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义上说，作为“大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其关于终极实在的深度思考和探究——以及由此而来的“崇高性”，观念层面的价值取向——以及由此产生的“共享性”，制度层面的秩序导向——以及由此形成的“导向性”，日常实践层面的策略解释——以及由此显现的“合理性”等，是对社会利益、社会关系的前提性假定。“大传统”成为一种事实性的行动原则体系，经历了历史和实践的“过滤”，客观上说这是在集体生活中的开放式的选择过程。这意味着，作为“伟大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既是历史的、实践的，也是社会的、民族的，因而对其进行阐释的书面文本会采取特定的内容和具体的形式。

　　作为“伟大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既然是一系列前提性假定的构建，是有关终极实在、观念、制度和日常行动的原则体系，因而不能不涉及信念与行动、信仰与实际、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价值与实践，以及自由与秩序、自主与规制、目标与手段，等等。

　　对于构建社会共同性来说，文化价值观的传统成分有着特殊的意义，如吉登斯所认为的：“传统是认同的一种载体。无论这种认同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认同就意味着意义。”如果说一个社会中的“所有的群体都是制造意义的工厂”，那么传统则是意义的集结点和重要源泉，也是民族智慧的库存、集体记忆的档案。借助这部巨大的“索引”，传统在我们与过去和未来之间形成连接，也成为了一种预见未来的工具，因而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呵护和安全。显然，这正是社会认同、共识与整合的基础。

　　同时，传统往往带有一定的地方性含义，它是特定的人类族群或群体与其生存环境进行无数“对话”和交锋的记录，经过了反复的精炼提纯，这一过程最终凝结成了个体的行动方式，定格为了形式各异的社会程式。将这些不同传统置于社会学理论的宏阔视野中，可以探查到它们折射出的生动色泽和丰厚质地。其中，越是被注入了更多的智慧和创造性的那类传统，越是对生活实践产生出深远的影响。当这类传统化生出更为久远的社会趋势之时，它们也使自己一次次从中获得新生。这类传统是真正的“伟大传统”，它们特有的深沉蕴力和恢弘气势是一般的传统所不能具有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伟大传统”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激发出社会共同性的重大理由。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大传统尽管重要，但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大传统是从不同的小传统中反复过滤、提纯而转化形成的。

　　反过来说，已经形成的大传统也必须回到各种小传统中去，而且由于它源于小传统也能够以不同方式回到小传统中去。使大传统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小传统中去，为小传统所接受、所认可，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改变小传统，甚至内化为小传统的核心部分，从而形成和培育社会共同性。可以说，不能有效影响、转化，甚至内化成为小传统的大传统，是软弱无力的。

　　在推进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塑造和确立社会的共同性，是共同理想、共同行动、共建共享的前提。社会共同性需要细心的呵护，使之成为集体的感受，并成为文化价值观的自觉性和潜意识而世代相承。在一个日益开放和多元的时代，文化价值观能够产生一种特殊的无形资源——观念和意义，其功能是物质的、有形的资源无可替代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