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上海 201620） 　　来源于：《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 　　[摘　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研究、发掘和写好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盛世修史”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学走向“理论自觉”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格局中“强益自我”位势的需要，同时还是一代社会学者对历史有所交待的需要。研究中国社会学史，要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在内涵上，中国社会学史是学术进程的复合体：是学术发展史，也是思想更新史，是学科推进史，也是学说传播史，还是矛盾斗争史。根据中国社会学发展脉络的实际，其外延可界定为“中社会学”的框架范畴，既包含了小社会学，也包含了人类学的一部分、社会工作等多项内容。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应客观揭示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进程，根据史料分析综述各学派学术观点，科学揭示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不足，把握治史的态度和原则。此外，还应注重对中国社会学史的使用和开掘：从已有的成果中寻找认识中国社会的方式和方法，发掘面对中国社会、反映时代精神的本质问题，对前辈认识中国社会的切入点进行追踪式“再研究”；传承前辈构建中国社会学的特有概念和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 　　[作者简介]郑杭生（1936—）男，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 方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研究。 　　童潇（1981—）男，江苏省苏州市人，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一、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中国人撰写的《中国社会学史》虽远不及《西方社会学史》来得多，但也有三五部。然而，在笔者看来，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研究、挖掘中国社会学史，的确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其一，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盛世修史”的需要。“盛世修史”是国人治史的优良传统。在近代经济衰弱，国危民贫的危机时代，对于中国知识阶层而言，其主要职责，一是寻找富国强民之法，二是启蒙、开智、新民。历史的责任和社会的现状使得知识阶层群体在这样的时代很难找到系统梳理历史的条件，也难以拥有探赜索隐的精力。而在中华民族危亡、社会衰败之际，也必须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为民族寻找富强之法，为民众寻找强国之路的奋斗历程中。因此，在“乱世”的时代，不可能出现集中精力认真修史的条件。反之，在政通人和，国富民强的盛世，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找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的安身立命的位置，而国家也有了相当的财力、物力以提供文化工程建设所必须的条件，从而学者得以探讨一些看似言远而旨近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后三十余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建设日新月异，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虽然当代中国离真正的世界大国尚有一定距离，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构建社会和谐的发展趋势为我们深入研究包括中国社会学史在内的历史创造了良好机遇，使我们能够在对“乱”和“治”的真切感知中，对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形成理性与感性的双维认知。 　　其二，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社会学走向“理论自觉”的需要。中国社会学在1930年代曾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科，也是一个有着自身鲜明特色及主体性的学科，但非常遗憾的是，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却在很大程度上缺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体现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格局中，中国社会学者还缺乏提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本质问题的本领，原创性成果还不多不够，以西方社会学为圭臬的心态未发生根本变化——乃至有学者做了原创性努力，却被误解甚至讥讽为是“自说自话”。对此，费孝通曾深刻指出，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1]。郑杭生近年来也多次强调，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界更要有“理论自觉”，要有“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2]。只有这样，才可能建立起“世界眼光与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学要成为一门具有自主性与“理论自觉”的学科，梳理、总结中国社会学史，认识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三，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格局中“强益自我”位势的需要。前文已经提及，中国社会学还远未得到世界社会学的认可。对于这种现状，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中国社会学已有的成果确实尚不足道；二是中国社会学或有不足，但其精华尚未为世人所品、所知、所用。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一方面，中国社会学在经过1930年代的辉煌以后，历经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学确实曾陷入衰弱期。