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帝国主义”是人们进行理论探讨和政治斗争的焦点；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又成为各种理论和战略相互冲突的焦点。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东西方政治力量的对比，而且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只有从历史与理论、现实和未来的结合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对社会主义的影响进行科学分析，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一、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与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从历史上看，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兴起以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迅速扩展；到20世纪初，由于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大大发展起来，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抢占和控制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列宁在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实际情况后，作出了这样的论断：“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579页）。“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这三方面的生活完全国际化”（《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2页）。当今的“全球化”与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性”和列宁所说的“国际化”，虽然不能同日而语，但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我们完全可以说：今天的全球化，就是从历史上的“世界性”和“国际化”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全球化”的概念，但他们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出发，对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的预见。

　　战后，经济全球化由以往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全球化，逐步发展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新阶段，西方垄断资本将世界大部分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连为一体，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覆盖到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全球化”观念之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人们普遍关注，主要是因为早已萌发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到这时具有了一系列新的特点：（1）信息化——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使人们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越来越便捷和密切，时间和空间对人们的阻隔越来越小，为全球化奠定了新的物质技术基础。（2）市场化——西方国家放松对经济的管制，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展，市场机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3）自由化——各种关税壁垒明显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开放度不断扩大，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的国际流动更加通畅。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透视当今全球化的种种新现象、新特点，不难发现：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具有深刻的矛盾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客观要求，表明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另一方面，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过程，表明垄断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其势力进一步增强。作为人类科技进步和世界交往扩大日益深化的必然产物，经济全球化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为垄断资本的对外扩张，国内经济危机的缓和，提供了新的调节手段，进而为当代资本主义开辟了新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主要表现在：

　　（1）经济全球化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运用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越来越超出个别企业甚至个别国家的限制，寻求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科技研究与开发的全球化，也推动科学技术高效、快速地发展，有利于科技成果在世界上的传播与运用。西欧各国政府于1985年开始实施“尤里卡”计划，建立“技术欧洲”或“欧洲技术共同体”，以提升欧洲国家的工业和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保障欧洲经济增长和就业条件。美国和日本也加强科技研究和开发方面的合作，以保持其在尖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新科技革命正是借助于全球化浪潮，不同程度地促进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日益现代化和“高级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2）经济全球化为资本主义进一步拓展世界市场，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自然资源、资金和劳动力创造了有利条件。最近20多年来，全球化推动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向全世界扩张，使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可以不受本国市场的限制，而根据全球市场的需求，扩大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以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之所以出现了“四高”（高增长、高股价、高汇率、高生产率）和“四低”（低通胀、低失业、低财政赤字和低利率）的所谓“新经济”，全球化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摆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滞胀”危机，进入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西方国家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也是其理论、政策和体制发生调整和转变的结果。众所周知，战后资产阶级总结罗斯福新政和战时经济管制的经验，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通过财政、税收、货币、计划、福利等调节机制，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从而使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西方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在1950年～1970年间，西方发达国家的年均失业率大多降到5％以下；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远远超过了战前的一个世纪。然而，当西方某些经济学家乐观地预言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要长期延续下去的时候，一场新的危机却逼近了。1973年冬季的“石油危机”和1974年夏季的国际性震荡，把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猝然推向一个痛苦的“滞胀”时期。这期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2．4％，而物价则平均上涨9．9％。这种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罕见的经济“综合症”，不仅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正统”地位，而且暴露了西方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与政策的严重弊端，促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向衰落。为了对付“滞胀”，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而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紧缩货币，削减福利，减少税收，放松对经济的管制，扩大对外贸易，将国有企业私营化，削弱工会组织，限制工资增长等等。这些措施虽然对治理“滞胀”有一定的成效，但又引发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连年扩大，国家债务日益严重，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减少，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等新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力图在资产阶级右翼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实行所谓的“新经济”、“新福利”、“新政治”和“新治理”，以求实现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作为对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技术革命、后现代社会等世界重大变迁的回应，“第三条道路”试图在国家与市场、风险与安全、权利与义务、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建立新的平衡，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自1997年5月工党政府上台以来，英国的通货膨胀率、长期利率、失业率都维持在较低水平，而经济保持着稳定增长。

　　正是在西方国家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等资产阶级右翼思想大肆扩张和蔓延，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策也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向右翼思想靠近，从而使以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成为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老板以及超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的管理精英、大的传播媒体的统治精英、技术精英和某些国家的领导人组成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构成了剥削和统治全球劳工的新的霸权集团，占据着经济全球化乃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二、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美国经济学家凯尔索和阿德勒认为，由于持股的工人越来越多，现在的资本主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相反，已具有人民性了。这种“人民资本主义”终究会发展为一个“全民资本家的无阶级社会”，所以他们要用《资本家宣言》代替《共产党宣言》。“后工业社会”理论则认为，“正在兴起的新社会的主要阶级首先是一个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工厂里的斗争”，只是“工业社会的标志”，而在“后工业社会”中，“继续谈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国内某些学者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已经由帝国主义之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帝国主义之后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有的学者则认为，当今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笔者则认为，正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高级形态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西方国家改变了经济调节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不同程度地放松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和管制。包括改革财政税收体制，减少财政赤字；改革金融体制，稳定金融体系；改革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减轻财政负担；改革对外贸易体制，减少贸易壁垒，推进自由化。以美国为例，1992年克林顿上台执政以后，一方面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在通信、银行、金融市场、交通运输等领域放松或取消限制，鼓励企业竞争和兼并；另一方面，大力扶持科技研究与开发，发展高科技产业，重视教育和培训，加紧对外经济扩张，其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争取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份额和优势。
　（2）垄断资本既寻求国家支持，又力图摆脱国家限制，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获取超额垄断利润。早在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在写作《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就预见到“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220页），并拟定了包括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内的6册研究计划。在他看来，前3册主要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社会条件，综合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但这时，资产阶级社会是被限制在国家界限之内的，因而还是一个较小的整体。在后3册的逻辑阶段上，资产阶级社会被“国家”范畴概括起来，并越出国家的界限，发展成为全球规模的“世界市场”的整体。于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关系以其最发展的形式，即以世界市场的形式出现，“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10页）。当今资本主义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拓展，经济全球化和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反复验证了马克思上述观点和理论的前瞻性和科学性。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459家，其国外分支机构达689520家。有的专家估算，世界上100个最大的经济行为主体中，跨国公司就占了43个；而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总资产几乎占了全球生产性资产的1／4，15家跨国公司几乎控制了全球基本商品的贸易。从更大范围讲，跨国公司年生产总值已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5％，占工业国家总产值的40％，并且控制着60％的世界贸易、8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90％以上的民用科技开发与转让，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和生产领域中占有越来越强的垄断地位。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公司经营的全球分散度的提高，它们与母国的经济连带关系和政治依从关系有所减弱，从而出现了“无国籍化趋势”。在跨国公司基础上出现的全球公司(Global Corporation)，更是一种“国籍不明的”、脱离了母国身份并超越了国与国界限的超国家垄断组织。

