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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一、2002年教育改革
1、基础教育发展的新政策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方针
教育部提出将均衡发展作为今后我国基础教育重要的发展方针，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和进步。按目前的认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省域之间、市域之间、县域之间、乡域之间以及城乡之间，都要统筹规划，实现均衡发展；二是区域内部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三是群体之间的均衡发展，特别应当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当前首先要做的，是促进在本地区内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应以义务教育为重点，同时也应涵盖高中阶段，从而保证我国高中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能够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
《人民教育》2002年第3期刊登《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幸福成长――山东省寿光市教育均衡发展透视》，介绍了寿光市推行基础教育均衡化的做法，引起教育界重视。进入新世纪，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基本普及义务教育之后，基础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和艰巨任务之一，就是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按照义务教育的本义和世界各国的惯例，由国家主办的义务教育必须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然而，由于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以及我国长期以来推行的重点学校制度，我国基础教育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和同一地区之内的差距极大，两极分化严重。一些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重点学校，竞奢豪华，其办学条件已经大大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甚至不比一些发达国家差；与此同时，制造出许多“薄弱学校”、“垃圾学校”，导致严重的“择校风”、高额的择校费，为10%的重点校学生而牺牲90%普通校学生。这一政策违背了教育公平的价值，恶化了基础教育的氛围，导致群众的严重不满。研究表明，以全国而论，小学和初中的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上的不平等更多是由省内差异引起的；我国各个农村县、区在教育事业性经费上的投入的差距也主要是省内差异引起的。
·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重大调整
200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新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在2002年全面运行。新体制的核心概念是“两个为主”：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明确县级人民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省、地（市）、乡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承担相应责任，中央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县级政府要承担起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统筹规划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逐步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保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建立规范、稳定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确保中小学教职工工资、正常运转经费和危房改造所需资金；核定中小学学校的教职工编制，负责农村中小学校长、教职工管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
目前，全国75%的县市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已由县市级政府统一管理和发放，70%的县市已将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的管理由乡镇上收到县市。“十五”计划期间，中央财政共投入50亿元专项用于补助中西部贫困地区发放中小学教师工资，2001至2002年安排30亿元资金实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
·普通高中教育将加快发展
1995年至2001年，普通高中在校生和招生数都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为12%；远远超过了“九五”规划中3.6%的发展目标。但由于高等教育连续几年的大扩招，普通高中成为发展的瓶颈，供求矛盾十分突出。目前高中阶段入学率仅为53%，每年有800万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质量较好的中学仅占1/3左右。按计划，十五期间，全国平均高中阶段入学率要达到60%左右；占全国人口35%左右的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尽快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到2005年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占50%的已经实现“两基”的农村地区，积极发展高中教育。
