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的时光疾驰划过，“五七干校”那段不平常的生活仍记忆犹新。

　　对我们来说，虽然“五七干校”的那段岁月，只是跌宕人生的一个片段，但它扎射出中华民族和中国大地那时正在痛苦中煎熬。

　　在江西余江安营扎寨

　　1970年初，人民大学以资产阶级的“黑据点”、“教条主义大本营”的罪名，被“四人帮”勒令解散。同年，全校几千名教职员工，除了被扣、被关、调离、身残、自谋生路或其它一些特殊的原因外，其余全部被林彪的“一号文件”以“战备”和疏散城市人口为借口，强行赶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当时有人说：“去‘五七干校’，离北京渐行渐远，离毛主席路线渐行渐近。”

　　人大的“五七干校”，位于江西省余江县的刘家站。这个“余江”就是毛主席的《送瘟神》里的余江县，位于武夷山下，属上饶地区，是浙赣线上的一个小站，东距鹰潭市十多公里。干校的校区是一片丘陵地带，原是一个在大跃进时期公办的农场，后因环境恶化，地质低劣，人为破坏，农场被迫解散，人迹罕至，已变成一片废墟，我们的干校就是在这家荒芜的土地上燃起烟火、开疆劈土、安营扎寨。

　　就我而言，刚下去时，从根本上断了再回来的念头，彻底退掉了人大“红三楼”的一间经营多年的房子，带走了经处理后的全部家当，包括锅碗瓢勺，并迁移了户口。俗话说：“孔子搬家----尽是书”。我的书并不多，除公家发的外，大都是从旧书摊廉价买来的，但书仍构成我的全部家当的主要组成部分，只好忍痛地把它以打捆方式以一毛钱一公斤的价格打发了。最使我心疼难忍的是我那部好不容易借钱买来的那本俄文版《资本论》，已读了一大半，圈圈点点，做了一些旁批，并打算在这上面做一篇大文章， 此时此刻，也只好含泪当废纸处理了。

　　当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接着随大“部队”一起向江西进发了

　　“五七战士”进驻“水晶宫”

　　“五七干校”是按军事编制和管理的，上设一个由军宣队组成的指挥部，通称总部，是干校的中枢，即最高权力、决策、指挥机构，下设几个直属连，分片驻扎在相关联的几个区域，并就地劳动，其中的成员统称“五七战士”。

　　我被分配到一连。全连的“战士”最多的时候有150多口，都集中住在一个以大石坑为基础搭建起来的营舍里。这个大石坑位居这块丘陵的高地，是前人采石后遗留下来的一个废坑，约一米多深，长方形，比一个篮球场稍大一些，较工整，有点像一个被废弃了的粗糙游泳池。我们初到这里，坑里积存了许多赃水、赃物，我们因势利导，把赃水、赃物排出，在周围用专块略微加高基础上加盖一个倾斜约50度的水泥板，制成的屋顶盖，再在周围打造成几个如窗户似的通风口，开辟一条可供人拾级而上下的进出口通道，平整好前后面积并不大的活动场地，周围又在从它处搬运来的一些松散泥土上种植几百株杂树，点缀一些尽可能四季常青的花草，就成了我们堪为满意的“营房”驻地了。因为它原本是一个水坑，所以我们美其名曰“水晶宫”。

　　这个“水晶宫”的本能的有利条件是：重心低，结构坚固，稳定性好，可以有效地抵御夏季的台风和冬天的寒潮、雨雪；冬暖夏凉；隔音也较好。因此，我们自命为“水晶宫人”。不利的条件是，因空间太小，人头太多，上下铺，每人所占面积不到三平方米，除床位外，再也放不下任何其它的东西.人在宫中，回旋余地更小，空气也不流通，特别夏至，室内无任何简陋的洗脸、洗澡设施，气味极为异常，深有窒息感！还有就是苍蝇、蚊虫、飞蛾等杂虫太多，必须日夜挂上蚊帐，看书、写信和缝缝补补等活动，只能钻进蚊帐里，凭借放在或挂在床头和放在床边箱子上的一盏小油灯所发出的微弱之光，进行细心操作。仅就这些不利的条件而言，“水晶宫”又活像一座“地牢”或“监狱”， 甚至更糟！
　　锦江镇里来了新居民

