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人发文章，有人在网上宣扬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实际上在每次召开党代会之前，各种思潮都会出来表现一番，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按照他们的意志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说通俗一点，就是想用他们的观点牵着我们党的鼻子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种论调在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并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时候，在理论和政治上提出了一个挑战。 　　有些同志对民主社会主义并不了解，只是针对共产党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对民主社会主义望文生义，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也讲民主，既然我们的民主不够，搞民主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也有些同志附会这种论调。所以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论”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思想混乱。这种混乱对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是有影响的，因此必须澄清是非。今天我主要讲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讲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第二个问题讲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第三个问题讲实践情况、讲瑞典模式，最后一个问题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界限。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 　　现在有人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代表工人阶级利益，是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着民主社会主义，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也有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这些说法都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来源于马克思，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历史地看，“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发展有着三个历史阶段，即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到信仰马克思主义再到社会改良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当时法国议会组织倒台，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想统治议会，法国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为了对抗资产阶级的联合，联合工人阶级，产生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称谓。因此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最初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合。它的性质是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极，而是调和与缓解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它的旗号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其改造不超过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后来在德国也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最主要的代表是德国工会主席拉萨尔。当时他提倡，工人阶级解决资产阶级的压迫要举办由国家支持的工人合作社。 　　但是无论是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合，还是德国举办由国家支持的工人合作社，19世纪40年代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在旗帜上不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当时共产主义的口号，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从一开始民主社会主义就和马克思主义存在天壤之别。所以恩格斯曾经很生动地讲，在19世纪40年代讲社会主义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讲的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组织是共产主义者联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从这一点来看，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现在有人将民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两种思潮到19世纪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发生了变化。60年代末期，特别是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革命陷入低谷，无产阶级革命暂时未提上日程，而在为革命做准备。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国际工人运动打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号；另一方面，虽然巴黎公社失败了，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超过了以往，使得欧洲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信奉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两股道上跑的车”出现了交叉。恩格斯说，“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社会民主主义）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9—490页） 　　问题出现在第三个阶段，即19世纪90年代以后。1895年恩格斯去世，1896年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成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目标没有变，但是手段变了；原来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此时提出的是通过议会制度、普选权、选举把资产阶级选下去，把无产阶级选上来。1899年，第二国际的负责人伯恩斯坦出了一本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借口世界形势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过时，“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演化成社会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民主党蜕化成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发动世界战争的政党；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演化成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改良主义政党，提出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通过合法的议会道路，使资本主义和平进化为社会主义。就在这个时候，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列宁提出来，要恢复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的建党原则，把社会民主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把社会民主党这件“肮脏的衬衣”换掉，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 　　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可以归结为七条： 　　第一，认为自己所讲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所讲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认为共产党人完全曲解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所讲的社会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 　　第二，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道德抗议，否认其历史必然性。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联系，而是一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旨在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实现人和人之间的超阶级团结。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的《法兰克福声明》的序言中明确宣称“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之所以否认社会主义实现的客观必然性，根源于社会民主党人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同人的意志、活动绝对对立起来，并指责强调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反伦理倾向。 　　第三，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为自由、公正、相助，实际上是把1793年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当作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到社会党国际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社会民主党人一直把自由、公正、相助奉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争取自由、社会公正和团结的国际运动，而在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价值概念，是反映资本主义买卖劳动力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概念。 　　第四，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而社会主义又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自由、民主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质。这样一来，尽管民主社会主义也讲争取社会主义需要斗争，但这种斗争与共产党人的斗争有着根本区别，共产党人认为当资本主义国家不再允许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时，要夺取政权，只能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但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和融解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 　　第五，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19世纪70—9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也曾一度认同共产主义的消灭私有制，但到后来，他们认为公有制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民主监督绝对的公有制也会变质。共产党人认为，公有制的确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公有制是万万不能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或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生产资料的私有必然产生剥削。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强调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强调它本身并不是医治社会弊病的特效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大会宣言中，所有制问题已不再提及。 　　第六，提出仅有议会制、议会民主是远远不够的，要在国家生活中实行广泛的参与民主。现在有些人对三权分立、议会制宣传得很厉害，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是不可超越的，其实民主社会主义早已超越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民主党认为，议会民主仅仅牵涉国家政权，一个社会的民主不光是议会民主，广泛参与的经济民主才是真正重要的。