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一个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可能招之即来。”[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恢复三十余年，要用三十年的建设去追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国家社会学迅猛发展的成就，并非易事。因此，中国社会学要达到国际上公认的强势学科地位，确实任重而道远。但另一方面，我们绝不可妄自菲薄，经历三十年的建设，中国社会学也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绩，特别是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中心向太平洋两岸转移的时代，遇到了中国社会大转型及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时代，社会发展的催生、倒逼也使中国社会学有了一些突出成果。这些成果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原创性理论，只是中国社会学家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成果介绍给国外。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把这些成果进一步发掘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社会学在学术格局发展中“强益自我”位势的需要。 　　其四，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是一代社会学者对历史有所交待的需要。这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在中国建立后，社会学家在中国已经有若干代，每一代人都有义务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这既是一代人的一种责任担当，也是对历史的负责。“读史以明志”，中国社会学后学的发展及对前辈的超越，都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另一层意义是说，历史是人撰写的，因此，历史的书写总会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遗憾。在新的历史时期，资料解密，学术环境转暖，社会学研究有了突破以往禁区的条件，为科学探索特别是新成果的推介提供了相当的机遇。这就要求我们拿出勇气，去直面历史，使中国社会学成为一门“有根”的学问。当然，这也只能逐步做到。 　　二、中国社会学史的内涵与外延 　　（一） 中国社会学史的内涵 　　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内涵，就是要明确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聚焦点在哪里，究竟应该研究哪些内容。从广义上说，中国社会学史的撰写属于学术史的范畴，总结古今中外社会学史的撰写方法，大体可以将其归为六类： 　　第一类方法：写成人物史。这种写法主要突出历史上的学术人物，是以人物为脉络，对学术史进行勾勒。其基本预设在于：学术史的脉络在实质上就是学术大师的思想脉络，从学术大师的思想、成长历程出发，可以勾勒出学术史的发展轨迹。哲学史中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社会学史中如菲利普·卡班、让-弗朗索瓦·多尔蒂耶的《法国视角下的社会学史与社会学思想》、贾春增主编的《外国社会学史》、周晓红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等都采用了这种人物史的写法。 　　第二类方法：写成学派史。上述人物史主要是按学者来排列章节的，其缺点与不足是仅介绍了著名学者，但事实上，有些思想及重要研究成果的产生并非是某一学者的专利，往往存在于学术共同体之中，于是，在人物史的基础上，有些学者将学术史写成学派史、思潮史，也正因如此，坊间许多所谓《XX思想》的著作其实是作为学术史而使用的（其突出表现是学术史课程教材往往选用《西方社会学思想》、《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等著作）。在学术史中，比较典型的如民族学老前辈戴裔煊的《西方民族学史》，就是按照学派来编排的。此外，许多现当代文学史也往往将文学流派放在一起，介绍其背景、来历、影响等，如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 　　第三类写法：写成年鉴史。这种年鉴史的写法有别于历史学中的法国年鉴学派。法国年鉴学派主要倡导总体史、跨学科合作及问题史学，是治史的方法论。而年鉴史的写法主要进行历史记录和述评，例如社会学界先后出版的多本《中国社会学年鉴》，如郑杭生主编的《跨世纪中国社会学回顾与瞻望》、《新世纪中国社会学：“十五”回顾与“十一五”瞻望》都属于这一类。当然，年鉴史还可以编年体出现，写成年谱、大事记的形式，但这种写法在学术史中尚不多见。 　　第四类写法：写成类别史。类别史写法的预设在于，学科内部各不同学术领域有时难以杂糅，故而针对学科内部的不同学术领域，分门别类进行阐述是治学术史的一种方法。这种写法在古代用得较多，在当代则并不是很普遍。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基本上可划为这种类别史的写法，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是如此（据张岱年说，是因为看到冯友兰已写出《中国哲学史》，感觉难以超越，才换这种写法，即分类谈中国哲学家对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等不同类别问题的认知）。事实上，上述年鉴史写法对许多学术内容的阐述也是按照类别方式加以处理的（当然，年鉴不仅包括学科内部领域的记录述评，还包括对机构、大事等的记录）。还有的类别史在写法上也穿插着学派史的发挥，例如写某学派内部对不同主题的研究和观点，如上面提到的戴裔煊的《西方民族学史》，以学派史写法为纲，而在论述进化论学派时则运用了类别史的写法。 　　第五类写法：写成轶闻史。这种写法的主要预设在于，学术史不能是两张皮的历史。一张皮是指在正式学术史著作中的干巴巴的学术史，另一张皮则是人们口口相传的许多内幕、轶闻，而这些内容又似乎并不出现在正式的著作中。轶闻史就是希望将这些内幕、轶闻记录下来，由此挖掘一些深层次的内容。轶闻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向来不高，许多历史学家将其归为野史。但殊不知，正是这些口口相传的学者的个人生活偏好及学者间的矛盾与斗争，往往决定了一个学科在某个国家、地方、学校的兴衰。这类学术史也不多，但不是没有，如美国学者顾定国的《中国人类学逸史》就是轶闻史。轶闻史在根本上是解构的，可以把干巴巴的学术史变得有血有肉。 　　第六类写法：写成全息史。既然上述各种对学术史处理方法既有各自的优点，又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那么，能不能将这些优点集结起来，将缺点降低到最小？