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与日本经营管理教育协会共同发起并举办了“中日首都调控人口政策国际研讨会”。来自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统计局、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日本经营管理教育协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
一、大都市共同的难题：人口膨胀
日本专家水野隆张指出，城市化、战后婴儿潮与经济复兴是东京人口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伴随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东京人口也在迅速增长，在1945—1965年间，年均增长数为36.9万人左右。近年来，在多项人口疏散计划和低出生率的影响下，东京的人口增幅虽略有下降，但仍是日本人口最为集中的一级城市，截至2010年4月1日，人口达到1301万。
北京市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处处长庞江倩分析了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变动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市正处于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的阶段。从常住人口规模看，常住人口总量持续增长。2009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755万人，2005—2009年常住人口平均每年增加54.3万人，年均增长3.4%。其中，外来人口迁移增长是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2006—2009年北京市增加的217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迁移增加47.1万人，占21.7%；外来人口迁移增加150.7万人，占69.5%。从常住人口地区分布看，北京市常住人口分布呈现出由首都功能核心区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扩散的趋势，有近一半常住人口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且城市发展新区人口增长最快。目前，常住人口密度呈梯度分布，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度最高，为22849人/平方公里，分别是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人口密度的3.4倍、29.3倍和108.8倍，人口地区分布仍然不平衡。
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研究室主任潘银苗指出，当前首都人口流动和迁移呈现七大新特点：一是流动人口规模呈持续扩大态势， 2009年北京市户籍人口1246万人，流动人口509万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数量之比接近1∶ 2.5；二是流动人口举家迁移比例逐年上升。举家迁移流动人口占迁移流动人口比例高达41.2%，在聚集地更是高达60%。截至2005年，流动人口家庭户已达96.4万户，约占北京市家庭总户数的20%。三是流动人口在京滞留时间明显延长，流动人口不流动、常住化倾向日益明显。四是流动人口地区分布呈现高度不均。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流动人口密度最大，而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流动人口规模最大，个别地区的流动人口数量超过当地户籍人口。五是流动人口未来的迁入压力不容忽视。专家们按高、中、低预测，到2020年北京流动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180万、970万、860万。由于在京就业收入水平大大高于其他省市，决定了人口向北京等大城市流动迁移的趋势难以逆转。六是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七是流动人口收入水平、居住条件和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偏低，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亟待健全。
二、人口膨胀对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
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问题一直是城市化进程中令人棘手的问题。
日本专家安藤充指出，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曾给东京的住房、交通、环境、能源等造成很大困难。东京中心区住房供应量难以满足激增的人口数量，导致市中心的土地价格不断攀升。为此，住宅建设都转移到了地价较便宜的郊区，出现了所谓住宅城市化的无计划向外扩展，其结果是，公共交通不堪重负，周一到周五上班高峰时段的地铁车厢被东京人戏称为“通勤地狱”。由于居住地远离工作单位，大多数上班族的单程通勤时间都在一个小时以上。人口膨胀对电气等能源供应形成威胁，东京不得不通过增加发电站数量、提高发电能力来应对。
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鸿春指出，人口增长也给北京资源环境承载带来巨大压力。以水资源为例，如果按照2005年全市人均用水量260立方米左右计算，则全市水资源的人口承载数量大约是1923万人。事实上，由于近年持续干旱，北京市降雨形成的水资源量并不能达到年均水平。如果保持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北京必须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以及将应急水源常态化来维持，必将加剧当前北京地区已经形成的巨大漏斗区。此外，北京的电、气、热等供应也将常年紧张运行，公共交通不堪重负，生活垃圾消纳处理压力加大，并给义务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就业服务等诸多方面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
三、调控首都人口规模的对策和建议
（一）建立大都市圈的城市群布局，提升周边城市的品质。王鸿春建议，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导致人口向特大城市聚集的最根本原因。调控人口不是北京能孤立解决的，应争取中央的支持，制订“大北京”的规划，在北京周边采用城市群布局，使人才、教育、医疗等各种资源向周边城市倾斜，努力缩小北京与周边城市的差距，以此减缓人口向北京的过度集聚。
（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调控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是影响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水野隆张介绍，东京从1958年就曾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每一次规划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产业发展战略、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选择、产业地区布局等作出详细规定。东京在1959年通过了《工业控制法》，加快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的U转移、I转移和J转移计划，并在首都圈内的部分城市中对一定规模以上的工业、大学等设施的新增项目进行控制。
王鸿春指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可以实现经济增长而人口不增长的目的。如韩国首都首尔，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人口也迅速增长，之后，首尔实现了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则出现了经济仍然增长而人口开始减少的现象。升级产业结构并不是简单地将第一产业升级到第二产业，或将第二产业升级到第三产业，而是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
（三）建立城市副中心和新城，调控人口地区分布。日本专家宫本邦夫指出，东京都市圈是日本最大的金融、工业、商业、政治、文化中心，区域规划采用多层、多核空间结构，在近郊开发区设有新宿等7个副中心以及多摩等4个大型新城，使副中心和中心城区一起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实现了交通功能与商业功能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城区人口压力。日本专家松浦薰认为，应在税收上向副中心、新城及郊区倾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城市人口向这些区域流动，避免过度集中。庞江倩认为，虽然北京市的人口分布呈现出由首都功能核心区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扩散的态势，但是人口扩散速度较慢，目前还没有根本改变人口分布过度集中的局面。北京市应按照区域功能定位的要求，增强迁入地的吸引力，加强配套设施的建设，重视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人口与商业设施、工作场所、居住场所等功能要素相匹配的流动机制。
（四）加强人口统计、信息指导和管理。王鸿春指出，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北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大都市区的人口统计。如美国的“社会保障号”制度，通过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信息，就能实现对人口的跟踪和管理。而这种统计有别于常规的城市社会经济统计，它更加侧重于区域内人口的互动、就业变化、通勤往来和族群分析。同时他们还注重利用这些统计信息对未来劳动力市场进行预测，并定期发布劳动力供求和流动信息，从而指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中，北京市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在人口统计、信息指导和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努力实现首都人口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