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不久的一篇文章里谈到，在看待当今的稳定问题上应该有一个新思维。我这里讲稳定观和秩序观这个题目，实际上有一个考虑，即改革已经进行了近30年，我们面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现在有没有可能用一种新的秩序观来弥补过去那种被动的、预防性的稳定观的不足。 　　秩序观和稳定观是不同的，这里的“稳定观”指的是过去在“稳定压倒一切”方针指导下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当时，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有一种倾向，即稳定问题被估计严重了甚至泛化了，稍有问题就认为影响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机械、绝对的、防御性的稳定观。这种稳定观是想把一切问题都消灭在萌芽状态，而秩序观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弹性，其思路是要形成柔性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形成体制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容纳能力。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社会问题，首先面对的一个情况是，如何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进行准确的定位。准确的定位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两年前曾经讲过中国进入利益时代或者利益博弈时代，这是我们定位当前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一个最基本的背景。前一个阶段人们在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么，现在人民内部矛盾究竟是什么，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利益矛盾。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应当说是我们社会当中的一种惯常现象。但是必须看到，这种利益的冲突、矛盾和政治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矛盾、文化的矛盾、宗教的矛盾、民族的矛盾是不一样，后面提到的矛盾是很难缓下来的，往往是你死我活，但是利益的问题不一样，利益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理性矛盾，这样的矛盾绝大多数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解决的。 　　如何超越稳定、重建秩序呢？我们需要做的主要有:第一点如何提高我们的制度对于冲突容纳的能力。一出现点问题就如临大敌，是和我们这个制度缺乏对社会矛盾的容纳能力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美国在打伊拉克的时候，几百万人上街反对小布什的政策，但是没有一个人认为美国天下大乱了，出了问题了。为什么在和平时期，几 　　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要工资，我们就会觉得不稳定了呢？这个与我们的制度容纳矛盾冲突的程度很低有很大的联系。往往不在于有没有矛盾，有没有冲突，而在于能不能容纳矛盾，容纳冲突。 　　第二要形成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矛盾的一种机制。这种制度化的方式主要是指程序化、法制化。闹事的情况总是在发生，但是闹的背后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会闹？这是因为事情往往是不闹不行，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所以才闹。如果不闹就会解决，人们还会闹吗？上访不是人们的一种爱好，如果有一个制度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闹事的逻辑就不会发生。 　　我们要有信心来建立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活新秩序，即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学了十七大精神之后，我觉得可以加上一个限制词，建立以表达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当前，不同的群体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方面出现了不平衡，有的群体有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有的则没有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需要通过权力的均衡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十七大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词，即“表达权”，虽然只有三个字，但我觉得利益均衡的机制可能需要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