于是，一种全息史的写法产生了。全息史的写法希望将学人、学派、学科、学说等内容在一本学术史著作中进行有机结合。如郑杭生、李迎生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胡鸿保的《中国人类学史》就是这类著作，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也可归于此类。需指出的是，全息史的写法有其好处，但也有一定写作难度，就是章节排布不易，需要把学人、学派、学科、学说等内容杂糅于一体。因此，内容章节的主和次、纲与目的择取都颇有难度，一不小心，章节布局往往会显得杂乱。 　　应当说，不同学者对学术史的不同处理方式，实质上体现了不同学者对学术史内涵理解的差别。不同学术史的处理方式的背后有不同的学术预设。笔者认为，上述各种写法都是可以的，学术史的写作也需要有不同的声音，这样才能显现出其丰富性，各种写法的优点才能互相补益，相得益彰。但是，笔者更欣赏全息史的写法。其原因在于，单纯性的几类写法固然有其优点，但必然会有一定的缺陷及不足，而全息史的写法既能进行总体性的写作——将学人、学派、学说、学科讲清楚，同时又兼容了“解构”类的写法——将轶闻史探讨学科背后兴与衰的优势发挥出来，从而既有正式性，又具活泼性。与此同时应指出的是，当代学术已不再是一种完全个体性的行为，学者往往在高校、科研机构，学术与学科联系在一起（古希腊就有哲学、政治学概念，但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哲学、政治学学科），这种现实状况，也使全息史看待问题全面的优势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笔者认为，无论上述哪一种写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中国社会学史是学术进程的复合体——她既是一部学术发展史，又是一部思想更新史，既是一部学科推进史，又是一部学说传播史，同时还是一部矛盾斗争史。从这样的视角来处理问题，也许能把中国社会学史写得更有内容，更富于启发性。 　　中国社会学史是一部学术发展史。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就是要总结中国社会学学者在社会学学术推进的过程中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在学科领域的创造和发展中形成了哪些有效的积累，哪些是富于创新精神的开创性之作，哪些论著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哪些论著总结性地结束了一个问题的讨论。对于这些不同的特殊的学术贡献，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都应当力求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中国社会学史是一部思想更新史。学术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联系的，但两者仍有着细微的差别。学术讲究的是专业技术，是认识手段，是知识积累和推进，而思想则更加强调见解，是价值判断，是社会呼吁。然而，学术和思想往往又难以分家，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非人文科学）而言，在学术上能否提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本质问题，往往与是否有思想密切相关。在中国社会史上，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些有分量的思想命题，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无疑也要加以记录。 　　中国社会学史是一部学科推进史。中国古代学术有官学，有科举，有私学，但划分并不精细，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直到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教会教育、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设立，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才有了自己的平台。从而使学术与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不可分割。中国社会学史发端于20世纪初，这时高等教育的学科概念已有所孕育，随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建立了起来，社会学学科平台的制度化为社会学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支撑。后来，1950年代初社会学学科被取消，特别是在“反右”阶段，中国社会学知名学者受到了极大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才得以恢复和焕发新机。因此，中国社会学史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史，需要研究学科推进史。 　　中国社会学史是一部学说传播史。社会学产生于欧美，在欧美社会学仍然处于世界主流之际，中国社会学学术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摆脱欧美的影响，欧美社会学在某段时期的新著作、新方法，其关注的热点、焦点，其研究的路数，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渠道影响中国社会学。甚至中国社会学某些时期热议的概念，研究的热点，往往与某种社会思潮有关（有可能是极其偶然的），因此，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还需要将其放置到“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不能只就中国内部而论，而要形成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 　　中国社会学史还是一部矛盾斗争史。社会学是人创造的学问，有人就不可能没有矛盾。从大处看，对于整个国家是否应建立社会学学科有矛盾和斗争；从小处看，社会学系内部也有学派、观点、方法的对立，乃至名、利、权的矛盾和斗争。这些在既定体制下，其往往直接决定了一门学科的兴衰。例如，就全国和地方而言，领导人是否重视社会学，直接关系社会学学科地位的高与低；又如在一个学校，社会学学科是否受重视，往往与校领导是否重视，学科带头人的地位及与领导的关系（或者学科带头人本身就是否是领导），学科内部各学者间的团结程度（是共同协作，还是互相倾轧）有很大关系。这些内容也需要在社会学史中有所讨论。 　　因此，中国社会学史写作不仅要写人物，还要涉及机构、学派、观点、论著、资料、传播，并且不可回避矛盾。我们要在这些写作中把握客观性，富于特色性，突出史料性，体现借鉴性。这样的一部学术史才是一部完整的学术史，一部有分量的学术史，一部可以继往开来的学术史。 　　然而应说明的是，就某一部中国社会学史稿而言，由于篇幅的局限，或许只能体现全息中的某个方面，但是，将机构、学派、观点、论著、资料、传播、矛盾在一本书中或多或少的有所交代，倡导全息认知、全息治史的方向，则应当是一种追求。 　　