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没有休止符，改革只有进行式！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后30年。后30年的改革与前30年改革相比有根本的不同，主要是因为，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后30年改革又是在前30年改革基础上进行的，是过去30年改革继续，故可称之为“第二次改革”。如果说改革是一场“革命”，那么，后30年改革可称为“第二次革命”。

　　1、改革背景新变化：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改革跨进一个新的平台

　　从经济发展方向看，1978年国内GDP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2009年，国内GDP达335353亿美元，与2008年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相差无几。人均GDP超过37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经济发展史说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时，其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将出现加速发展的趋势，产业结构、消费类型也将发生重大转变。与此同时，随着国内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加上与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受制于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一些国际因素的冲击。因此，今后30年改革，必然在更高层次上，向更为全面、更加深入、更讲质量、更重环保，更关注综合利用和协调配合的方向发展。

　　从社会发展方面看，由于前30年经济在改革中的快速发展，物质财富大幅度增加，人民已由一个温饱型的生存阶段，进入一个以人自身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阶段。在这阶段上，改革的重要任务，要实现全社会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其中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文化的和体育的等诸多方面。

　　总体上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是这一阶段通过改革而要达的综合目标。

　　还必须看到，在此期间，伴随由于市场经济发展而难以避免地产生并日益明显的社会阶层分解和分化，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相互交织，甚至相互摩擦或冲突，这给今后改革带来新的难度，因此，也赋以新一轮改革更大的风险！

　　2、改革目标新调整：必须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

　　针对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为了顺利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以人的自身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必须实现三大根本性转变。

　　一是以进出口为导向的大出大进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向为增加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为导向的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变。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外部需求萎缩对经济平稳增长的严重冲击，给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路径依赖敲响了警钟。靠压低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换取经济低水平扩张的局面必须实现彻底转变。数据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7%，其中出口对GDP贡献为负3.6个百分点，而投资和最终消费分别贡献7.3个和4个百分点。内需的持续增长显然不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而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治本之策。对应这种转型，今后的改革，应着重在加大技术自主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品牌体系、提高附加值上下大功夫，有效地增加居民收入，向提高居民最终消费这一目标靠拢，以民富促国富，以国富促国强，以国强振中华。

