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身边经常能看到将干好本职工作叫"奉献"，这实际是一种"谬赏主义"。它将本应该做的事，提升为需要褒奖的事，这样，会一步步地逼退社会生活的底线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无论是商店还是饭馆，几乎在所有服务行业，所谓服务态度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服务员爱答不理，你叫几声，该聊天还是聊天，你买东西简直比向他要东西还难。那时的商店或饭馆里，经常贴有“为人民服务”的大字标语，但服务员的脸色与标语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而现在，商店或饭馆中“为人民服务”的大字标语不见了，服务员的态度却大大改善了，有时甚至已经到了热情过分的程度。一位叫作卡特琳娜的瑞典女记者，在《金发碧眼看中国》一书中的看法就是，“服务员太殷勤，老师太过分”。

　　其实，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如何理解双方的关系。在80年代或之前，我们把原本商业上的交换关系理解为带有道德伦理含义的服务关系。于是就经常出现这样尴尬的一幕:受到粗暴对待的顾客指责服务人员说，你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怎么这种态度？服务人员则理直气壮地回敬道:我是为人民服务的，可你一个人代表人民吗？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这样的对话和揶揄，往往就演变为服务员与顾客之间的激烈指责和争吵。对这样的场面，年纪大一点的人，都会有许多记忆。而今天服务业中服务态度的改善，恰恰是在于在人们的意识中对这种关系定位的改变:服务提供者和顾客的关系，并不是带有道德伦理色彩的行为，而是商业中的一种对等的交换。无论是售楼小姐还是饭馆服务员的满面微笑，体现的都不是一种高尚，而是一种职业的动作。

　　这让我想起最近刚刚看到的一个新词，叫作“谬赏主义”。这个词是一个网友在回应我关于“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问题时提出来的。我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了一下，结果是这个词以前确实没有人使用过，是这位网友的独创。什么是谬赏主义呢？这来源于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的一句话，“不能谬赏，不要滥罚”。谬赏这种现象被加上“主义”，我猜想可能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是为了强调这个现象在我们社会中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广泛存在的。第二，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广泛存在，也许是因为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它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运作社会生活的逻辑，体现了一种隐含在这种逻辑中的价值假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这个现象就不能等闲视之。

　　这位网友是这样来分析谬赏主义的。他说，在我们身边经常能看到将干好本职工作叫“奉献”，碌碌无为叫“敬业”，公务员叫“公仆”。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到底什么是“奉献”，什么是“敬业”，什么是“公仆”呢？奉献是超越自己的职责范围的无私付出，敬业要有成绩，公仆要无偿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如果按照真正的标准来看，我们的这些大部分还不能算做“奉献”、“敬业”和“公仆”。警察抓歹徒，其实是本职工作。如果干好本来应该干的工作叫“奉献”，那么没干好本职工作岂不成“干好工作”了吗？那么不干工作岂不成了“干工作”了！这些“美妙”的名词在中国的泛滥，某种程度上混淆了国人的是非观。结果就是我们一直把一般的当成了非常好的加以崇拜，把不算好的当成了好的来学……，然后把最差的当成了一般的来保护了。

　　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即谬赏主义实际上是通过将应该的提升为需要褒奖的，将不太应该的模糊为应该的，而一步步地逼退了社会生活的底线，使得这种底线不断后退。应当说，谬赏主义的逻辑是与运作社会生活的运动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搞运动是我们运作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在那个年代，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树立标杆，树立典型，然后无数的人学着去做，这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可以说，在当时，典型、“表扬”和学习等是整个社会生活能够有效运作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谬赏主义就由此而生。

　　应当说，本来谬赏主义的逻辑是用心良好的。它的假设是，即使是将本来应该的事情加以拔高，使其具有道德上的感召力，也会为整个社会树立起良好的榜样，人们就会学习模仿，就会在社会中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风尚。

　　但这种谬赏主义很容易弄巧成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它抽空了那些“应当”的事情中行动者的责任与义务。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当“应该”的行为受到褒扬，履行应当的责任和义务被誉为高尚，当普通的职务性行为被加以表扬，实际上也就将众多人普通行为的责任和义务底线抽掉了。因为当“应该”的行为成为表扬的对象时，有人就会说，我不想受表扬，我可以不这样。于是“应该”的底线便向后撤退。

　　比如，在捐赠行为很普遍的国家中，很少听到对捐赠这种行为进行表扬和宣传的，更不会请他们到处作报告。制度化的减税是最基本的褒扬方式。而在我们这个经常对这种行为进行表扬的社会中，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道理很简单，表扬的结果是将社会捐赠这种在一些国家相当普遍的行为，定义为是“难能可贵”的。

　　尤其应当看到的是，在改革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多世纪的今天，我们社会生活的程序化和规则化程度大大提高了。社会动员的方式逐步让位于科层化、程序化的方式。在这种科层化和程序化的方式中，激励机制开始由树立标兵而转变为常规化、制度化的激励，而责任和义务的观念开始成为对行为最基本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就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底线。当然，如果进一步说，现代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是与对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