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及时调整、主动改革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曾不断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即1953-1957年时期：党的基本纲领是“一化（工业化）、三改”，开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涨时期，这是第一次经济建设时代；1957-1978年时期：党的基本纲领改变为“阶级斗争为纲”，这是阶级斗争与文化大革命时期；1978-十五大时期：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创了经济建设新时代。我们认为，进入21世纪，应该转向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为重点，开创制度建设时代。 　　何谓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我们认为，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是旨在保证实现“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制度条件、制度环境和制度功能；良治的最终目标旨在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全社会人民福利最大化，真正保证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中国而言这些目标是指保障人民生存、发展、安全、民主的关键性利益。这包括五个方面的根本利益：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社会公正与人类安全；政治清明与社会稳定；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这五个目标相互关联，不可偏废，实现一个目标的同时要兼顾其他目标；这五个目标相互作用，具有互补性，一个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其他目标的实现。 　　国家基本制度至少包括以下八大机制： 　　（1）强制机制：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必须拥有一支常规军，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政府对武装力量没有垄断能力，就会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一个现代国家还必须有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警察队伍，以维护内部秩序。军队和警察必须由国家财政全额供养，“吃皇粮”，不允许用经商、乱收费的方式打野食。否则，军队保卫国家的能力和警察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会大大削弱，甚至本身可能变成不稳定的因素。 　　（2）汲取能力：提高国家动员和汲取社会资源的财政能力，有效地为全社会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履行国家基本职能。 　　（3）共识机制：一个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存在必须建立在国民对一些基本价值的共识之上。最重要的基本价值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对公民权的尊重和保护。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国民的共同理念、凝聚了人民的信念。需要指出的是，核心价值观从来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国家有意识地构建和推广的。一经形成，核心价值观可以极大地减少国家管理成本或治理成本，有效提高实施公共政策的效力。 　　（4）监管机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的问题。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药费飙升；制假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老板与打工仔之间的权力不对称会导致工作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繁。因此，国家必须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进行规范。 　　（5）协调机制：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机构是必要的，但他们本身也可能带来很多问题。如政府工作人员可能不称职或者以权谋私，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可能搞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因此，现代国家必须建立规范的公务员制度和廉政制度确保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廉洁；必须建立其它各种制度确保各部门、各级政府严格依法行政，维护国家机器的统一。 　　（6）表达机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流动加大，人们参与政治的意愿和能力逐渐增强。面对民众参与的需求，政府必须提高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否则，这种需求可能以非制度化、非和平的方式表达出来。 　　（7）整合机制：千千万万民众个人表达出来的愿望和意见往往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为了在公共政策中反映民众的呼声，必须通过政党和其它机制（如工会、政协、人大等）对民众的意见进行整合。 　　（8）再分配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种种原因（如残疾、重病、工伤、失业、年迈），人们的经济生活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社会生活往往充满不确定性。为了降低经济不安全感和缩小市场初次分配造成的不平等，国家必须通过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从国民收入中汲取必要的经济资源，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再分配。这种再分配的依据是所有公民，不论居住地、职业、性别、教育程度、年龄，都享有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全体社会成员都应能共同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