2010年温总理在两会上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务之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科技、产业和产品结构、分配方式、区域和谐发展等诸多方面的转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绝非朝夕之功，必须作长远而又细致的规划和安排。 　　二是以GDP总量增长为主要目标向为社会整体发展为主要目标的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本身即意味着对发展目标的多元化、复合化、整体化。《礼记?礼运》篇中提到的“小康”：“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及“以著其义，以考其信…..仁讲让，示民有常”等等，谈的全是道德、人际关系和人的心态。当然，发展经济，是实现小康的应有之意。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使人民过上平安、富裕、和谐、幸福的生活，才能称得起真正的小康。 　　实现了小康之后，人们还要着重提高文化。值得关注的是，以文化为统领的社会整体发展，不仅是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目标，更是促进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进一步发展需要各个方面的创新，更深层次的创新是文化的创新，尤其需要有超越前人的胆略，在传承的基础上，迸发出层出不穷的想象力，创造出更辉煌的现代文化。 　　三是以经济体制为主轴的改革向以政治体制和政府体制改革为主轴的方向转变。30年改革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尊重基层的创新，从家庭联产承包，到国企改革都走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改革道路。以经济体制为主轴的改革，通过对基层成功经验的系统总结，最终上升为国家指导方针政策推动更大面积的改革，既符合渐进式改革的要求，又为经济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肯定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脱离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踏上自我推动、自我完善的良性发展轨道。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特别是在改革路径探索上还缺乏卓有成效的创新，最终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以民营经济发展为例，党的十五大将私企从体制外的“补充”上升到体制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十六大又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给私营企业主以“社会主义建设者”称号；十七大重申平等竞争、平等保护。2005年非公经济36条，2009年中小企业29条，都强调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随后，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各级政府的思维定势和奉行政策依然是“重国轻民”、“丢车保帅”，有不少地方和领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国进民退”现象，民营经济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影响。 　　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难度较大、阻力较多，情况较复杂、社会敏感度也较高，所以更要慎重从事。现在看来，以基层政府体制改革为试点显然是一种稳妥的选择。但是，面对强大的社会组力，基层的改革探索很难保证不被扭曲变形，从而基层的经验缺乏应有的普适性和推广价值。由此可见，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要取得事半功倍之成效，除由下而上的自身努力外，更重要的是，还必须高层拿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那样的决心、魄力、智慧、勇气，既要稳妥，又要大力加以推进。 　　3、夯实改革社会基础：解决四大突出矛盾 　　为了实现三大根本性转变，必须加快解决当前面临的四大突出矛盾，为深化改革创造更良好的基础。 　　一是加快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资源环境是潜在的社会生产力。不顾环境，造成碳排放过多，酸雨经常光顾，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自然灾害频发，不仅社会和谐不了，而且直接和间接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因此，不管是社会和谐发展还是科学进步，资源环境始终是硬约束，创造优良的资源环境是经济发展取之不尽的真正源泉。截止到2010年3月7日,美国科幻大片《阿凡达》全球票房收入超过25.5亿美元，不仅仅是资源环境生产力的鲜明体现，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典范，对我们开拓经济发展思路，解决资源环境约束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是妥善解决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国内学者统计，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2010年4月胡润百富发布的2010年度财富报告指出中国内地富豪群体正在持续膨胀。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拥有资产1000万以上的富豪人数达87.5万人，亿万富豪有5.5万人，分别较2009年增长6.1%和7.8%，财富呈现出高度集中的趋势。在中国，历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当前的情形是寡与不均并存，因为按联合国“1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调节收入差距不能局限于收入分配领域，而应该放大到就业公平（有就业意愿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公平（每个人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和发展机会公平(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等方面，在更加开放的视野下和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求缓解收入差距的矛盾。 　　三是加快解决经济发展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前30年的改革，各级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力组织各种发展资源，较为出色地扮演了经济发展型政府的角色。按照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发展型政府将逐渐让位于服务型政府。政府工作的重心要适时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加快解决当前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未来地方政府的竞争力更多地体现为公共服务能力和效率的高低，体现为区域市场交易成本、制度运行成本、社会交易成本的最优化，而不再是单纯人为压低经济发展要素的价格，谋求一时的经济增长。 　　四是妥善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公共治理结构改革滞后的矛盾。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不是GDP增长、也不是财政收入扩大，而是伴随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的全体居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和自由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建立在前二者基础之上的公共治理结构的健全和完善。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今后的改革任务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更多地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赋以群众更加广泛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无疑是顺利推进上述领域改革的重要途径。 　　4、改革大突破：加快推进五大改革 　　要解决以上四个方面矛盾？必须实行和实现五大改革。 　　一是深化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改革。一要尽快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提高普通劳动者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份额。二要切实提高劳动者的能力，激发其想象力，提升其就业、创业技能，以便在不断扩大但也越来越精致的经济蛋糕中分得更多的份额。三要切实减轻企业和普通劳动者负担，实现藏富与民。对企业减税，可以最大限度的激发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就业岗位，扩大税基；对劳动者减税，可以激活其潜在的消费意愿并为人力资本的投入提供可能，消费增加可以产生乘数效应，劳动力对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反过来又可以为谋求更好的收入提供可能。 　　二是推动城镇化和城市化改革。有数据显示，1个有一定的体力和技能的农民进城，需要10万元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人口分散居住与集中居住，其消费空间约在1：7左右。中国８亿左右农村人口，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蕴涵着雄厚的发展潜力。要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各种体制障碍，鼓励和引导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和重点城镇有序聚集，跳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思维束缚；积极应对知识经济、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超前谋划支撑城镇化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的综合服务能力，保证农民进得来、留得住。这一切都是今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之策。 　　三是加大文教卫、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改革。文化领域，要遵循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发展趋势，将文化资源、人才创意、现代科技和资本运作有机整合在一起，打造有分量、有影响、有品位的文化氛围，以受市场欢迎的文化精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教育领域，要以继续深化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为基础，实现政府考核教育导向以市场考核为主、政府考核为辅的深刻转变，全面提高各层级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卫生和社会保障领域，要力争消除身份差别，实现全民医保，全民拖底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使人民生活既有基本保障又无后顾之忧。 　　四是深化资源环境领域改革。针对经济高速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透支问题，要深化资源性产品定价机制，改革环保收费制度，建立健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切实提高资源环境的使用成本，推动生产生活的低碳化。要在巩固节能减排成果的基础上，增加更为广泛的资源环境量化考核指标，以进一步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化、生态化，实现真正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五是继续深化政府体制和政治制度改革。政府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打破顾虑重重思维束缚，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察民情、听民意、汇民智、惜民力，既稳妥又有效地扩大人民民主的权利，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要建立更广泛意义上的政府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公众参与机制，将人民群众对政府监督和批评的关口前移。 　　总之，二次改革是基于中国在现阶段在内外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提出的，这对于我们推进新一轮的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发展，加快实现我国全方位现代化，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