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真务实从重实干、重实效入手 | |
| —学思调研札记之二 | |
| 作者：曾业松 日期：2013-03-15 阅读：4102 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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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是实干的主要抓手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揭露矛盾是解决矛盾的重要途径。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过程。实干型的领导干部不能回避矛盾，遮掩矛盾；总是积极发现矛盾，揭露矛盾，进而解决矛盾，化解矛盾。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如果视而不见，本该解决的矛盾久拖不决，本可以缓解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小矛盾必然引起大冲突，小问题必然酿成大事端。面对各种复杂的众多的矛盾，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和处理呢？ 首先，要做到不躲不闪。近年来，黑龙江省在党风、政风、工作作风上都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特别是马德、牛凤玉买官卖官案件“曝光”和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双规”后，干部情绪波动，群众议论纷纷。省委通过调研认识到，只有解决问题才能不出问题，发生问题不可怕，关键是要吸取教训，把坏事变好事。于是，省委决定在全省自上而下开展“两风建设”，即党风廉政建设和工作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重点解决用人问题上存在的不正之风，解决违法行政和为政不廉问题；作风建设集中解决本地本部门群众反映强烈的公、检、法、司和交通、工商、税务等系统和部门的问题，解决以说代做、工作不落实的问题。他们实行开门整风，让群众参加查摆问题并监督整改，直到大多数人满意为止。他们公开严肃处理一批违法违纪违规的单位和个人，弘扬正气，以儆效尤。目前，全省党风、政风和工作作风发生了可喜变化。据对全省各个层面的抽样调查和测评，干部群众对“两风”建设总体满意度达到93%。 其次，要做到标本兼治。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有两种：一是“扬汤止沸”；二是“釜底抽薪”。前者只治标不治本，后者则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务实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会标本兼治，特别要学会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比如处置突发事件，治标要处理好三个环节：事件发生前，准确洞察，未雨绸缪；事件发生后，靠前指挥，控制事态；事件平息后，治理根源，巩固成果。而要治本，就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典型摸规律，针对矛盾产生的根源，通过思想理论指导，经济科技引导，文化教育诱导，依法办事疏导等方法，彻底铲除问题产生的根源。 创造性地抓落实是实干精神的集中体现 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党委、政府的指示精神,是领导干部的主要任务。有没有实干精神关键在于能否抓好落实，能否在抓落实过程中体现创造性。围绕着如何抓落实，历来存在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原封不动，照抄照转，充当电线杆、传声筒、扬声器，热衷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会议一开就算做了，风头一过就再也不问了。所谓贯彻只是做做样子，虽然热闹一阵子，但实际效果不甚了了。这是对上级指示的最大“殆工”。群众不满这种现状，编了许多颇有讽刺意味的对联和顺口溜：如有副对联说“今天会，明天会，天天开会；你也讲，我也讲，人人都讲。”横批是“谁来落实”。 一种是大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和花架子。农业学大寨那阵子，有的平原干部以为学大寨就是造梯田，好端端的平地上垒起梯田来，白流了许多农民的汗水。实施城镇化战略过程中，河北某县修建新县城时，为突显“高楼林立”有“气派”，规定临街房必须建成三层高的楼房。有的住户无力修建，便想出一个以墙代房的“高招儿”，群众戏称为“面子墙”、“害民墙”。 还有一种是说一套，做一套，有用的就执行，没用的就不执行，甚至另搞一套，明里暗里对着干，此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领导干部要真正抓好落实，既要深刻理解上级指示精神，有贯彻政策精神的坚定性；又要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体现贯彻政策精神的创造性。总结各地经验，最重要的有三条。这就是吃透“三头”，做到“三化”。其一是吃透“上头”，使上级精神地方化。就是准确把握中央和上级党委、政府的政策规定和工作要求，领会精神实质，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贯彻，做到“神似，形也似”，切实避免照搬照抄照转，避免跟风头，赶浪头，避免自以为是，各行其事。二是吃透“外头”，使外地经验本地化。就是要以宽阔的胸怀和开阔的眼界，善于学习借鉴外地经验中体现事物发展规律性的做法，并有效地实现外地经验与本地实际的对接和嫁接。问题是有的地方外出“参观考察”，只注重形式上“走出去”，出去前大谈必要性，回来后强调特殊性。虽然也明白“夜郎与汉孰大”，但思想并没有受到触动，照样是“人家江水流，我家河水流”。三是吃透“下头”，使群众创造理论化。就是要善于总结基层和群众在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和理论，并把它作为决策的依据；一切决策都应该从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开始，并把征求基层和群众的意见贯彻于决策落实的全过程。 