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改革已经过去了30年。将来的后30年改革与前30年改革相比将有根本的不同，主要是因为，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改革是一场“革命”，那么，后30年的改革可称为“第二次革命”。

　　改革目标新调整：必须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

　　针对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为了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以人的自身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必须实现三大根本性转变。

　　一是以进出口为导向的大出大进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向为增加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为导向的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变。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需求萎缩对经济平稳增长的严重冲击，给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路径依赖敲响了警钟。靠压低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换取经济低水平扩张的局面必须实现彻底转变。数据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7%，其中出口对GDP贡献为负3.6个百分点，而投资和最终消费分别贡献7.3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内需的持续增长显然不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而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治本之策。对应这种转型，今后的改革，应着重在加大技术自主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品牌体系、提高附加值上下大功夫，有效地增加居民收入，向提高居民最终消费这一目标靠拢，以民富促国富，以国富促国强，以国强振中华。

　　二是以GDP总量增长为主要目标向以社会整体发展为主要目标的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本身即意味着对发展目标的多元化、复合化、整体化。《礼记·礼运》篇中提到的“小康”：“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及“以著其义，以考其信……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等等，谈的全是道德、人际关系和人的心态。当然，发展经济，是实现小康的应有之意。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使人民过上平安、富裕、和谐、幸福的生活，才能称得起真正的小康。

　　三是以经济体制为主轴的改革向以政治体制和政府体制改革为主轴的方向转变。30年改革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尊重基层的创新，从家庭联产承包，到国企改革都走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改革道路。以经济体制为主轴的改革，通过对基层成功经验的系统总结，最终上升为国家指导方针、政策，推动更大面积的改革，既符合渐进式改革的要求，又为经济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肯定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脱离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踏上自我推动、自我完善的良性发展轨道。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特别是在改革路径探索上还缺乏卓有成效的创新，最终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难度较大、阻力较多，情况较复杂、社会敏感度也较高，所以更要慎重从事。现在看来，以基层政府体制改革为试点显然是一种稳妥的选择。但是，面对强大的社会阻力，基层的改革探索很难保证不被扭曲变形，从而基层的经验缺乏应有的普适性和推广价值。由此可见，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要取得事半功倍之成效，除由下而上的自身努力外，更重要的是，还必须高层拿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决心、魄力、智慧、勇气，既要稳妥，又要大力加以推进。
　　夯实改革社会基础：解决四大突出矛盾

　　为了实现三大根本性转变，必须加快解决当前面临的四大突出矛盾，为深化改革创造更良好的基础。

　　一是加快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资源环境是潜在的社会生产力。不管是社会和谐发展还是科学进步，资源环境始终是硬约束，创造优良的资源环境是经济发展取之不尽的真正源泉。截止到2010年3月7日,美国科幻大片《阿凡达》全球票房收入超过25.5亿美元，不仅仅是资源环境生产力的鲜明体现，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典范，对我们开拓经济发展思路，解决资源环境约束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是妥善解决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2010年4月胡润百富发布的2010年度财富报告指出中国内地富豪群体正在持续膨胀。财富呈现出高度集中的趋势。在中国，历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当前的情形是寡与不均并存，因为按联合国“1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调节收入差距不能局限于收入分配领域，而应该放大到就业公平（有就业意愿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公平（每个人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和发展机会公平(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等方面，在更加开放的视野下和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求缓解收入差距的矛盾。

　　三是加快解决经济发展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前30年的改革，各级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力组织各种发展资源，较为出色地扮演了经济发展型政府的角色。按照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发展型政府将逐渐让位于服务型政府。政府工作的重心要适时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加快解决当前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未来地方政府的竞争力更多地体现为公共服务能力和效率的高低，体现为区域市场交易成本、制度运行成本、社会交易成本的最优化，而不再是单纯人为压低经济发展要素的价格，谋求一时的经济增长。

　　四是妥善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公共治理结构改革滞后的矛盾。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不是GDP增长、也不是财政收入扩大，而是伴随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的全体居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和自由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建立在前二者基础之上的公共治理结构的健全和完善。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今后的改革任务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更多地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赋以群众更加广泛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无疑是顺利推进上述领域改革的重要途径。

　　总之，二次改革是基于中国在现阶段在内外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提出的，这对于我们推进新一轮的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发展，加快实现我国全方位现代化，至关重要。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