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中国化。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直存在不同观点。《资本论》等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以生产关系为对象，学术界对此是基本认可的。而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由于面临着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由此就提出生产力能否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正在推进的经济改革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重大问题是，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尽管主要是生产关系问题，但作为制度和体制不可避免地涉及上层建筑，而且又有大量的经济运行问题。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上层建筑和经济运行能否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应该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经典的经济学科，其研究对象在创立时就是明确的。面对某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面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生产关系，研究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由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必然要研究生产力。这样，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一般地规定为研究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或者说是研究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是要说明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而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分析，是要说明以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原因是生产包含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和分配是一切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马克思当时所研究的生产主要限于物质资料生产，服务业也只是限于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继续的部分，如运输、包装、保管等。而经济发展到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服务领域不断扩大，服务产品成为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大的部分，服务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者的消费范围。服务业也作为第三产业与工业和农业并列进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这样，服务业也就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中经济关系分析的逻辑和方法同样可以用于服务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对象，但不排斥对生产力的研究，是在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研究生产力。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1](P44)如果抽去各种社会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自然的或技术的结合方式。政治经济学考察的是对生产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生产力问题。现阶段对生产力的研究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关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生产力要素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等要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体现在这些要素的质量上，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力中首要的、能动的和最为活跃的因素。而在现实中，又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这同生产力三要素的规定有无矛盾？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区分生产力要素和发展生产力的源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涉及协作、社会分工、科学技术等。就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发展“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源泉也会发生变化。例如，社会分工曾经对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起过决定性作用，现在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阶段，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明显，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劳动者、生产资料等生产力要素质量的提高，而且作为内生的要素直接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二是关于先进社会生产力。各个社会发展阶段都会存在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差别。在时间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每一阶段都具有相对于前一阶段的先进性，每一阶段又具有相对于后一阶段的落后性；在空间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会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有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的差别。政治经济学对不同层次生产力的研究，特别关注该社会占主导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影响该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由于每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层次的生产力，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必须为多层次生产力提供发展的空间，特别是要为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提供充足空间，建立与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生产关系，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释放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潜力和能量。

　　我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因此作为生产关系实现形式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载体。对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研究又会牵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展。

　　首先，虽然上层建筑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时也会在一定范围联系上层建筑，特别是产权制度作为反映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制度，很大部分属于上层建筑。当然，经济改革所推进的经济制度的调整，虽然牵动上层建筑的变化，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反映生产关系的属性。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上层建筑主要是保护产权和规范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行政干预、公共财政和干预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等。

　　其次，经济体制和与经济体制安排相关的经济运行进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按照一般的理解，与生产力发展相关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与生产关系相关，经济效率低就应该从生产关系的不适应来说明。实际情况是，经济效率反映资源配置的效率，反映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率高低并不完全由生产关系来说明，而是由经济体制来说明。经济体制是指某一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它不完全是围绕经济制度而建立的，而主要是围绕资源配置建立的现实的经济形式。因此，经济体制的变革，既要反映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还需要反映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的要求。就反映经济制度的要求来说，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改革经济体制。由于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不完全出自经济制度，很大程度上是资源配置问题，因此，即使是建立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但作为其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并不一定都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需要适时调整和改革。在现阶段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的有效途径是，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也就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要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就要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寻求新的制度安排。
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任务

　　前一时期，受“普世价值”的影响，经济学界也产生淡化政治经济学阶级性的倾向，强调其提供超阶级的一般经济学理论的一面。实际上，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涉及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其阶级性是显然的。

　　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充分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马克思指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3](P10)。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公开主张和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他依据劳动价值论，建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由此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不仅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在于为无产阶级揭示了理想社会。这就是被马克思称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过程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反映无产阶级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的决心。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来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提供建设新社会的理论武器，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要求。对旧社会，它是批判的武器，目标是埋葬这个社会。在新社会，它是建设的指南，目标是建设这个社会。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由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决定，它还保留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职能。

　　认识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必须关注马克思的一段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P33)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任何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都取决于其物质条件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第二，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只要它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就会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我们可以依据马克思的这个重要原理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由此出发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安排。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5](P28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发展。

　　马克思当时分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时间上继起的两种社会制度。相应的，马克思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学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其研究对象包括他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所设想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而在现阶段，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在空间上并存的两种社会制度。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只是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与社会主义并存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的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特别是揭示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从这一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从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到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又发展了100 多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也要与时俱进，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不只是一般地研究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还注重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揭示其新的规律。

　　首先，要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作出科学的解释。这同样要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第一，继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几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都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二，资本主义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公司制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发达的资本市场的形成，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科技创新机制的完善等等，都是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的调整。

　　其次，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新矛盾，坚定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尽管从总体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高于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趋势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其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和艰巨的过程。面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为延缓自身的灭亡进程所进行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良，实际上离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更近。其二，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还有较大的伸展和调整的空间，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不会改变。无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调整，只要它是私有制，必然会走到尽头。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范围内调整后的生产关系的相应的经济形式，更要关注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内不可调和的新矛盾。2007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显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制度性弊端。

　　再次，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组织。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空间并存的条件下，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存在相互学习和相互融合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要赶上并超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本身也包含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方面行之有效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组织。这种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组织虽然产生并成熟在资本主义国家，但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财富，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和利用。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应该说，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或基本规定性，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起了方向性指导作用。但是有两个方面原因需要中国的创造。一方面，马克思当时预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存在很大的差别。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实践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要求时，就不能教条式地搬用这些规定。另一方面，马克思当时只是规定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对未来社会的经济体制作具体规定，这也需要中国创造。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中国创造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和中国化的过程。

　　首先，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发展生产力固然需要不断完善生产关系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实践中仅仅调整生产关系是不够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面对的现实问题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要求。因此，实践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规定性的基本途径，是创造实现这些规定性的经济条件，特别是依靠发展生产力创造实现社会主义规定性的物质基础。这样，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经济建设的经济学，就不仅仅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还要研究生产力，寻求促进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增进国民财富的途径。与此相适应，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要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经济学要成为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进国民财富，达到共同富裕，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使命。

　　其次，从实际出发探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经典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是产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不成熟。这样，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进行研究，探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实现形式。

　　再次，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从1949年算起，我国6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几经波折。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我国结束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有30多年的实践。在这30多年中，作为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任务。

　　政治经济学所要做的以上工作实际上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概括起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依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国情就是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括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降低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是要使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安排适应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从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出发，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一种制度创新。其意义是寻求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动力和新的要素，动员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元化经济和多种要素，使各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的结合，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的结合。

　　其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创新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与其他转型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不是完全放弃公有制、全盘私有化。在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改革的目标就设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上。与此相应牵动的改革，就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允许居民取得财产性收入，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各类要素市场得以开放并趋向完善。所有这些，不仅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而且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

　　再次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理论。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解决发展问题，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包含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并作为现代化的具体阶段来推进，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在农业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推进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为形成一种科学的完善的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向又好又快发展的转变。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旗帜，既规定了我国发展的目标，又指引了发展的道路。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最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外开放理论。在一个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开放型经济。发展生产力，需要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服从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需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需要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外国资本的进入，需要采用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哪怕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采取的经济形式。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在它的指引下，我国的经济体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国民经济转向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发展轨道，人民生活水平正在由总体小康转向全面小康。所有这些转型产生了明显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效应。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指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保障。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 2版.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资本论[M]. 2版.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资本论[M]. 2版.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2版.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2版.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