看实绩看实效是对实干精神的最终检验 做事讲实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增广贤文》有句话：“牡丹花大空娱目，枣花虽小结实成，”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党一直都把重实干、重实绩、重实效，当作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求真务实，不能只看宣言，看承诺，而是要看行动，看结果。要看他究竟做了多少实事、好事，做成了多少、收效有多大？要看落实上级政策和指示、决定精神是否付诸实践，见诸行动，达到预期效果，体现在各项工作成效上。 看行动，就是看领导干部是否踏实苦干。焦裕禄、孔繁森、谷文昌、吴仁宝、吴金印、郑培民、任长霞等优秀领导干部所以会赢得人民群众广泛而持久的赞誉，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是苦干、实干、干出来的，他们在人民心中树起的丰碑是靠辉煌的业绩建构起来的。福建省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带领人民艰苦奋斗，将一个风沙肆虐的荒岛改造成了美丽富饶的绿洲。他虽然去世20多年，但每年清明节，东山的百姓都要“先敬谷公，再敬祖宗”。再如“全国百名优秀公仆”之一的吴金印，他在乡镇主要领导的岗位上，30年如一日，响亮地喊出“苦熬没有头，苦干有奔头。”他“干一处响一处，走一路富一路”，使一道道穷山沟变成米粮川，一户户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农民过上了好日子。群众把赞扬他的碑文刻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他的精神和业绩将与巍巍太行同在。与以上这些干实事、讲实效的楷模对照起来，现在有些领导干部述而不作、劳而无功；或者只抓看得见、见效快的政绩；甚至挖空心思找门子，耍嘴皮子，摆花架子，提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喊哗众取宠的空口号，片面追求政绩，严重违背了实干精神，也丧失了领导干部应有的务实品质。 看结果，就是看领导干部干出多大的实绩。在这里，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实绩，用什么标准评价实绩。实绩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奋斗来的。但是又不能以忙忙碌碌为标准，要看做了多少具体工作，重要的是看所做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公众的需求，有多大的经济效益，有多大的社会效益。评价一个领导班子、一个领导干部的实绩，应该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应客观、真实、科学、全面地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情况。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经济指标是主要指标，但不能只看经济指标；经济指标既要反映经济增长，又要反映经济发展，GDP反映经济活动总规模，是重要指标，但同时还要看经济发展质量和结构，要把资源和环境纳入考核体系，用绿色GDP来防止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增长；数字直接反映发展情况和领导干部工作成效，是政绩的重要依据，但数字不能代表一切，有些事是不能用数字反映出来的，要防止数字中含有“水分”，特别要防止出现“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不正之风；要看显绩，看做了多少短期见效和锦上添花的工作，更要注重“潜绩”，看办了多少“雪中送炭”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实事。不少地方政府把GDP、招商引资列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头，把许多临时性的任务指标、上级交办的事项、内部法规制度的遵守执行等列为中心工作，甚至采用一票否决把强制性推广某种经济作物纳入绩效考评，这显然都是不适宜的行为。此外，还有不少地方把政绩评估搞成荣誉或现丑的排行榜。这更是一种极端化的行为，只会导致相关人员对政绩评估的抵触情绪，加剧弄虚作假、急功近利、“玩数字游戏”、片面追求政绩的风气。 其次，要解决如何评价实绩问题。领导干部的工作成效有多大，是否达到预期目的，必须靠实践来证明，用事实来说话。检验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功过，不是主观的、随意的，而应是客观的、实践的。如果听凭个人的主观评价，就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用“本本”去衡量，就会犯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这种检验是实践的检验，也是群众和历史的检验。领导干部的任何一项工作做得怎么样，决策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能看上级意见和自我感觉如何，而应看广大群众是否认可。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干部工作的受益者和评判者。对干部的政绩，群众看得最清楚；对那些劳民伤财的短期行为，“形象工程”，群众也最明白。干部虚报浮夸、欺下瞒上，骗得了上级、骗不了群众。党政干部考核评价重在群众认可，可以有效促进考核的公正、客观，避免干部在关系和数字上做文章，引导干部在为群众干实事上下功夫，形成干实事、求实效、促发展的浓厚氛围。近年来，沈阳、南京等地先后开展“万人评议”政府活动，四川宜宾市采取“民意十实绩”办法考核领导干部。这种“民评官” 方式是干部政绩考核改革的一个创举，打破了传统的“官评官”的干部政绩考核方式，凸显了民意作用，代表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实践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一些工作现在看是可行的、合理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就可能不很合理，甚至会发生问题或留下隐患。因此，开展工作尤其是在事关大局、影响深远的问题上，一定要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瞻前顾后，深谋远虑，既让今人满意，又让后人受惠，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图一时之得，搞短期行为，是万万使不得的。 