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原野》，公方彬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个理论从提出到多数人认同，在一元时代相对容易，贯彻落实也并非难事。但在当下多元时代，要整合理论、达成共识，就非常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太快，新生事物太多，就如乘坐在火车里，刚看清眼前景色就被新图景所替代。比如，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序快速提升，由受援到助人，由跟着他人制订的规则跳舞到参与规则制订，仅仅30年。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世界政治生态变化带来的影响，因为由此而来的是新的博弈规则的形成。

其二，理论工作者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偏弱，尤其缺乏敢于为真理献身的勇气，制约了重大创新理论成果的产生。两年前我曾发文提出中国为什么难出思想家的命题，在种种原因中有梁启超所归结的“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理论工作者原本走在社会的前列，其存在天然的风险，没有担当和牺牲精神，就只能解读和诠释。

其三，社会大众除自身参与不够外，尤其没有承担起为大思想、大理论的产生创造良好环境氛围的责任。看一下人类发展史，那些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产生于优良的土壤。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把自己化作成了思想和思想家成长的推动力量，而不是相反。其实，如果我们每每为新锐思想而诧异时，就意味着自己尚未成为理论创新的推动力量，而是羁绊者。

其四，在一元的时代整合理论易，在多元的时代整合理论难。在理论建设方式上，我们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政党理论多出于思想家、理论家，并不一定出自政党或政党领袖，比如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是建立于亚当·斯密、卢梭、洛克这样的大思想家的理论之上的，政党和政治领袖只是拿来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西方国家不同，多是执政党的领袖提出和创造新的理论。同时，完成宏大的理论，领袖需要借助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群众来进行。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就是这个道理。当然，由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权力运行、文化传统的原因，领导人在理论发展上所起的作用更大，更具主导性，这也是事实。

此外，也必须承认，我们确有一些领导干部甚至领导机关采取了一些抑制理论创新的做法，凡事看老祖宗讲过没有，领导人说过与否，时时事事“对表”，有时甚至抡起权力的大棒，结果思想被扼杀于萌芽状态。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党永无发展，更谈不上赢得革命的胜利。讲毛泽东伟大，在于其不搞王明那样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如果他也坚持照搬苏联，走城市开花的道路，中国革命成功的路还会很长；讲邓小平伟大，在于其创新的勇气，敢于跳出“两个凡是”的禁锢；等等。除了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原因外，还在于私利作怪，不创新只有一个问题，创新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这样的人表面看其立场最坚定，最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盯着自己的那顶乌纱帽。

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无论是“自我革新”的要求，还是“创新型”的执政理念，都预示且反映着我们的理论需不断发展。

社会进步是共同努力的结果，国家民族的强盛，根本的希望在于全民族的共同担当和参与，只有每个人都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这个民族才能走向伟大，创造辉煌。

（作者为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部教研室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