2、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高等学校扩招和实行学生交费后，学生对学校、市场对毕业生的选择性出现，加及高校之间的竞争，成为当前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直接动因。
浙江大学、上海大学等几十所高校实行新一轮学分制改革，实行更大程度的选课制和弹性学制，将本科的学习年限增加到6至8年。作为学分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复旦大学率先进行了学生选专业的尝试。成绩优秀的前10%的学生可以重新选择专业，共有244名学生成功转系。复旦大学将用5年左右时间，构建一个文理大平台，本科生前两年不分专业，接受基础性的通才教育，然后再选择自己适合的专业。山东理工大学招生彻底打破按专业录取模式，实行本科按文、理两大类，不分专业招生。
北京大学启动的本科教学改革计划为“元培计划”，所举办的实验班按照新的办学模式和培养方案，实行学分制、弹性学制和导师制。学生可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3-6年的学习计划。学生进校时只按文、理分类，不分专业，一般在第四学期前选择专业。本科阶段前两年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进行宽口径专业教育。低年级通识教育课程分为三个部分：（1）全校公共课（英语、政治、体育、计算机）；（2）通选课（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与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与艺术共五个领域）；（3）公共基础课（理科：高等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文科：高等数学、人文和社会科学）。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制定新的学术规范，惩治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学校6月通过新的《本科生考试工作条例》规定：平时的作业和论文也加入到考试考核的体系之中，如果发现有抄袭剽窃行为，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程度的惩罚，严重者将取消学士学位资格。新条例不仅增加对考场外作弊的处理，还提出“考试后作弊”的概念，即“以央求、送礼、请客、威胁等手段要求老师提分、加分”，这种“再次作弊”将导致加重处分。
研究生教育的改革，终于有所动作。教育部决定，充分借鉴国外研究生培养的成功经验，取消对研究生培养统一年限的规定，实行弹性学制；建立博士资格淘汰制度。同时，改革和完善科研评价制度，从重视论文的数量向重视质量转变，从重视论文向论文与专利并重转变，科技部决定取消政府导向的SCI排名，改变科研评价中急功近利的倾向。
二、当前教育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1、高等教育扩招之后：质量滑坡和就业难
高等学校自1999年开始的大幅度扩招，在2002年已经放缓步伐。扩招在拓宽发展的瓶颈、促进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上功不可没，但其所隐含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集中在教育质量和毕业生就业难这两个问题上。
2002年4月，针对某些学者发表的认为扩招后高校规模扩张、质量下降的看法，教育部发言人正式发表谈话，认为这一看法没有足够的实证依据，只能是一种猜测，在科学上是不严谨的。尽管如此，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担忧仍然普遍存在。据北京市教委对北京地区50所高校的调查，近3年本科生扩招的幅度为每年30%以下，以11%-20%的最多，专科生扩招的幅度更大，高校对进一步扩招已持越来越谨慎的态度。63.8%的学校对扩招持肯定态度，14.9%的学校认为应持慎重、稳妥的态度，专科不应扩招或少招。对于扩招后面临的困难，67.3%的学校认为硬件设施上存在较大困难，36.7%的学校认为管理上存在较大稳妥，86%的学校面临硬件设施不足和经费短缺问题，理工科院校尤甚。另有10%的学校存在其它问题，如观念 跟不上、学生质量明显下降、教师不适应、教学存在困难、校园面积不足等等。学生宿舍不足是大多数学校硬件方面面临的首要问题，占被调查学校的63.3%。此外是师资力量的不足，63.5%的学校受师资制约已不可能扩招，只有15%的学校尚有潜力；62.5%的学校短缺的主要是基础课教师，31.2%的学校认为专业课教师短缺，北京市属院校专业课教师短缺的情况更为严重。调查显示，扩招增加的经费收入，大多没有用于教学条件的改善，而用在解决学校多年老遗留的问题上，如改善教师住房、提高教师工资待遇等。
与此同时，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普遍加大。扩招的第一批大专学生2002年毕业。2002年共有145万高校学生毕业（上一年为115万），其中研究生8.8万，本科生63.6万，专科生72.7万，其中专科生的增幅最大，比上一年增39.8%，供需矛盾和结构矛盾都比较突出。有关部门按70%的就业率计算，全国约有43万毕业生难以就业。
2002年，北京市高校毕业生8.9万人，本科生初次就业率为85.3%；2003年毕业生还要增加2.3万人。就业问题一方面是结构性矛盾，专业冷热不均，电子信息、师范、建筑等专业较热，金融、外贸专业初次就业率仅为50-60%，低于平均就业率。其次是学历矛盾，即便是热门专业，专科生就业仍较为困难。第三是学校差别，名校毕业生较易就业。
从2003年起，每年的高校毕业生将达200万人以上（2003年为212万人，2004年将超过250万人），就业形势将极为严峻。
但是，应当看到，2000年我国劳动力中具有各类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3.3%。因此，就总体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能说我国的大学毕业生已经饱和或供过于求。目前出现的就业困难主要是在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热门行业、专业领域。随着高等教育逐渐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大学生的就业、择业观必须加以调整，促进人才向基层的流动。同时，高校的学科专业结构、培养模式也需要加以调整，进一步适应市场的实际需要。
2、教育乱收费：行业形象最差
在各级各类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教育的社会形象却日益低下，社会对教育的不满和批评集中在教育乱收费、教育不公、教育腐败等问题上。
