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一个社会中，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这种社会结构是比较有弹性的

　　“弹性社会”和“刚性社会”这种提法本身，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对立的，我们要争取的是“弹性社会”，要消除的是“刚性社会”。其实世界上，既找不到纯粹的“弹性社会”，也找不到纯粹的“刚性社会”。

　　现实中“弹性”、“刚性”往往被曲解

　　“弹性”是从物理学中借用来的术语，但在日常生活中，弹性也常常被用来指称“随意性”，如网上有题目为《“社会抚养费”弹性太大了》、《弹性退休别“弹”离社会实际》这样的评论文章，批评的是弹性过度，没有一定的规范，变成了随意性。“刚性”在社会科学中则是指“规制性”。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规制性。正如自由是在法律的范围内行动一样，弹性也是在一定规制范围内的灵活性，刚性则是与灵活性相联系并在灵活性中显示自己的规制性。但在日常生活中，“刚性”往往被用来指称带有一定贬义的“僵硬性”。

　　无论在弹性的问题上，还是在刚性的问题上，都存在各自的两个极端，因而都要坚持反对各自的两个极端。在弹性问题上的两个极端是：或者没有灵活性，只剩下规制性；或者灵活过度，灵活到失去规制性。在刚性问题上的两个极端是：或者没有规制性，只剩下灵活性；或者规制无边，规制到失去灵活性。在社会生活中，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该灵活的要灵活，既不能一点灵活性也没有，也不能灵活到一点规制也不讲。同样，该规制的要规制，既不能一点规制也没有，也不能规制到一点灵活性也不讲。这就是说，关键是要正确把握弹性和刚性之间的度。有意无意地褒弹性贬刚性，或反过来褒刚性贬弹性，都是没有学理根据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社会弹性与刚性缺一不可

　　一种社会结构，如果缺乏弹性，过于刚性，社会就会缺乏生气，迟早要改变。例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过于刚性。那时的社会结构明显地表现在每一个成年的中国人都有四种身份：阶级身份、户籍身份、职业身份、所有制身份。社会正是通过与行政制密切结合的单位制，根据这四种身份，特别是阶级身份，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每个社会成员则凭借自己和所在的单位的行政级别，根据这四种身份，特别是阶级身份的优劣，来获得自己那一份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以支撑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和发展。那时，阶级身份是无法改变的，户籍身份、职业身份、所有制身份是很难改变的，中国社会特有的“农转非”、“工转干”、“集体转全民”都是很不容易的。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不是开放的、可竞争的。这种过分刚性的社会结构，造成社会流动率过低，社会缺乏生气。我们的改革开放，正是从废除阶级身份、弱化户籍身份、职业身份、所有制身份开始的，从而增加了社会结构的弹性，减少了它的刚性。阶级身份这种社会“甄别机制”逐渐让位于社会分层这样的社会“激励机制”。为什么家长普遍重视孩子的教育，就是有这种激励机制在起着作用：良好的教育是进入社会中层、上层的必要途径。现在不同家庭在教育投入方面差距的拉开，意味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在我看来，一个社会中，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这种社会结构是比较有弹性的。

　　一种制度，如果缺乏刚性，没有必要的规制，过于弹性，必然引起混乱，甚至造成危机。例如，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深层是与资本主义的贪婪本质有关，同时也与那些金融高管过分弹性地利用衍生金融产品，一环扣一环地买空卖空，缺乏对他们的严格监管有关。可见，一种缺乏规制的“弹性”可以给世界、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危害，造成多大的“人类困境”！

　　正如任何社会结构都既有弹性的一面又有刚性的一面一样，任何社会群体、任何社会成员，也是这样。就群体来说，例如，作为初级群体的家庭，就建立在必要的规制之上，没有伦理的、道德的、法律的规制，那就家不成家，这就是刚性的一面，不遵守这些刚性的规制，过分弹性灵活，造成多少人间悲剧！同时各家又都有自己不同过法，显示出各自灵活性和自由度。同样，作为次级群体的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规章、目标、纪律，没有这些刚性的规制，社会组织就无以生存和发展，同时它们又要以灵活的步骤、策略、方略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弹性和刚性缺一不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无论对社会组织，无论对社会成员个人，都是十分重要的。这可以说是社会生活中正确处理弹性与刚性、灵活性与规制性的格言，是成功人士的成功之道。
　　科学发展观具有增强社会弹性的现实针对性

　　社会紧张，即社会的种种不协调——“紧绷”，是社会紧张的一种，原因何在？它们与社会刚性和社会弹性，不能说没有关系，因为，当社会刚性和社会弹性比较平衡的时候，就为减缓、消除社会紧张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但我们也注意到，不论社会有较多弹性时，或有较多刚性时，都存在社会紧张和“紧绷”。可见它们并不是社会紧张、“紧绷”的主要原因、直接原因。因此，不能抽象地把社会紧张、“紧绷”归罪于我们现在还不是“弹性社会”。这里需要具体分析。

　　不错，现在有的地方，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干群关系等，都绷了起来，如果稍有不慎，就有激化的可能，这是事实。但主要的、直接的原因多半是社会不公，即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不公。这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有些重要的资源和机会被垄断，钱权交易，设租寻租，该共享的社会成果没有全社会共享，该承担的社会代价，没有全社会共担。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很多社会不公的出现，是违反、不遵守社会的规制性，滥用弹性、灵活性。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正是为了解决上述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提出来的，是有很强针对性的。例如，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这正是社会紧张的主要根源，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如，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所谓全面，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是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所谓协调，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所谓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又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式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旧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这些是减缓、消除社会紧张的根本理念和战略。

直面五大挑战 增强社会弹性 　　具体来说，我们的社会，现在面临五大挑战，只有正确应对这些挑战，才能从主要原因、直接原因上逐步把社会紧张减缓、减少到最小限度。这五大挑战是： 　　第一，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通过制度创新破解这个难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第二，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不仅要在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而且要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不仅要进行制度创新，而且要进行价值重塑。社会成员在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性，其意义绝不亚于社会在利益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它触及到了在一个急剧变迁和分化的时代，“我们何以能够共同生活”这一核心难题。 　　第三，在社会分化加剧的形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社会正义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社会公平正义有两个维度，即制度安排与百姓认可。如何在社会发展中，在制度安排公平的基础上，促进百姓认可的公平，提高满意度、幸福感，同样是一个尖锐的挑战。 　　第四，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所谓民生问题，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从政府、市场和社会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支撑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问题。民生问题是和谐社会建设最基础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矛盾多发最基本的根源，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能否大力改善民生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最切实而严峻的挑战。 　　第五，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所谓社会三大部门是指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领域：第一，国家或政府或政府组织，也叫公共权力领域，通常叫社会“第一部门”，它们属于政治领域；第二，市场或营利组织，也叫私人领域，通常叫“第二部门”，属于经济领域；第三，社会组织，也叫公共领域，是前两者之外的“第三域”，即通常叫做“第三部门”，它们属于狭义的社会领域。当前中国三个领域联动的社会结构和整合机制还没有很好形成。主要表现在：第一，三个领域或三个部门的比例、力量大小还严重失衡。第二，三大部门越位、缺位、错位的情况还很普遍。第三，经济上交往原则被错误地引进到公共权力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现象也很普遍。第四，由于社会缺位，第三部门还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还不能有效地起到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减轻社会管理成本的作用。只有逐步消除上述结构性和功能性的障碍，三大部门各自才能成为良性的、完全合格的社会发展主体，才能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才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摩擦、相互抵消，才能为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结构合理和功能协调的部门结构。这无疑是任重而道远。（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