　　我们到干校不久，大部分家属跟着来了，我的小孩也在其中，老幼妇孺近千人，都被集中安排在距干校约40华里的锦江镇，分散借住在镇上一些老乡们的家里。因为房子是借住的，老乡们大都把他们多余的破旧房子，包括厨房、厕所、过道、阁楼等让出来，给我们家属们住。房子大都是木板房或土坯房，因年久失修，干烈、破损严重，几乎都成了危房，难以起到挡风、防雨、御寒作用。我和孩子被安排在只有6平方米的阁楼里，这个房子因破就而使中心失衡，摇摇晃晃！每天同我们打交道的不是人，而是成群的老鼠，有的老鼠比猫还大，堪称“硕鼠”，它同主人玩的是“你来它跑，你走它扰”的策略！

　　为了安排“五七战士”子女的学习，在锦江办了个“五七中学”，教师都来自“五七战士”，我的孩子就就读在这所学校里。学校因管理不善，或因受社会武斗和父母派性的影响，常有殴打事件发生，我的孩子至今还留下在那里发生的难以治愈的伤疾。

　　干校没有星期天，实际是把每月四个礼拜天集中使用，叫做四天大休。每到大休，有家属在锦江的“战士”，都要从工地赶回锦江镇和亲人团聚。锦江镇是一个临江(锦江)小镇，人口不多，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是个穷镇。人大来了之后，给这个相对平静、落后、闭塞的小镇，增添了一些生机和活力。每次大休，这里就活跃起来，孩子们在街上跑来跑去，抢购一些鸡鱼肉蛋和新鲜蔬菜，改善生活。“五七战士”都是带着工资下去的，那个时代的教工工资并不高，教授才100多元，讲师不到100元，但远比当地的乡镇居民宽裕多了。当地的老乡们看在眼里，想在心里，给“五七战士”编了一个顺口溜：“穿得破，吃得好，光着膀子戴手表。”由于干校在这里给他们带来许多好处，所以我们同当地老乡的关系处得很好！每当他们在路上碰到“五七战士”时，大都笑脸相迎，并亲切问一声：“人大同志，你好！”

　　开疆劈石建造“红石房”

　　各连的情况不一，有的连以农活为主，除主产水田外、还有菜田、茶田和喂养家畜，主要是鸡、猪。我所在的一连，主要搞基建。其中绝大部分的人分配去采石和加工石材。采石是采当地盛产的红石，石质坚硬，呈粉红状。工序的进程是，每当选好一块红石的地面后，做好规划，量好尺寸，接着用打槽，挖沟，加锲，抡锤的方式，一层一层、一方一方地向下钻进并相继取石。取出的石材，再经简单切割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每块几十斤或上百斤不等，然后交给下一道工序，经过精雕细刻，千锤百炼，最终才铸成平整的而又文路清晰的可以砌墙用的成品——石材。

　　我的岗位是第三道工序，建造石房，当泥瓦匠。这是干校中最苦、最累、最繁重的一个工种。挑选的都是精兵强将。无论冬夏，都是在户外作业。冒严寒，顶酷暑，与天斗与地斗！相对而言，冬季好过一点，可以晒太阳，只要干起活来，就不怕冷。可是，每逢盛夏，烈日当头，为了赶进度，上指标，争先进，还必须拼命地干，怀抱一块块上百斤的石头一层层向上垒，然后再加盖一层红色屋顶，一幢幢的“红石房”就拔地而起了。仅在初到的一年内，我们就建成六七幢红石房，排列成行，一片红，很壮丽，大家都为自己的劳动效率和成果而骄傲！

　　在建房的日子里，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整天挥汗如雨。每当收工回营，内衣都是湿漉漉的贴在身上，第二天，又穿上未干的衣服上阵。夏季，穿着极为简单：一顶草帽，一幅汗巾，一条短裤，有的连鞋都不穿。一年下来，白面书生个个都变得像个衣着不整的“黑人”或“流浪汉”。建房是极具风险的，爬高下低，梁坠石落，都可造成伤残或死亡。就我而言，至今还留下终身数个难以克服的一些疮疤和伤痛。

　　近期，40多年过去了，有人从那里参观回来，仍见在我们当年建造的红墙内外，所留下的许多我们当年亲手写下的诗篇。如：“卢山下，赣江旁，五七战士摆战场。”“心炼红，眼炼亮，一代新人在成长，知识分子工农化，一颗红心永向党。”等等。现在看来，其中有些诗句是口是心非的。

　　我们干校茶田比较多，再加上不断开放的新茶田，一片录！清明、谷雨前后的采茶盛季，有茶田的连队忙不过来，我们自愿前去支援他们，帮着采春茶。采茶过程中，跟随老乡哼着茶歌，有时跳采茶舞，自得其乐，乐此不疲!

