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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农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选择权，对自己家园的处置没有发言权，那么为民做主的善良愿望，往往会适得其反，实际地侵犯和伤害农民的福祉。
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可以说是皆大欢喜；但是人们在欢喜之时也有隐忧，担心会出现违背农民意愿的“逼农致富”和运动式的大拆大建现象。这样的担心并不多余。
媒体日前报道，江苏省建设厅提出了镇村布局的新规划，计划将目前全省24万个自然村缩减至4万余个。因为自然村规模小，居住分散，造成土地浪费，也不利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根据规划，新农村居住示范点工程，按每个村庄约100户的要求进行建设。“实施规划后，不仅大大有利于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还能节约大量宝贵土地资源，以常熟市为例，如果将现有自然村归并进125个居住点的话，可节约土地10万亩”。
这一消息明白无误地印证了人们所担心的那种替民做主、自上而下统一模式、以征地为动力、以房地产开发为导向的建设模式。虽然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新农村建设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样五个方面，并要求“以人为本，从农民最希望、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那些生产生活中现实问题入手”；然而，由于政绩形象和利益驱动，个别地方政府尤其是建设部门的兴奋点往往落在工程建设上，很容易将新农村建设变成大拆大建的新村建设和征地运动。
这一大规模撤并自然村的规划，指导思想简单粗暴，并且很有代表性。它涉及一些值得探究的基本问题，首先就是对“新农村”的认知。
新农村无论怎样新，核心价值在于它仍是“农村”，是一种建立在农业文明之上、以自然村落为载体的村落文化，它是在千百年农耕文化的历史中依山水环境、家族变迁、人口流徙而自然形成的。在多元文化的价值观中，如果我们承认农业文明是一种将长期与城市文明共存、与城市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明，那么就应当努力认清它的特性，在建设过程中尊重、保持和发扬它的个性，而不是相反。这就是说，农村的现代化不是要消灭农村，也不是使它在外表上更像城市，而是通过农村的发展，提升农村生活的内在质量，充实农村的文化内涵，使农村生活具有尊严和意义，成为农民丰裕活泼的生活空间和具有归属感的精神家园。正如城市建设一样，北京、上海、杭州、桂林各有不同的文化，不应当推倒重来，都建成香港或曼哈顿。又如女性的现代化并非要使女性变得男性化，而是使她成为独立、自由、更富魅力的女性。如果按照江苏省的这一规划，千差万别、多姿多彩的自然村落将消失六分之五，被改造成统一标准的定居点，基础设施固然方便了，但人们不禁要问：那还是农村吗？
另一个基本问题是谁的新农村，谁来规划？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究竟处于什么地位？他们究竟是农村的主人，还是可以被他人任意规划、改造的对象？他们愿意迁离故土，彻底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吗？他们是在传统的自然村落、还是设施完备的定居点生活更为幸福？在上述的规划中，可以说完全看不到农民的意志。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就增进农民的福利和幸福感而言，农村最短缺的并不是资源，而是农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无论当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全国学大寨，还是当前某些失地农民的悲剧，都是农民的合法权利被侵犯的后果。如果农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选择权，对自己家园的处置没有发言权，那么替民做主的善良愿望，往往会适得其反，实际地侵犯和伤害农民的福祉。
新农村建设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机制。正如识者所言，以人为本的新农村建设，应当主要着眼于农村的社区发展，造就能够当家做主的新农民，由他们来设计、选择和决定自己的未来。因而，新农村规划必须建立在农民自主权的基础之上，有一整套体现程序公正的制度设计，规划应当是自下而上的，有不同利益群体表达和参与的机制，充分听取农民意见、经由农民讨论，最后由农村基层组织批准。这本身就是一个培养新农民的过程。只有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新农村建设，包括新村建设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因地制宜和多样化的，从而真正符合农民的利益和需要，并保证农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致异化变质、名存实亡。
作者：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