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2日 星期二
改革的流动与流动的改革
作者周瑞金              日期:2013-03-12               阅读:1502 次

 

  中国改革是从打破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的。在改革前,公有制经济占99%以上,私营经济被消灭,外资被驱逐,个体劳动者寥若晨星;户籍制度使城乡分隔,形成城乡二元体制,城 乡之间、地区之间流动基本停滞,连普通民众到另一个城市住宾馆,都需要出具单位介绍信。而一个人的吃喝拉撒睡,到生老病死,几乎都在单位内部封闭解决。这 样一个流动停滞的社会,带来的是物质的匮乏、人民的贫困,国民经济最终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同志发动的经济改革,就是让社会资源依照市场法则进行重新配 置,尤其是推动人力资源流动性的改革。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从而开启了城乡、地区之间的流动。这些进城的农 民开始被称为“盲流”,到后来被肯定为“民工潮”。这种改革的流动,推动了我国农业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城市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恢复与繁 荣。“昔为种田郎,今登致富榜”。改革初期城乡、地区之间的大流动,带给了社会下层特别是草根阶层丰沛的发家致富机会。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 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自己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 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改革的流动显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威力。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心情舒畅,改革如牧歌般行进。


  可是,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人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 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 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则不可同日而语)。这些产业巨头进入国际市场的努力受挫后,转过身来冲进国内市场,挤压和盘踞了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它 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 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


  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以权力和财富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垄断了发展的机会,极大地提高了经商赚钱的门槛,严重阻塞了下层民众的上升通道。底层劳动者,生 计艰难。人力资源流动性的丧失,不仅伤害民族的创新能力,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而且加剧了社会不公,伤害年轻一代的人生理想和国家的凝聚力。在这 种情况下,中国的流动开始变了味。


  《流动中国――中国流动人口调查》一书关注和描述的,就是30年改革中唯一持续流动的群体――农民工。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之间,进 行了大规模劳动力迁移,发挥着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顶梁柱的作用。美国一些媒体一再把“中国工人”评为封面人物或对世界经济有影响的群体,其实他们说的就是 “农民工”。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和全世界度过世界金融危机惊涛骇浪的压舱石。然而,遗憾的是,农民工的流动,虽然遍布960万平方公里,但基本上是一 种横向的地理流动,近年来几乎丧失了从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


  今年频频发生的“富士康”劳工跳楼事件令人痛心。已有专家指出:就员工薪酬和劳动强度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富士康的悲剧,更多地源 自农民工进城后的尴尬处境:工业化流水线上的“高密度生存”,割断了农村的亲缘,户籍屏障和高房价又让他们看不到在城市安家的可能性,陷入“身份认同”的 危机。而今年在沿海地区外资企业频频发生的工潮,也是由以“80后”为主体的第二代农民工发起,他们比父辈有更强的权益保障意识,提示中国廉价劳动力和低 人权保障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拐点。


  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把重点放在GDP的增长上,忽略了劳动者个体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机会。于是,经济的增长不是包容性的增长,而成为排他性的增长。今天,贫富差距的拉大,民生问题的积聚,社会矛盾的激化,贪腐现象的加剧,都在流动人口问题上有突出表现。


  农民工也好,刚刚异地就业或者寻找异地就业机会的大学生也罢,都在流动之中,为国民经济增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其劳动与所得的比例,并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权贵资本的扩张,让民间很难有足够的创业机会,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获得自己想要的有幸福度和满意度的生活。


  显而易见,今后中国要向消费型的社会转型,必定要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型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制度。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公共的教育制度、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保障制度,以及加强环保的社会制度,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实现民众对教育、医疗、住房、社会治安等社会公共品公平有效供 需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和发展社会基层自治制度,向建立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目标前进。这样,就切实推动了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从而让那些在 改革开放过程中付出了大量劳动的个体,能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真正实现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推动社会进步。


  《流动中国――中国流动人口调查》一书关注的流动人口问题,其实事关当下大量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问题。作者不但全景式的考察了流动人口的历史问题,还 辅之以国外在流动人口问题上的做法为之参照;在写法上,则采用了纪录片手法,在搜集和梳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将个体农民工的命运放在流动人口的大背景中 考察,读来令人动容,发人深省。


  如何让中国2-3亿弱势的流动人口,在今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中更好地生活,已经富裕起来的中国社会必须予以充分关注,政府更需要政策倾斜和制度创设。本书已提供极为丰富的思考素材,接下来急需关注改革的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制定者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了。


  周瑞金,笔名皇甫平,浙江平阳县人,著名政治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国务院表彰的有突出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历任《解放日报》记者、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退休后先后当选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全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1991年以“皇甫平”为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系列评论文章,围绕解放思想应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中心,在全国率先提出搞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新思路,形成了完整的推进改革的舆论先导系列,被誉为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开山之作,引起海内外广泛反 响。2006年初,又一次以“皇甫平”为笔名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尖锐批评了当时一部分否定改革的言论倾向,指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都应当依靠 深化改革来解决,再次引起社会强烈反响。2008年,再次提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心是还权于民”,强有力地推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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