　　记得，刚到刘家站时，还未编入连队前，也曾干过一阵子运输和修路。鲁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这里的路，不是人走出来的，而首先是我们战士在日以继夜劳动中修出来的，因为原先这里基本没有路。俗话讲，要想富，先修路，没有路，行人不便，车过不来，生活资料和原材料都运不进来，无法生存和施工，所以我们刚进入公地时，头场战役即是“修路”。修路也是一项非常艰苦而且投入较大的工种。

　　一年之后，我们劳动有了辉煌成果。有诗为证：“菓成园，茶成行，犁田施肥赶插秧，黄土坡上修公路，荒地建成红栋房。”至今此诗还残留在干校的“红墙上”。

　　为了纪念这段不平凡的日子，至今我还保留当年修理地球用过的的劳动工具， 如铁铲、铁锹，还有建房用的瓦刀、抹子，外加一条扁担等.我为什么要把它们似同“文物”保留至今呢?不仅因为在它们的躯体里浸透了我的汗水，伴我度过那么多的难忘的日日夜夜，而也是它们确实代表了一个时代中国人民倍受煎熬的苦难岁月。前些时候，在清理我的小型仓库时，发现在这些东西中有的不翼而飞，后经查询，是被“小时工”把它们当作废品处理了!为此，我倍感不适，一心想把它们用高价收回来。
　记阶级斗争不要忘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挥部对阶级斗争也抓得很紧。每晚下工回来，一般都要开批斗会。斗争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斗自己。斗私批修，很斗“私”字一闪念，强调“私”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的根源；二是派斗。到了干校，派性也带了下来，派与派之间，水火不容，明争暗斗，持续不断，强调派性是阶级敌人的“摇篮”或“保护伞”，必须斗倒斗垮斗臭；三是斗“阶级敌人”。对于从北京带下来的斗争对象，如“5·16”份子等，除派专人看守并监督劳动外，还经常开批斗会。我的同事、同学、好友陈秋梅同志，军宣队定他是“5.16”分子，由于他不堪忍受对他毫无人道的没完没了的折磨，自寻短见，惨死（自杀）在“水晶宫”里。

　　在干校的几年，死了一些人，除自杀的外，还有累死的、病死的、投河自弑的等，情况不同，都与“文革”有关，但都悲惨！

　　在那个年代里，知识和知识分子半文不值。记得有人说过：在知识不存在的地方，愚昧就自命为“科学”。其中有些人，学问不大，本领不高，却能在那里对大学教授、讲师、大学生发号施令，指手画脚!

　　此时，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读刘禹锡的《酬白乐天》诗，有时不知不觉就想起或背诵其中广为人知的两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由于尚存有这种较为坚定的希望和期盼，鼓舞我一如继往地保持向上的信心和勇气。其间，我经常在劳动之余，苦读诗书，“黄连树下抚瑶琴，苦中作乐”，来装点这段不寻常的人生！

　　探亲假里逍遥游

　　在江西劳动期间，因我爱人在郑州，按国家规定每年有一个月探亲假，每次探亲都要路过武汉，每到武汉总想游览东湖和黄鹤楼等名胜古迹。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我看忧患也能出“诗人”，古人有许多好的诗词，大都出自忧患之时。我不懂诗和词，更谈不上做诗填词，但不知为什么此时此地总想诌上几句以寄愁思！一次路经武汉长江大桥，随发古人之忧思，以《桥头》为题，诌歪诗一首：“暮色临桥头，夕阳垂地大江流，千古英雄淘不尽，何愁！满载风尘奔中州(郑州。回家)。”到了胭脂楼又以《访友未遇》为题，再诌一首：“旧地得重游，寂寞深锁胭脂楼，万里江山知何觅？悠悠！蛇山默默不点头。”第二天，继游东湖，续以《游东湖》为题又诌诗一首：“绕足屈子头（屈原像前），半湖春色半湖愁，客里无伴兴致扫，休遛！七分醉意三分游。”我不太讲究韵律，但求表达当时真情实意足矣！