如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由于其对象的普遍性和环境的复杂性，加之某些理论上的模糊，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正是在实践的反复检验中，不断地发现问题，纠正问题，不断地调整和完善改革措施，才真正找到一条符合国情和市场经济规律的改革道路。1998年，国务院出台了以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粮食财务挂账分开为主要内容的粮食流通政策，并采取了“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敞开收购、垄断粮源、顺价销售、封闭运营）的措施。然而，改革严重受阻，并没有实现倡导者的主观愿望。市场粮价持续走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粮食播种面积锐减，2000年粮食减产458亿公斤，2001年再减462亿公斤，总产量低于1995年的水平。改革直接的目标是要减少直至消除粮食经营亏损，促进国有粮食企业完全走向市场，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经济实体，为此，赋予国有粮食企业垄断粮食收购的权力，禁止非国有粮食经营主体收购粮食。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改革没有给国有粮食企业带来完全的自主经营权和市场竞争能力，相反却形成和强化了国有粮食企业的垄断地位，原本庞大而低效的组织靠着垄断利润来弥补以前的亏空，虽然得到一些收入，缓解一下压力，但效果并不如期望的那样好，而由此带来的利益流失以及因腐败等造成的社会成本则是惊人的。也正由于改革赋予了粮食企业垄断权力，一些粮站对于农民出售的粮食，除了正常的含水量等质量的要求外，还对灰尘、砂土的含量有苛刻的要求。农民卖粮费时、费力，再加上经常压级，例行打个8％左右的折扣，自然不想去粮站“自讨苦吃”，国有粮食企业的效益也就可想而知。故而，有人说这次粮食改革庇护了表现最糟糕的部门。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和农民利益。令人失望的是国家的财政补贴没有减少。改革前的1992到1998年的6年间粮食系统亏空2140亿元，平均每天要产生一个亿的窟窿，比1998年长江流域水灾造成的直接损失还要多。如果将这笔钱平分到粮食企业的职工头上，每人每月近1000元。改革后，每年各级财政补贴的政策性亏损在240亿元左右，2000年还增加了80亿元。粮食改革使国有粮食企业依然吞噬着国家的财产，坐收体制的“渔利”。农民呢？除了多一些紧箍咒外，并未因为增加粮食产销而增收。那些倾其所有投资办粮食加工企业的农民，则惶惶不可终日，怎么也没有想到昨天还合法的“企业”今天就坠入深渊。这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小农思想观念，误导了的农民经营，不利于农业产业化，不利于农民利益的长远保护，也不利于我国农业的长远发展。 实践告诉我们这次改革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而最主要的弊端是偏离市场化。改革侧重于解决国有粮食企业巨额亏损这样的短期政策目标，没有重视发育粮食市场、培育竞争性的粮食市场主体这样的长期政策目标。粮食既然是商品，即使是特殊商品，它也具有商品的一切特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作为商品经营必须体现交易自由、公平的原则。粮食购销体制必须进一步改革，市场化是必然选择。由此，2004年5月31日至6月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粮食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建立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机制，保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深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加强粮食市场管理，维护粮食正常流通秩序；强化粮食工作省长负责制，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符合中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放开收购市场，直接补贴粮农，转换企业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随着改革工作会议的召开，《粮食流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一场市场取向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已经展开。这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以往各种改良式的粮改相比，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最突出的一点是国有粮企完全推向市场，国有粮企与私营粮企可以同场竞技，营造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可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当然，改革还没有完结。改革的成效如何，还要经实践进一步检验。 根据哲学常识，认识就是探索现象和事物的原因。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奇妙的现象和事物，但当我们把握了它们的内在原因之后，我们就不再对它们感到好奇了。任何一个事物，或者一种现象，如果不认识和了解，即使一只蚂蚁，也是令人害怕的；哪怕一个小小的烟头在愚昧无知的人那里也会酿成灾难。同样，任何一件复杂、可怕的事物，当我们了解它之后，它就不再可怕了。当今世界问题层出不穷，在我国进入新时期后，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但是，无论是国际动荡引发的冲突，还是国内矛盾潜在的隐患；无论是本部门、本系统面临的难题，还是本地区、本单位遇到的困难，只要把问题认识清楚，准确把握内在的原因，做出科学的决策，就能顺利推动各项工作。由此可见，在实践中提高领导干部的认识能力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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