（二） 中国社会学史的外延 　　我们应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界定中国社会学史的外延。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学，社会学具体包括哪些学科，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根据中国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的规定，社会学实际上包括了“大社会学”和“小社会学”两个概念。所谓大社会学，是指社会学属于法学门类之下的一个一级学科；所谓小社会学，是指在大社会学这个一级学科下，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人类学四个二级学科中的社会学二级学科。 　　于是，这就遇到了一个问题，中国社会学史应当包含哪些内容，是大社会学，还是小社会学？我们的意见是，根据中国历史和国情，在撰写中国社会学史时，最好的方案是建立一个“中社会学”的框架，中社会学大体包括了“大社会学”二级学科下的小社会学、人类学发展中与社会学有关的内容、以及民族学发展中与社会学有关的内容（主要是1953年院系调整后，中国社会学家对民族社会的研究）。 　　之所以这样处理，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想法。首先，小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通常并不分家。事实上，中国社会学在建立之初，就与人类学天然的整合在一起，费孝通的名著《江村经济》就既是一本社会学的著作，又是一部人类学的著作。直到今天，一些院所仍将社会学和人类学放置一起，如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因此，在中国，研究中国社会学史不应当拒斥人类学的相关内容。其次，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民族学也曾有一阶段（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与小社会学划分得不明显。其主要原因是，1953年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后，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被分配到民族学院（系），搞民族调查（如费孝通、林耀华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大学）。他们没有研究纯社会学的条件，于是只能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民族问题，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纯社会学研究的学术生命在这一阶段中止了，却意外地将社会学运用在了对民族特别是对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学的研究之上，并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因此，把中国社会学家对民族社会研究的内容，特别是1953年院系调整后，社会学家对民族研究的关注纳入社会学史的范畴，符合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再者，之所以不把人口学和民俗学放置在社会学史的框架内，也是国情使然。在美国，人口学和社会学的联系非常紧密，人口学家往往也是社会学家。但在中国，人口学虽然属于大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但一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在1953年院系调整时，人口学虽受牵连，也并未被完全取消（如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即被保留，197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成立人口教研室）。而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民俗学的研究力量通常来自于中文学科中民间文学专业，研究者的出身专业也通常是中文（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科带头人钟敬文来自于中文学科，自然其培养的力量多分布于中文学科），直到近些年来，社会学、民俗学之间才有了更多的联系（以郑杭生为例，近年来曾多次应邀参加民俗学研讨会，并发表了《促进民俗学与社会学的合作》、《中国民俗学界的一部争气之作》、《谈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民俗学的关系》等文章）。因此，我们的意见是，研究和撰写中国社会学史，首要是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学科的客观状态，可以从当代学科相互交融的角度，把民俗学纳入社会学的视野。此外，社会工作的学科历史也是中国社会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由是，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开拓者基本上是社会学家和学者，通常其学科的设立也是划在社会学学科之内的。 　　三、对待中国社会学史的态度和治史原则 　　研究社会学史，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治史原则。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强调了治学术史的四条原则，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 [4]（P55）可以说，这一语点出了治学术史最为重要的一般性原则。在笔者看来，面对中国社会学史这一特别的对象，以下几点治史态度和原则值得进一步强调。 　　第一，尽可能客观地揭示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进程。对于历史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一直有所争论。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学者认为历史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学者的任务是对这种真相进行还原；而在认为历史是主观的观点看来，个人可以主观性地对历史材料进行剪裁和梳理，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笔者看来，历史是客观和主观的集合体，对历史的解读是主观的，但所发生的史实却是客观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在解读历史方面可以有主观性，但对于客观史实，则要尽力将其准确地描述出来。