神的丧失使得科学将丧失原动力。我们经常感叹希腊人真是不得了，没有希腊人研究的那个圆锥曲线，开普勒如何才能发现行星运动的轨道。我们知道，椭圆、抛物线、双曲线都是所谓的圆锥曲线，希腊人阿波罗尼早就在研究，他大概是欧几里得的同时代人。他的研究，当时看不出有什么用。自然界中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玩意儿，没人见过椭圆抛物线这样的东西，但是他的成果帮助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的轨道都是圆锥曲线。这就是自由科学的奥妙。自由的科学永远是张开一个广阔的空间，它是无用之大用。还可以举个非欧几何的例子。非欧几何认为过直线外一点可以做不出来平行线，或者可以做无穷多条平行线，这看起来怪不可思议的，但是不久就被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使用了。所以某些观念总是在先的，某些自由的理念总是先导性的引导着我们的科学的发展。那样一些实用的科学，空间是很小的。科学满足了某项需要，这门学问就发展到头。我们中国古代聪明智慧的人当然很多，但是由于科学的实用特征，发展的空间就不大。皇宫建完了，皇宫的有些建造技术就失传了。比如故宫里的金砖，据说到现在也造不出来。因为这个技术是专门为皇家使用的，别人不能使用这个砖，所以就容易失传。一个实用理性或者实用主义的知识，不可能走得很远。 我们谈一谈弘扬科学精神的问题，我把它称之为时代的最强音。今天不少人都在说弘扬科学精神。我的看法，弘扬科学精神基本上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想把在科学研究领域中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推广到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实际上是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而且把科学方法普遍化，推而广之。但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当然有它的合理之处。比如说，在我们中国人对科学方法普遍很陌生的情况下，大家讲一讲很好，但是把它作为一个普遍的思路或者唯一的思路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科学的方法有没有普遍有效性？先不要说把科学的方法使用到非科学的领域，就是在科学领域，究竟有没有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都是成问题的。20世纪最重要的一项科学哲学成就就是，认为不存在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所有的方法都是依赖于context的，所以出现了所谓的contextualism，所谓境域主义，就是依赖于情境，依赖于场域。不同的情况适用于不同的方法，没有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如果说在科学发展的内部我们都不能说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科学方法，那么把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某些方法推广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就更成问题了。按照我的定义，这就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有很大的毛病。首先一个，它只强调了效率的方案，没有顾及别的方案。刚才我们举了焚化炉和毒气室的例子，如何造得有效率是一个问题，你要不要造是另一个问题，科学主义用前一个问题掩盖了后一个问题。所以我说，效率的方案要服从伦理和人性的方案。单纯的讲科学方法的推广是有问题的，这里我引爱因斯坦的一句话，爱因斯坦的意思是说，你们光关心科学是不够的，要关心人，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有，人类真正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更多的是依赖像布兰戴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布兰戴斯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大法官。爱因斯坦甚至认为，科学家在历史上并不是最重要的，他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这话听起来很反动啊（笑声）。他居然认为这些宗教领袖比我们科学家都伟大，可是这话就是爱因斯坦本人说的。爱因斯坦当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了，他却认为科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为人类造福，怎么样给人类带来尊严。 第一种思路强调了效率的方案，以科学方法代替科学精神，有问题。为了减少中国人口有没有好办法？有啊，在人口稠密地区放几颗原子弹不就行了吗？那行不行？这个例子当然太荒谬了。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建立在一些存在论基础之上。比如，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没有个性的，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才能把它们量化，才能定量分析。这是保证科学方法有效性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这种本体论前提用在教育学上就有问题。我们讲教育要因材施教，我们是假定每个个体都不一样。当然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本质上还是一种科学的教育体制，都是大家坐在一起听啊，一起参加考试，都是标准化作业。因为没有办法，时代的要求，工厂是这么干的，你学校也必须这么干。工厂搞流水线学校也是流水线，工厂有作息表，学校也有作息表。学校也就是培养未来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技术员，都是熟练工人的培养者。不光是学工的如此，其他学科都一样。我以前不理解作息制度从哪里开始的，后来发现是从工厂开始的。所以，光讲科学方法是有问题的，还要注意它背后支撑着它的前提的限度。 现在我讲讲第二种思路。这个思路实际上很简单，我想引用我们中国科学界的老前辈竺可桢先生的一句话。他在三十年代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他说，提倡科学不但要知道科学方法还要认清科学的目标。他一开始就区别了方法和目标。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探求真理。他说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但是这个科学目标也就是蕲求真理追求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么怎么样弘扬科学精神呢？怎么样追求真理呢？竺可桢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个说法当然需要做一些新的解释，但基本思路是我赞成的。今天我们过于急功近利，忘记了科学在本原处它所应有的最高力量，即那个自由的精神。所以，第二种思路的意思就是要再一次强调，弘扬科学精神首先要弘扬自由的精神，这个自由的精神就是科学的精神，而科学的精神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就是西方的人文精神，我得强调，不是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 在结束我们今天的讲座之前，我想讲一讲阿基米德的故事。我们知道，阿基米德是希腊化时期一个伟大的人物。希腊化时期和希腊古典时期不一样，它是把希腊的科学与东方的实用精神结合起来的一个时期。作为一个希腊化的科学家，阿基米德一方面是一位很高超的数学家，是希腊时期三大数学家之一，其他两个是阿波罗尼和欧基里德。但另一方面，阿基米德又是很神的，是古代世界罕见的力量型科学家。他用杠杆原理可以把一艘军舰拉起来，他利用光学的会聚原理将罗马人的军舰烧毁，他可以利用力学原理造出一种投石机，很有威力的。他还动手做了一个螺旋提水机，据说埃及人现在还在用呢。所以阿基米德既是一个力量型的学者，又是一个沉思型的学者。我们知道，阿基米德是因为沉思而被罗马人杀死的。罗马人攻打阿基米德的祖国时，阿基米德指挥全城人马对付罗马人。罗马人根本就没办法。他制造的投石机很有劲，一下子可以把石头投的很远。他做的那个大吊车把罗马的军舰都提起来了，让老人妇女儿童用反光镜把他们的军舰都烧掉了。所以当时罗马的统帅马塞拉斯说这场战争打什么呀？整个是我们一个军团和阿基米德一个人打。但是后来他那个城市内部有内奸，里应外合就把那个城市给攻破了。当时马塞拉斯下令不许伤害阿基米德，可惜这个命令还没有下到，城市就已经攻破了。一个士兵杀红了眼，跑到阿基米德的屋子里，他当时正在沙堆上运算一个数学题，罗马士兵拿着刀子进去了。老头儿，叫了他一声，干什么的？阿基米德沉思嘛，希腊人高尚的沉思行为，坐在那里还在想。罗马士兵一看不吭声，胆子那么大，上去一刀就要刺他。阿基米德说了一句话：不要踩坏我的圆，他就在沙堆上被罗马人刺死了。阿基米德既有力量又会沉思，他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今天，我们如果过分强调一个方面，就有可能损害科学的形象。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阅读：813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