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简介

　　胡鞍钢，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53年生于辽宁鞍山，1978至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自动化所获工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3年在美国MurraystateUniversity经济系做访问学者，同年回国。1997年在美国MIT人文学院做客座研究员；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做客座研究员；2000年任日本庆应义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访问教授；200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访问教授；2003年初在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研究员。现为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分析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国土与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正式出版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著共十六部。主要研究领域：国情研究与公共政策。

　　获奖：1991年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学者”。1995年初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5年经美国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1995年以来，连续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项奖励；2000年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选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特优项目。2001年获第九届(2000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共产党政府不一定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将来还是需要进口美国的粮食。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对当今中国的评价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独一无二。

　　●中国应该是继欧盟、美国、日本之后，第四大创新中心。

　　●未来30年，中国将真正向着未来的超级大国转型，而且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指日可待。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9月26日再次召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作了题为“中国经济发展60年”的主题演讲。胡鞍钢在演讲中表示，新中国通过60年的经济发展，完成了从贫困大国到世界强国的历史转变。他说，60年前，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文盲充斥、东亚病夫、生态赤字的人口大国；60年后，中国成为了世界人力资源大国、科技实力大国、经济实力大国和综合国力强国；几十年之后，中国还将成为世界人力资本强国，科技实力强国，经济实力强国，可以说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绿色家园。

　　1949年前“东亚病夫”名副其实

　　胡鞍钢说，要讲中国60年来的经济变化，就需要先看看60年前到底中国是个什么样。对此，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著名的马歇尔将军，他在1948年2月实际上是美国的国务卿。他当时认为美国倾入大量的援助也无法挽救中国的经济危机，并且认为中国缺乏原料资源和工业资源，难以成为一流的强国。

　　1949年8月，接替马歇尔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也曾经讲到关于中国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必然碰到的一个问题。他认为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也预言，共产党的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将来在某种意义上还是需要进口美国的粮食。

　　1959年周恩来曾经讲到，1949年中国是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他举了一些数据，尽管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第一，但是当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钢产量占世界第26位，发电量占世界的第25位，煤产量高一些，也不过是第9位。就是比较发达的棉纺业，棉纱产量也只占世界的第5位。全国的产业工人，当时只有300万人，不足全国人口的千分之六。老大的中国号称以农业立国，但是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间，小麦、大米、棉花每年都需要从外国进口。

　　1949年中国经济增长和西方国家差距巨大，还可以从几个方面说明：

　　一个是发展工业的时间晚，大约比西方工业化滞后了100年—200年。其实在1949年，如果我们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门槛，至少要接近当时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它才有可能进入现代经济。然而，1950年中国人均GDP不到50美金，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人均GNP按照1965年的美元价格，是75美元。

　　从经济结构角度来看，1949年我们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当时的经济水平，从劳动力的情况来看，英国当时的农业劳动比例是30%多，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

　　此外，还包括工业基础。从固定资产的角度来看，如果从19世纪70、80年代算，有现代工业的因素，到1949年或者1950年，洋务运动有100年了，按照1952年的人民币价格，工业部门大约积累了近100多亿元人民币。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交通基础设施等等，估计可能有200多亿元的原始积累。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均的工业资本存量水平极其低下。按胡鞍钢测算，当时中国人均的固定资产，按照1952年的价格，大约是40元左右。

　　再看基础设施建设。以铁路为代表，中国铁路在19世纪末期才开始建设，印度则因为在英国统治之下，它的基础设施发展很快，特别是铁路。在1890年，中国只有10公里的时候它已经达到2.6万公里。到了1950年，中国也只有2.2万公里，比印度1890年还要低得多。同时也不如当时的日本，日本已经达到2.7万公里。而这2.2万公里，绝大部分还是在东北地区，是在日本侵占时期大规模修建的。当然更不如美国，美国当时已经达到40万公里。

　　再说人力资本。尽管中国人口多，但是当时中国的人力资本是极其缺乏的。据计算，从有现代大学以来，累计到1949年受过大学教育的只有18.5万人，相当于我们总人口的万分之三点四，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算下来大约是1年。中国当时的文盲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80%。这和同年代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差距是很大的。不仅如此，当时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是真正意义上的东亚病夫。在1950年，全世界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9岁，中国人是35岁。

　　当时中国还面临一个长期的问题———资源短缺。历史上中国的耕地一直在扩大，到1949年其实已经达到极限了，只不过我们又进一步动员开垦，直到1957年达到中国历史最高峰，而后就持续下降。这与1949年的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可以不断地开垦更多的荒地，保持总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

　　这些都对我们发展工业化起着长期的制约。
　60年巨变真正“换了人间”

　　然而现在建国已经60周年了，再看当时艾奇逊预言，却是没有应验。据胡鞍钢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对中国的评价讲了这样一段话，他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称为独一无二。他讲到，虽然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或者也曾经历过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长时间内如此强劲的增长。怎么解释这个话呢？如果从1978年算起到今天已经30年了，GDP年均保持了9.8%的增长，如果从大国的角度来看，在世界的经济史中，基本上已经打破历史记录了。因为在我们之前只有一个国家是有这个历史记录的，就是日本，从1950年到1973年，一共是23年时间，保持了年均9.3%的增长。

　　斯彭斯还讲到，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影响人口之多，也都是空前的。这就更是如此了。不管我们是用1978年的人口数据还是用1949年的人口数据来看，中国实际上1950年之后就经济起飞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1870年美国经济起飞的时候是4200万人。到1913年长达43年的时间，它曾经保持在4%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是美国的空前繁荣时代。最终它的人口达到了将近9800万人。日本在1950年经济起飞的时候，人口规模是8000多万。从现在来看，尽管我们现在世界上有206个国家和经济体，实际上上亿人口的国家只有11个，中国十几亿人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口大国，而是一个人口巨国。因此，从人口规模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是空前的。

　　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胡鞍钢认为，主要是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共产党。而且，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继承了过去的历史条件，但是选择了不同的国家模式，包括发展模式。克服了不具备的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物质条件，包括人力资本条件的困难。

　　中国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包括多党合作等很多制度安排，实际上具备了一些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和进行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有利条件，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文明基础，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而且文化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生存延续力是我们这个国家走向民族复兴、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文化根基。

　　第二，从政治条件来看，它已经具备了发动工业化的政治前提条件。因为各国的工业化实践都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是一个独力的主权国家，或者不是一个统一的并且长期保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很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1949年是一个里程碑。

　　第三个方面，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需要一些必要的政治前提条件，需要利用各种资源，团结各方面力量，建立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制定更加明确的现代化目标、蓝图，这些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实施。毛泽东不仅认识到这个问题，还能够非常理性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在1949年的9月30号，在政协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解放以后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其它各种组织之中，结束中国长期以来一盘散沙的状况。因此，你可以看到，1949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它使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了两个特有的可能是其它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的模式，就是组织优势和政治资源优势，来从事现代化的建设。

　　举个例子，从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来看，1949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近16%。到了1953年这一数字更是迅速超过了30%。由于国家有了这么强有力的汲取财政能力，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强制性地启动工业化、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