之所以没有把话说满，只说是尽力，这是因为，如同绝对真理只能被不断接近一样，受制于种种原因，或研究条件（如史料、回忆人的记忆偏差）、或外在环境（如当时的社会环境），或主观因素（如学者间的不同观点冲突及矛盾），每一本学术传记还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学术史要写成四平八稳的文章不算难，但要真正写得有味道，有含量却很不易。写一个人的回忆录尚非常困难，写一门学科的“回忆录”，其难度之巨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社会学史有幸福史的历程，也有坎坷史的经历。笔者认为，治中国社会学史，一定要努力将历史重现出来，这样做虽然困难很大，会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矛盾或问题，但一定要有这样的努力方向。至于当前能够涉及一些历史矛盾到什么程度，特别是关于一些敏感的矛盾问题，也要从实际出发，并以促进中国社会学界的和谐团结为底线。 　　第二，超越偏见，网罗、综述各学派学术观点。郑杭生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弘扬学派，提倡“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在为《郑杭生社会学历程》所写的自序中，郑杭生曾经提到，当年因非典所困，他在华中师范大学题写了八组三十二幅题词，以与大家共勉。其中有四幅题词涉及了作者对学派和宗派的态度：“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派支撑：习思勤精、范式遂现、疑辩勉诚、学派自成；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派导向：学派之争、与人为善、切磋琢磨、推进创新；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宗派拒斥：宗派之争、与人为恶、攻击中伤、阻碍学术；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派氛围：多学少宗、良性互动、思想活跃、氛围融融”。在当代中国社会，从现实情况来看，还不可能完全做到完全抛开门户之见，但是，多些学派的努力，则确是应当坚持的。学派与宗派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学派倡导相互平等的交流，不拒外，也不进行人身攻击；而宗派则是拒外的，要么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要么对他人的成果一概不闻不见，或故意视而不见。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还要注意全面性，特别是绝不要主观性地剔除一些东西，或对其视而不见。之所以对此加以强调，正因为在中国学术界包括社会学界还存在这种现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真欣赏别人的研究和成果，既是一种学术勇气，更是一种学术气度。 　　第三，科学揭示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不足。研究中国社会学史，自然要总结中国社会学的优点，把中国社会学的优势成就比较准确地概括出来。但也不能唯尊者讳，忽视中国社会学的不足。对于中国社会学的不足，中国社会学史应当将其放置于一定的位置，并同样给予相对准确的概括。只有这样的研究和评价才是比较完整的，才具有可信度和有效性。当然，应强调指出的是，揭示中国社会学的不足之处，重点不在于指出某一社会学家或某一研究成果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要认识、辨析、厘清在这些不足背后的因素。社会学研究一直强调要见森林，而不能只见树木，要从社会整体的视野而不是个人的视角去分析现象和问题。马克思指出，人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所以治中国社会学史更不能忘记这一点。因此，认识人的不足，不能仅仅在个体上找原因，而要从社会结构的构成演变条件机制中去寻找，只有这样，找到的原因才是反映本质的，才有可能在进一步发展中加以避免。总之，这需要有一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才能真正对中国社会学负起应尽的责任。 　　四、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使用和挖掘 　　郑杭生曾将百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轨迹概括为“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十六字。其中，“开发传统”中的传统既包括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传统，也包括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回顾中国社会学史，既是对历史的一种了解，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推进。对于如何把握中国社会学史的使用和挖掘，在笔者看来，有几下几条路径： 　　第一，从已有的成果中寻找认识中国社会的方式和方法。中国社会学的许多学术前辈既受过西方正规的社会学学科训练，又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切的感知，他们穷其一生经历来认识中国社会，并力图改造中国社会，因而积累了大量认识中国社会的独特方式和方法。正因如此，单向度地阅读前辈社会学家的成果，或许并不能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但若将这些成果置于中国社会学史中，置于社会历史进程的长河中，则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些成果的钥匙。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前辈学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进行研究的，这些研究又是从哪些方面入手，切入对中国社会认知的。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解剖中国基层社会的代表之作，也被认为是认识中国的必读著作。但事实上，如果将其放置在当时社会现实的背景中，可以看到，《江村经济》的研究出发点并不仅仅在于学术，作者之所以会提出相关问题，会选取乡村工业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包含了作者对中国城乡转型现实逻辑的深层理解，以及以农村工业兴国富民的愿望。因此，对于《江村经济》的解析，我们要认识到，作者指明的是“乡村工业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牵一发动全身的关系……中国经济的转型最终仍将落实到中国乡土工业的发展这一关键环节上来”[5]。这种认识中国社会的方式方法，是国外学者难以体会的，也是我们从国外学术著作中不可能发掘的。中国社会学的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对中国社会独特性把握的鲜活案例。 　　