2001年沈阳市市民参与投票的全市行风评议活动大爆冷门，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教育系统的群众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舆论认为教育腐败已经超过司法腐败而最为市民关注。市民反映最强烈的是乱收费现象，认为教育部门利用家长不敢署名举报、怕学生受牵连的心态，把九年义务教育扭曲成充满铜臭的商业活动。2002年8月，国家计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情况，教育乱收费在各类举报中居于首位，超过了对药品及医疗服务价格、房地产价格及物业管理乱收费等的举报。
据调查机构对京、沪、穗三市的调查，54.3%居民认为教育收费增长过快，超出半数以上居民的承受能力。据不完全统计，十省市查出的违法违规金额达6.4亿元，个别省达2亿多。云南省查出义务教育违规资金1.26亿。一些地方乱收费的项目达25种之多，如素质教育费、实验班费、增化补差费、奖学金费、军训费、保安费、补课费、注册费、台椅费、考试费、窗帘费、设备费、托管费、文娱费、文具费、校牌费、学号卡费、校园卡费、兴趣活动费、电教管理费、周六实验活动费、计算机学习费、体育器材管理费、音乐教育实验费、美术材料学具费等等。
据2001年年底两家调查机构对部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调查，北京市两项指标遥遥领先：一是50.8%的小学生家长交过“择校费”，二是人均交费金额高达4767元，与大学生学费标准持平，相当于同期全市职工年人均工资的1/3。
对许多家庭而言，高中阶段极不规范的高收费，成为阻挡学生的又一道不公平的门槛。一些学校采取提高录取分数线、压计划内招生指标，增加计划外招生的方式多收费。如山东费县共招收4000名高中生，中考分数线由2001年的429分提高为471分，高中统招生却由去年的2811人减少为2519人，全县只有700多名500分以上的考生没交赞助费，其他考生均须交纳捐资助学款，499-471分的分别交纳1000、1500、2000元；计划外考生，从465-300分，分别交纳6000、8000和10000元。有的学校故意压缩正常招生指标，抽调好教师和设备，办所谓的“实验班”，学生只要缴纳1.5万元就可入学。
为此，教育部发出《通知》，严管办学混乱行为，规定不得出售、拍卖公办学校；教育质量较高的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不得改为民办或以改制为名高收费，坚决纠正公办中小学擅自举办实验班、特长班的做法，公办中小学原则上不办学科实验班、特长班，不得违规收费；高中招收“择校生”必须严格遵守“三限”，即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严格控制高中复度班。但正如识者所言，学校乱收费屡禁不止必然有复杂的原因，除了指导思想和价值观的偏差，教育经费不落实、教师待遇较低可能是现实的原因。鉴于许多贫困家庭无力接受高中教育，也有专家建议，将助学贷款扩大到高中阶段。
3、农村教育陷入困境
在我国2000年宣布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农村基础教育出现复杂的情况，许多地区中小学生流失辍学严重反弹。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发出《通知》，要求2002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试行“一费制”。“一费制”试点的收费标准调整为：农村小学每学年每生160元，农村初中每学年每生260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浮动范围不得超过20%。
尽管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实行“以政府为主”、“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国家也增加了一些教育专项和转移支付，以及宣布实行“一费制“等，但由于取消了教育费附加之后，农村教育的经费来源没有落实解决，对于许多县、乡财政乏力的地区，基础教育经费成为无源之水。
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正在陷入严重的危机。湖北函授大学校长游清泉提供的数据显示：一些农村中小学辍学率已上升到 30% 左右，个别贫困乡村的初三学生辍学率高达 50% 以上，部分经济较发达地区乡镇的初中辍学率也达到 20%～30%，远远高于“普九”验收规定的 3% 的底线。据一些学者的实地调查，在内蒙、宁夏等地，一些农村的初中生辍学率高达60%左右。
农村教育的困境，并非什么新问题。当务之急，是迅速研究、落实、建立切合实际的农村义务教育公共财政制度，建立义务教育的成本核算和中央、省、地、县政府分级承担的制度，使各级政府真正承当起应尽的义务，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问题。
三、问题和讨论
当前的教育处在巨大的反差和冲突之中。一方面，教育进入有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培养能力、教育规模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程度，极大地缓解了前些年的滞后状况，高考升学率已达50%以上；另一方面，群众对教育的感受和评价也下降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教育成为投诉最多、民怨极大的部门，甚至超过了形象较差的医药、司法、房地产等领域。
这反映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的缺陷――教育价值观的偏斜。在很长的时间内，由于“短缺教育”的现实，教育的重心始终在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张，在硬件的建设上；但在教育越来越大、越来越快的发展中，我们似乎正在迷失方向，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失去了判断，以人为本的教育、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平等的教育、农民的教育权利等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已变得模糊不清，在当代教育发展、改革的决策中往往缺乏教育公平的维度。与此同时，社会性的腐败风气，急剧扩大的教育差距，权力、金钱与稀缺教育资源的结合，造成学校教育行为的扭曲和某种异化，使学校成为腐败和不公正的滋生地，浮夸和虚假成风，攀比和追求豪华成风。因而，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主题，如老教育家吕型伟所言，是返朴归真，回到教育的本义上来，恢复教育的“教育性”，建立现代教育的“现代性”。这意味着从只重视数量的扩张，转为重视教育品质的改善、教育价值的平衡、教育质量的提升。现代教育的目标，并不是造就一个缺乏人性、制造文凭的教育工厂；失去价值目标、道德理想的教育高速列车，也将难以持续、健康地运行。