　　（3）为了适应生产和资本全球化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打破疆域界限，建立各种国际合作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组织，召开不同层次的国际会议，使国家之间的区域化、集团化不断发展，经济一体化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大肆鼓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开放市场，放松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管制。欧共体在1977年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1993年建成统一的欧洲大市场；1999年统一的欧洲货币启动，标志着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正式形成。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建立自由贸易区，1994年墨西哥加入，三国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建立部长级磋商机制，1993年以后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始经济一体化合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前身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来巩固他们在经济全球化乃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从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规模、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国际合作组织和区域一体化纷纷建立，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新的特征，已经难以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所解释，亟需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今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来阐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

　　从总体上和趋势上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已经发展到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的形式、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方垄断资本集团更加强大，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加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已经从一国扩展到多国，逐渐形成全球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体系。垄断资本超越国家界限、摆脱国家管制，在全球范围内榨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倾向明显增强，垄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剥削和统治形式更加完备。1917年列宁曾经预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从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新社会之间，出现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对这种垄断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时进行研究，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探索当代社会主义新的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不仅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推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基本原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反而使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及其给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造成的危害，暴露在世人的面前。1987年美国股票价格的狂跌，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货币金融连锁式的崩溃，2001年美国“新经济”衰退，都表明西方经济日益向投机的、“赌博’’式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苏东剧变以后，伊拉克、南联盟、阿富汗等一些主权国家相继遭受美英发动的高科技战争的残酷打击，古巴、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甚至武力颠覆的威胁。建立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性的新美利坚帝国”已经成为了美国政府的根本战略。美国总统布什在2005年就职演说中宣称“要在全球传播民主，结束世界上的暴政”。近年来，英美学者鼓吹“新帝国”和“新帝国主义”理论，其某些政要大肆奉行新帝国主义政策，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分析资本的历史命运时深刻指出：“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当资本开始感到并且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就在这样一些形式中寻找避难所，这些形式虽然看来使资本的统治完成，同时由于束缚自由竞争却预告了资本的解体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解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0页）19世纪70年代，资本就开始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了，它就从私人垄断这种形式中寻找避难所。战后，资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了，它就进一步从国家垄断和超国家垄断等形式中寻找避难所。这些避难所虽然可以缓解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甚至可以在一段时期内促进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发展，但终究不能扭转资本主义走向腐朽和没落的历史大趋势。

　　三、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双重影响

　　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明确提出：垄断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6页）；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社会主义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基础上每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227页）。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超国家垄断的新阶段之后，为社会主义所作的物质准备，就更加充分、更加完备了。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列宁曾经说过：“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忘记，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而帝国主义又比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进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同样，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肯定比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加进步，它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最先进的生产力，推动了新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其中，新科技革命及其成果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使人们的生产能力、生产方式及其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质的飞跃，日益为更高级的社会主义自主劳动和对整个社会的计划调节奠定物质技术基础。此外，全球化造成的世界性的生产体系、金融体系、知识体系和管理体制，也为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其次，当代资本主义内部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社会因素”，提供了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突的“线索”。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事实也证明，西方发达国家在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以及国家管理体制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在产生合作经济、社会保障和福利、职工参与管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萌芽等一系列促使“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社的总数达64万个，其就业人数和产值都占有较大比例，如日本参加合作社的人占人口总数的17％，意大利占8％；丹麦的合作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24％，法国和荷兰都超过10％（参见胡连生、杨玲著：《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的新课题》，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这种由劳动者集体所有和共同管理的合作经济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5-606页）。西方发达国家还建立了种类繁多、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最低工资限额、低收入补贴、失业救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教育补贴等等。《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实行高额累进税，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措施，在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已基本变为现实。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中包含的新社会因素，借鉴这些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为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内外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统治，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而且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弱化”的战略图谋，给社会主义国家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借口，削减工人约工资与福利，减免资产者的税收，压制国内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加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盘剥与掠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妄图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可以说是垄断资产阶级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战略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既互相并存，又互相斗争。只要社会主义还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帝国主义包围社会主义的态势就仍然存在；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在科技、经济等方面还相对落后，世界资本主义还保持优势，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就不会改变。面对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挑战，社会主义必须完成新的历史性任务：一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国内和国际的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二是如何建立和完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以保证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最终取胜。只要我们在积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肯定性”文明成果的同时，自觉抵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腐朽思想的侵蚀，就一定能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再次走向复兴与高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载《红旗文稿》2006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