第二，从学术前辈的成果中发掘反映时代精神的本质问题。中国前辈学者的许多成果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因而能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毛泽东于1925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试图回答中国阶级的分布是怎样的，其内在的根源何在，与当时的社会矛盾存在怎样的关联，这些问题后来直接成为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再如，1980年代费孝通的《小城镇 大问题》提出了中国在社会发展转型背景下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是走大城市道路，还是小城镇道路？农民是“离土不离乡”，还是“离土又离乡”？他指出，小城镇发展道路是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虽然有学者并不同意这条道路）。这都是面对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型的大问题、真问题、好问题。应当说，前辈学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有的已经被解决，有的因为社会变革，其重要性不再显现，但还有许多问题，前辈学者已开题，破题，但至今并未被完全解决，甚至还有一些问题只留在前辈学者的著作之中，需要有我们去再度挖掘。渠敬东近来提到的一则案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分析里，很少见到‘礼’这个中国传统上最核心的概念，对这个概念弃之不用，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研究中很大的悲哀，‘礼’在中国社会现实运作中起的重要作用，往往会因为不使用这样的概念工具来分析，所以得不到确当的把握。李安宅先生解放前早就做过《〈仪礼〉和〈礼记〉的社会学研究》，今天的社会学家却忘得一干二净了”[6]。显然，我们确实需要在中国社会学前辈的成果中发掘面对中国现实的大问题、真问题和好问题。 　　第三，对前辈学者认识中国社会的切入点进行追踪式的“再研究”。中国社会学家在案例研究方面开拓了许多研究地点，如李景汉开拓的定县（河北定州市）调查，费孝通开拓的江村（今江苏吴江市七都镇开弦弓村）、禄村（今云南省禄丰县大北厂村）、玉村（今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中卫社区），林耀华开拓的金翼之家（今福建古田县岭尾村）、许lang光《祖荫下》开拓的大理喜洲（今云南大理市喜洲镇）、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开拓的芒市（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等等。进行定量研究的学者都知道，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追踪数据是不甚丰富的，中国的定量数据更多的是截面数据（或称为面板数据），这使得中国难有进行定量研究追踪数据材料。进行案例的追踪研究或多或少可以弥补这方面的遗憾，并易在比较中概括出有新意的问题和结论。应当指出，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学者做了探索。例如，在郑杭生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多位博士和博士后，如吴力子、奂平清、章东辉、潘鸿雁、汪雁、张永华、黄家亮等对华北定州进行再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再如，庄孔韶对金翼之家的再回访，撰写了名著《银翅》；又如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多位博士先后对禄村（张宏明）、喜洲（梁永佳）、芒市（褚建芳）再回访，也取得很大收获。潘乃谷在《重归魁阁·编后记》提到“再研究”的意义：“通过‘再研究’来重读历史和考察现实，我们就可以对社会变迁和学术的继承与反思进行探索”[7]（P294）。但是，我们目前的“再研究”还很不够，除江村已被多次开掘以外，对于其他的研究地点，研究关注度还依然有限。此外，还有更多地方还没有被开掘出来。应当说，“再研究”矿藏不小，值得学者在中国社会学史中进一步加以注意。2010年，是费孝通和林耀华诞辰100周年，郑杭生先后发表了《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再认识》和《林耀华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再认识》，意在提倡用“再研究”来纪念我们的前辈。 　　第四，传承前辈学者概括中国社会学的特有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新理学》等书中提出了“接着讲”的概念，认为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儒家发展到唐代后演变为新儒家，到宋代，新儒家又由程颢、程颐两兄弟一分为二，演变为心学、理学两脉。心学一脉被称为洛学，其中陆九渊是接着程颢讲，王守仁是接着陆九渊讲；理学一脉被称为程朱学派，其中朱熹是接着程颐来讲。冯友兰认为，自己是接着朱熹讲，所以是“新理学”。其实，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中国社会学史也有“接着讲”的传统。例如，费孝通的社区研究，实际上是接着1930年代吴文藻的社区研究来讲提出的；再如郑杭生所提出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实际上是接着严复治乱兴衰、孙本文综合社会学的理路来讲。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学者提出了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应当说，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与“接着讲”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社会学家进行中国社会学研究，不仅要照着、接着外国社会学家讲，如照着韦伯讲理性和人文，接着贝克讲风险，更要接着中国学者讲中国、讲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发展，要形成体系，“接着讲”是一种传承、习艺的重要方式。只有在“接着讲”的过程中，学者才会找到自身所处的学术位置，才有可能在积累中形成有一定影响力的理论。哲学家不同于哲学史家，社会学家也不同于社会学史家，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所进行的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就是协助读者去寻找“接着讲”的对象，为未来的社会学家“接着讲”，为学术的薪火传承做一些铺陈性的、启发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