　　有人说：“天下之楼，何以名焉？诗文助成也。”此话有一定道理。我每到黄鹤楼，必想起崔颢的名篇——《黄鹤楼》绝唱：“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唱出了多少游子的心声，唱出了人生之途茫茫？！李白到了黄鹤楼也只能长叹一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由崔颢的《黄鹤楼》，联想到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才高八斗，精彩绝伦，千百年来无不为此华章而倾倒！再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说：“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也为世代人所敬仰，谁能忘怀？还有唐人王之涣的《登鸛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可谓人见人爱，百读不厌。特别后两句，登高望远，催人奋进，千百年来鼓舞了多少有志之士！忆往昔，世世代代，“多少楼台烟雨中”，虽历经风雨战火，至今灵魂不死，屹立人间。这就是：诗文不朽，楼阁长存之因！历史上向有“诗文双绝”之美谈，诸如《归去来辞》、《桃花源记》、《滕王阁序》《阿房宫赋》、《秋声赋》、《赤壁赋》等，都出自大诗人之手。这也许是因为文以写景、叙事、抒情等为特征，都需要诗意来衬托，方得以工。

在“9·13”以后的日子里 　　在“五七干校”，最高兴的事，莫过于1971年的“9·13”这一时刻。那天，林彪机坠于温都尔汗，“联合舰队”全军覆没，大快人心！从那以后，似乎人们的觉悟一下子提高了许多，“愚忠”的心理破灭了，军宣队的“指挥棒”也不灵了，农活基本不干了，房子也不建了！干什么呢？谈天说地，话古论今，吃喝玩乐，游山玩水！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喜欢旅行，认为旅行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机会。早在孩子还在干校的时候，我就曾利用大休加年假的机会，带着他从刘家站上火车，到茨坪，参观了黄洋界和大小五井。然后到南昌，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和广场，度过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假期。现在看来，这不就是如今时兴的所谓的“红色旅游”吗？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还去了革命圣地：广昌、会昌、雩都、瑞金、兴国、戈阳，以及当年在皖南事件中囚禁新四军被俘人员的那个集中营的旧址---上饶。在上饶，我们还借此机会祭奠在那里殉难的瞿秋白等烈士。此外，还去过抚州、南丰、鄱阳、吉安、吉水、铅山、乐平、德兴等地，目的是寻觅王安石、汤显祖、姜夔、欧阳修、文天祥、杨万里、辛弃疾、苏东坡等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生前的足迹或出生地。每到一处，当地人知之甚少，几乎无处可寻！无奈，只好面对青山，作一点遐想，默默地发一点思古之幽情！ 　　在干校的这两年多的时间，应当说有苦也有乐，前苦后乐。最大的苦，对我们这些教书和念书的人说来，除繁重和艰苦的劳动外，就是很少看书。在干校的前一段时期，受“知识越多越反动”和“书读得越多越蠢”思想的影响，除了毛选及其语录之外，别的书一律被当作封资修，遭到禁锢。后期禁令稍弛，但又苦于无书可读。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百十来人的宿舍里，别说找不到几本好书，连临时借一支笔或找一张纸都很困难。这时我深有体会：人总是在没有的时候，才体会到有的可贵；人也总是在失去以后，才明白拥有的价值. 　　再往后，好多人在思索自己的前程：人大不存在了，将何去何从？当时“五七干校”养了很多猪和其它家畜，产权都属于自己的，可以任自己宰割，因而宰猪成风，天天吃猪肉。那时的猪都是“肥肉型”，做红烧肉，好吃。我们这些人虽然衣衫破旧，但囊中并不羞涩。劳动少了，吃得好了，负担减轻了，睡觉的时间大大延长了，很快好些人的模样都改变了，肚大腰圆，真有点像“活菩萨”，或像大腹便便的“大资本家”！有些人因此而得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等等。 　　1972年初，我连发几天高烧，经当地军医院检查，除肺部有阴影外，还患有心脏病(心肌严重缺血)，经批准，提前返京. 　　回到北京，仍单身一人落脚在原人大林园二楼二层一间斗室里，这时我真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的感悟！每天除看病外，坚持看书、习字和写作，沉默寡言，心情慢慢平和下来，也无太大、太高的企求，对我来讲，在那个短暂时期内比过去任何时候情绪都低落、消沉，似乎什么理想、抱负、追求，都淡漠了，看不见自己的前途，今后的一切只是静候命运的发落！此时，我也曾想，能否再扣开人生理想和欢快的大门，但始终找不到这把万能的“钥匙”。这时我真正体会到，心灵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对生命无度的荒芜。有一次，我对着镜子发现满头华发稀疏，苍老消瘦，不禁心寒如冰！人到中年，所面对的竟是如此不顺畅甚至残酷的现实，坎坷和无奈，令人不寒而栗，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