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2日 星期二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壮士断腕”勇气
作者周瑞金              日期:2013-03-12               阅读:1400 次

 

  周瑞金这个名字对大多数民众可能还有些陌生,但更多的人听说过“皇甫平”。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的 改革开放事业正在“姓社姓资”争论旋涡中徘徊不前时,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主持撰写了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力挺改革开放,揭开了第二次 解放思想的序幕。周瑞金也因此被称为“改革辩护士”。现今,改革进入深水区,在社会政策和体制层面推进乏力,中国改革亟待破局,作为“改革闯将”的周瑞金 再次发声。


  经济、社会、政治改革要“三步走”


  《中国经营报》:今年的“两会”之后,推进改革的共识重新凝聚, 经济改革之后,政治制度改革成为焦点。你曾经提出,与经济发展分步进行一样,中国改革进程也有一个三步走的问题,2010年到2025年的重点是社会体制改革。


  周瑞金: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 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目标清晰而明确,而我们的改革与发展“三步走”战略并没有对应的步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鲜明地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全面改革。现在看来,中国的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


  我认为,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第一步是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2004年,用大约25年左右时 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004年以党的十六届 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就在这次全 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


  这个阶段,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三个五年规划,到2025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 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编制的重点内容。 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30年来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所积累起来的一 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 件。


  当然,社会体制改革也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比如要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公民社会等。其实,第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也包含有政治体制 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第二步社会体制改革中,也包含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第三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也包含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进一步的完善和发 展。总之,改革要分“三步走”,经济、社会、政治三大体制改革是互动的,互相配合、相互促进的。


  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经营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深圳考察时曾表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 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如果说改革“三步走”涉及社会、经济、政治三大体制改革彼此互动,那么 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任务主要是什么?


  周瑞金:我认为,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主要应完成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民生问题。切实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把我们的财政预算从行政财政变为民生财政。


  第二是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的目标。


  第三是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政府不能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 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既是社会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


  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比如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等,社会问题要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 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按照发达国家的统计,每百人就应有一个社会组织,而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据统计2008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有41.4 万个,相当于3115人才有一个社会组织,与工业化国家相差30多倍。因此,中国各种商会、协会、学会、基金会、志愿组织、维权组织、慈善组织等这些社会 组织还要进一步发展,政府要推动、协助、保护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而不要视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 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靠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 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中国经营报》:社会体制改革需要一系列制度作为配套,有什么具体途径实现你上述所谈的各种任务呢?


  周瑞金:我认为当前急需建立以下制度:


  首先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制度,这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途径。建立这个制度要配合建立六个方面的机制,比如,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获取 机制——保证公众知情权,即有阅览卷宗、参与听证等的权利,让公众及时了解事关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在第一时间就能保护自身权益。其他还有利益 凝聚机制、诉求表达机制、施加压力机制、利益协商机制、调解与仲裁机制等等。


  其次要把国民收入的记录制度建立起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靠手工抄卡片就将这个制度建立了起来。这个人一年收入是5 万元,那个人一年是200万元,收入清楚就好办。200万元收入的就按照200万元的标准纳税,5万元收入的就按照5万元的标准纳税。纳税之后,政府给这 两个人一人一份社会保障,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就比现在好得多,这时即使贫富差距大一些,大家也可以忍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因为 有了这样的制度,贫富分化就由不可治理的状态转变为可治理的状态。


  最后就是规范现金管理制度。这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相当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普遍实行的制度。没有这个制度,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可治理的状 态,用制度化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发现腐败的。比如买官卖官,某某需要将50万元送给某某,怎么送呢?晚上吃了饭将这50万元往旅行袋里一装,自己开车给他送 到家里去。用制度化的方式怎么会发现这种情况呢?如果有了规范的现金管理,那就不一样了,提款机有摄像头,消费要签字,即使签假名字,笔迹也是他的。到处 都有记录,都有蛛丝马迹,这样才会转入可治理状态。


  所以,这三个制度一建立,就能比较好地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与官员腐败的问题。这就是社会体制改革中要做的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的建设。


  《中国经营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热点,你刚才提到的很多配套机制的实施,比如改革民生、现金管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基础, 估计推广也有难度,很多人也强调不能以民生取代民主。对于改革的看法,你近些年好像有些转变,从以前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转变到全面推进各项改革,这种转变 是为什么?


  周瑞金:从我个人而言,确实存在一个转变,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 的体制改革的意见。当时为什么提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是因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已经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了,尤其是法治的完善,这其实也是政治体 制改革的内容。至于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本身也包含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所以,四位一体的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今天为什么提出全面改革“三步走”,这是因为考虑到不同阶段重点不同的问题。第一阶段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这是大家的共识。但现在的社会矛盾暴露很 多,如果不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不解决民众关注的民生问题,就会影响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同时,在社会矛盾多发的情况下,如果突出政治体制 改革,而社会基础、公民素质没有准备好的话,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在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之后,大体到2025年,我们有条件用25年左右时间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努力建设经济富强、宪政民主的国家,建 设法治文明、自由发展的社会。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上,还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以及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上,要建立一个大 家都有幸福感和满意度的和谐社会,人人能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民主,人权和私人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社会真正进入一个民主、和谐、幸福、法治的发展阶段。这 应该是21世纪中叶实现的目标。这样就跟邓小平提出的发展“三步走”战略配合协调起来了。


  《中国经营报》: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近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取得了原则性共识,你如何看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和核心问题?


  周瑞金:改革30年来,我们丧失过多次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良好的机会。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改变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调整执政党与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执政党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要完善起来。协商民主与直接民主互动,监督和制衡体制健全完善,党内民主风气活跃,社会思想文化更加多元,舆 论更加自由开放。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社会基层自治)的改革要配合推进。以政协为例,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督党,要有法律规 范,多党合作的活动及民主党派人士的启用要有更大空间。总之,通过改革建立现代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制度,改变传统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保证既能体现党的 领导,又能体现人民当家做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都统一在依法治国、宪法民主之下。这必然需要迎来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政府改政府,官员改官员,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政治体制改革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


  周瑞金


  生于1939年10月,浙江平阳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后主持《解放日报》工 作,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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