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07日 星期四
中国人口经济版图当前真相
作者胡鞍钢              日期:2013-05-02               阅读:4169 次

 到底人多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不是中国妇女生育率越低越好?总人口增长速度越慢越好?未来总人口的基数越少越好?怎样用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人口国情及变化趋势?这都需要“用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真正“实事求是”,勇于“思想解放”

  2011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33972万人,比国家“十一五”规划所规定的2010年总人口控制目标136000万人,少了2028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数相比,10年共增加7390万人,年均增长率0.57%,增速相当于1990-2000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4%)的一半,这反映了妇女总生育率不断下降,估计在1.6左右,大大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为2.1)。

  随着生育率惯性下降,今后十年人口增长率还会进一步下降,不仅明显低于刚刚通过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0.72%,而且总人口规模还明显低于该规划所提出的139000万人的约束性目标,估计可能为136500-137000万人之间,少了2100-2500万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提前进入零增长(即小于0.2%)阶段。

  全国人口普查是基本国情的调查,既使我们对总人口及其构成、分布和特征的“家底”心中有数,又可以让我们对未来人口增长惯性及挑战未雨绸缪。但与前面几次人口普查不一样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到底人多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不是中国妇女生育率越低越好?总人口增长速度越慢越好?未来总人口的基数越少越好?怎样用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人口国情及变化趋势?怎样前瞻性地预见、主动地适应、积极地应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挑战?怎样为后人减少人口负债、增加发展红利?这都需要“用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真正“实事求是”,勇于“思想解放”。

  中国人力资本大幅度提高

  过去十年,不仅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为10.46%),而且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也超过了10%(为10.12%)。中国不仅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历史记录,也创造了人力资本增长最高的历史记录。

  具有大学(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从2000年的4563万人提高至2010年的11964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由2000年的14068万人提高至2010年的1879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94%;两者合计人数从2000年的18631万人提高至2010年30763万人,与世界第三大人口国家美国的总人口(为31323万人)接近。预计到2020年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将突破2亿人,高中与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将接近4亿人,大大超过美国总人口,相当于美国劳动力总量的两倍,在考虑到中国劳动生产率与美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加速趋同的情况下,这就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世界人才资源强国、世界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最丰富、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

  大学文化程度人口规模明显扩大,是六普数据所提供的中国人口国情最大亮点。中国大学文化程度人口集聚趋势也更加明显,北京、上海等迅速成为世界级人才城市。北京市大学文化程度人口,1990年只有100万人,2010年达到617.8万人;上海从1990年的87万人达到2010年的505.31万人;天津从1990年的41万人达到2010年的226.16万人;尽管重庆2000年仅为87万人,但2010年达到249.3万人,年平均增长达到11.15%,是四个直辖市中最高的。四大直辖市合计占全国总数的11.5%。可以认为,北京、上海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不仅居全国各城市之前列,也居世界各大城市第一位与第二位。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

  城镇化不仅是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有效市场需求发展演变的强大推力。城市化本身就是一场社会结构的变革,特别在其影响下家庭结构从传统“大家庭”不断演变为“小家庭”,即家庭平均人口迅速下降。

  2000年,中国家庭平均人口为3.44人,2010年就已经下降为3.10人。家庭住户的迅速增加会对住房需求产生巨大的有效刺激。例如,2010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9.3亿平方米,相当于美国最高峰时销售面积的3倍,更相当于日本的10倍。这说明人们的住房需求非常旺盛,也是房价不断攀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从1978年中国城市人口仅有的1.7亿人增长到2010年的6.66亿人,这比两个美国总人口还要多,占总人口比重达到49.68%。“十二五”时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完成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社会向城镇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型,以目前的速度来看,2011年将是中国城乡人口比例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关键之年,即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

  从中国城镇人口占世界总量比重来看,2000年达到了13.9%,到2010年提高到17.7%。展望未来,当前以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城镇化仍然呈现加速趋势,也面临城镇内部一体化的发展任务,即使超过2亿的农民工能够“安居乐业”并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成为真正的市民。