基础教育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是无须证明的。在农村基本“普九”之后，这一重要地位不能动摇和改变。因为，且不说还有最贫困的15%人口覆盖地区尚未普及教育；在许多已经“普九”的农村，其水平也是很低的和十分脆弱的，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反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强烈冲击，致使“基础教育无基础，义务教育不义务”，形势已经到了相当危急的程度。
应当看到，在农村教育的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水平是相当低下的，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我国在建国37年之后，1986年才正式颁布《义务教育法》。此后，农村实行的一直是以乡镇财政为主、“人民教育人民办”，农民自己给自己“买单”的“义务教育”，主要依靠农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使农村基础教育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这一条路已经走到了头，必需改弦易辙。能否真正履行政府的教育义务，真正将农村基础教育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改变农村教育的困境，既是实现未来20年社会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前提，也是对新一届政府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
高等教育在经历了大幅度的规模扩张之后，正在转到重视内涵、自我调整和改善，以适应社会需要的新阶段。近年来，各地高校招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被录取而不去报道的复读生，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市场对人才调节的机制开始出现，学生的主体性、选择性正在出现。
在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如何增强适应性和竞争力，是一个新的挑战。高等教育的继续发展，必须构建学校与政府、学校与社会新的关系，充分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大力发展民办教育。2002年10月，争论已久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全国人大讨论时再次被搁置，显现了我国在这方面的实际障碍。高等学校的制度创新，既包括建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之类现代大学的基本价值、基本理念、基本制度；也包括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如实行学分制、进行通识教育、增加学生的学习自由等等，以满足青年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当前的另一个迫切任务，是在“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发展背景下，确定未来20年教育发展的战略和目标。其涉及的问题包括：
确定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的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将未来20年中国新增的数亿人口转化为宝贵的人力资源。教育先行不是一句空话，而需要站在全社会的高度，通过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建立有效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拨款体系予以保障。
确定基础教育（包括高中阶段教育）均衡发展、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战略，从而保障教育公平，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提升和改善教育品质。同时，教育既要为高新技术领域培养人才，又要为制造业、服务业，提供大量中初级人才，为城市化进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村青年进入城市服务，满足各种不同的发展需要。
为实现今后20年的发展目标，必须清除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必须改变。应当最大限度地动员全社会的资源，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办教育。对于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部分，包括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大部分，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和社会力量；政府的投资不宜向高等教育倾斜，仍应以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为主；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应当是引导性和鼓励性的，同时，应有更大的竞争性。
此外，在今后若干年内，中国教育必需树立一个新的目标，完成一个深刻的转变：将目前以青少年的学历教育、一次性的学校教育为主的教育，转为面向所有人、以非学历的多样化的教育为主的全新的教育，即建立与知识社会相适应的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这既需要全社会教育观念的转变，将重视学历转为重视能力，将学会学习作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也意味着教育制度的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改变目前学科中心的单一的传统教育模式，形成针对不同培养目标、不同类型人才的灵活多样的培养模式。教育将打破学校的视野，而以社区生活为重要的基础，使用包括图书馆、电视、网络技术在内的多种手段。“活到老，学到老”的美好理想，将在学习化社会的现实中得以实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