重塑中国人口经济版图



  工业化与城市化不仅带动着城乡结构的巨大变化,也是人口区域流动的重要驱动力。实际上,人口不断从落后地区,特别是那些人口规模庞大又比较贫穷的地区,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等地区。同时,人口跨省流动、进城务工的规模不断增大。这导致一些省份总人口快速增长,如广东省、浙江省,一些省份总人数开始下降,如四川、湖北。除此之外,需要指出的是部分省份即使人口绝对数继续上升,但占全国比重却不断下滑,如河南省、湖南省、吉林省、辽宁等10个省份。

  在人口流动规模不断增大,流动速度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也不断集聚,沿海发达地区人口总数急剧增长,从而改变了人口大省的排序。2010年,广东省总人口突破了1亿人口大关,达到1.04亿,占全国比重达7.79%。广东省的GDP超过世界总量的1%,达到1.06%,已经成为“增长经济体”。另外,山东省人口数达9600万人,居第2位;河南省为9400万人,从2000年第1位降为第3位。这印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人口地区间流动的规模不断增大且速度不断加快。

  从人口流动来看,即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010年“流动人口”规模达2.6亿人,比2000年增加1.1亿人,增长达81.03%。人口的跨地区流动反映了人民群众为了追求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生活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政治学中的“Tibout原则”,即人民会用脚投票,选择适合自己居住工作的地区。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政策的不断宽松化。这些政策不但加速了地区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更使人民充分享有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就学自由,可以称之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经济自由革命。

  人口信息更加透明、更加全面

  与以往相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覆盖面更加全面,也更加透明。

  首先,此次人口普查首次公布了中国现役军人230万人,极大地显示了中国的开放和透明程度。其次,首次公布于众的数据还包括在大陆的港澳台同胞数、外籍人口数:香港是23.5万人,澳门是2.1万人,台湾是17万人,持外国护照的人是59万人。

  中国人口国际化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比重仍然非常小。港澳台来大陆以及外籍来华人士中,主要以商务为目的20.5万人;以就业为目的20.2万人;以学习为目的20.2万人;以定居为目的18.7万人,等等。其中,在中国大陆的外籍人士排前五位的分别是韩国人12万、美国人7.2万、日本人6.6万、缅甸人约4万、越南人约3.6万人。

  境外人士合计102万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仅为0.76%,相对而言,这一比例还太低。

  人口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少子化与老龄化

  中国人口发展已经面临两大突出挑战:一是少子化在加速。从1990年以来,由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且大大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少儿人口即0至14岁人口绝对数持续下降,从3.17亿人降至2010年的2.22亿人,减少了30%。与此同时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27.7%下降至16.6%。尽管中国总人口高于印度,但是从1990年印度少儿人口就超过中国,到2000年已经是中国1.26倍,2010年又进一步上升为1.69倍。

  二是老龄化在加速。201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776亿人,占13.26%,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188亿人,占8.87%;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突破2.16亿人。

  从中国与印度主要人口指标比较看,印度人口整体“年轻于”中国,中国人口整体“年老于”印度。中国在人力资本指标(如教育、健康)上的优势正是印度的劣势,而在人口指标上的劣势正是印度的优势。

  人口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

  古谚有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个民族要可持续发展、长久繁荣,就必须保持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布局。我们得到了前人所栽之树的“乘凉”结果,也必须为后人积极栽种树木。中国人口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与中国人口国情变化相适应,并不断与时俱进。

  1949年,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艾奇逊“中国人口压力论”提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但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后,新中国遭遇有史以来第一次生育高峰,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毛泽东开始改变想法,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到了1970年代,毛泽东彻底改变了“人口多是好事”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了,明确地提出控制人口数量增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同时也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突出性问题就是:如何为后人乘凉而栽树?如何为后人缓解人口“负债”而调整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生育政策?

  历史早已提醒我们要与时俱进,现实正在督促我们要适时调整。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应当毫不动摇。但是,制定计划生育的具体政策的目标、内涵、措施则需要与时俱进,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阶段有不同内容,否则会陷入教条主义陷阱。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所提供的信息表明,现在已经到了应当开始调整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时候。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此稿系作者2011年5月14日在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合作举办的“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挑战”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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