与共产党人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纲领不同，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实现与议会民主相结合的共同参与的经济民主，才是解决民主机制发挥作用问题的最佳办法。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雇员参与企业高层决策和基层管理的举措，对于改善工人的处境、维护工人的眼前利益，对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企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都有一定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我去德国考察时参观了很多工厂，重点考察了他们的参与民主，其中一家汽车企业给我们看了很多投影和照片，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干了一件好事。他们鼓励工人参加工厂企业高层的决策，监事会（最高权力机构）的20个席位中，10个是资方代表，10个是劳方代表，称之为“对等公决”。但监事会主席是资方代表，有两票的权利。工人的休闲、劳保、福利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因此德国（西德）工人的罢工比当时欧洲其他所有国家都低得多。德国煤钢企业的转产中没有工人上街游行，参与民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吸取这方面的经验，在实践中做得比他们更好。 　　第七，普遍主张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现在很多人都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福利制度，其实这是他们从苏联学来的。1929—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世界经济危机，仅美国一个国家，失业/半失业人数达到1700万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失业人数达到4500万。此时正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点，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组织人员去苏联考察，认为苏联成功解决了失业问题，很了不起。后来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搞公共工程，搞以工代赈等，很多思想就是从苏联学来的。到二战期间，英国第一个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从摇篮到坟墓”；后来瑞典提出的口号是“从娘胎到坟墓”，超过了英国。应该说，福利制度的实行是战后以来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实现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到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福利的“面”和“度”超出了本国经济承受能力。所谓“面”，指社会福利太宽；所谓“度”，指社会福利增长太快，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即生产社会化需要分配社会化，同时分配社会化若超过了生产社会化的速度就会对生产造成一定影响。如欧洲的社会福利已经超过了本国GDP的增长速度，已占到GDP的1/5，一些欧洲国家想降低福利，本国工人阶级不同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对抗；同时，高福利也养成了一大批“懒汉”。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福利问题除了英国以外都可以说处于尾大不掉的状况。 　　应当说，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过程中（在欧洲15个国家的13个国家中社会民主党掌过权）取得了一些政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道化，即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政策主张，而且在其执政实践中，确实为改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做出过一些成绩，推动了人们从公民权利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发展；二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还推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然而，由于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推行的终究是一条改良主义道路，全世界范围内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无论“左”或右，都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在把资本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成绩；社会民主党充当的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列宁语）的角色。 　　下面，我再讲述一下“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名称演变的问题。在阐述民主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时我曾讲到，一战期间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发动世界战争，在二战期间大部分社会民主党都受到了希特勒的迫害。1945年后，社会民主党逐渐恢复力量，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在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法兰克福声明》，声明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名称的改变有其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一战后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自己同共产党人之间，在是否能用民主、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极其尖锐的分歧，但两者只是方法、道路上的分歧，在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目标上还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到此时，两者的分歧发展到目标分歧，即凸显它的社会主义与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如《法兰克福声明》中说，“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传统，但事实上它歪曲了这个传统，使它面目全非”；到1961年，社会民主党又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共产党人完全歪曲了社会主义思想，我们相信民主制，他们则并不（相信民主制）”。这一阶段从1951年持续到了1989年。 　　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再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帮助本国资本主义政党促成东欧剧变以后，原指望自己在东欧会有巨大的发展，在实际上却只是鼓舞和助长了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并使人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招牌也提出了质疑，使他们在西欧也开始逐渐失势。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一词似乎把选民推向了保守派的怀抱，为了回避在苏东剧变中已被资产阶级妖魔化了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牵连，必须把民主社会主义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这意味着同现实社会主义相比较，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苏东剧变以前，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而在苏东剧变以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超越、无可取代，社会主义不再追求用另外一种制度取代资本主义，而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进程，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所以人们把英国的“第三条道路”，叫做“告别社会主义的宣言”。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曾经主张把社会主义改名为“关于社会的主义”。 　　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以后又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充分表明了他们离科学社会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三、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 　　现在有人讲国家发展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以原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再一种就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瑞典模式既战胜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那么瑞典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我认为，瑞典模式的确取得了很多成绩，我们必须肯定必须肯定的东西，但是也必须否定必须否定的东西。 　　历史地看，瑞典模式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60年代末期的“福利社会主义”、20世纪70年代的“职能社会主义”和80年代以来至今的“基金社会主义”。 　　（一）福利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就是福利政策” 　　瑞典社会民主党本来是一个主张通过革命和改良并举的道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首任主席布兰廷，1925年阿尔宾?汉森接任主席。在1928年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因袭传统社会化方针而使选票减少，因此后来改变政党纲领，在1930年地方选举中只提出有限的社会政策目标，赢得一定胜利，使汉森决心用“人民的党”和“人民之家”方针去取代传统的社会主义方针。 　　1929年—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提供了机会：当时，失业工人几乎达到工人总数的1/3，罢工斗争不断发生，党内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应赶快实行社会化。汉森则认为，危机还不意味着资本主义马上就要崩溃，他提出了以国家干预为主要手段，以充分就业、刺激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反危机纲领，强调通过劳动市场和政治改革去实现经济平等，改善人民生活。结果使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选票104万余张，占总票数41．7％，从此开始了其长达44年的连续执政。 　　汉森组阁任首相后，当即提出按照团结、合作的原则改变社会，奠定富裕的基础，为全体人民带来好处的方针，特别强调要用阶级合作、消除分歧、互相妥协的方式实现福利社会主义的目标，建成“人民之家”。为此，他以首相名义向私人企业主发出正式的合作邀请，又与代表大农场主利益的农民党进行合作，并采取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如扩大公共工程，给工人以相当于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工资，向反失业措施和国家各类应急工程提供资助等等。这些措施在世界市场好转的大气候下获得了成功：使生产增长、市场活跃、失业率大幅度下降，危机得到了缓和。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瑞典这个只有800多万人口、45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北欧国家取得了很大成绩，如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超过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重的4倍，出口超过9倍，所提供的机器和设备超过14倍；就业率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长期保持1％到2％的低失业率，在人均收入水平、社会保障、保健、教育、环境保护和其它指标方面，都进入世界领先行列。因此，人们把它与罗斯福在美国推行的新政相提并论，称之为“汉森新政”。 　　在1940年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上升到54％的历史最高水平，“瑞典模式”由此开始驰名内外。汉森认为，尽管在瑞典，社会化并没有按传统方式进行，但他推行的一切措施都是社会主义的。他说，社会化“不是所有重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移，而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的努力”。于是，理论家开始按照汉森的思想来重新认识和解释社会化理论及其含义，把福利政策、国家干预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福利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形成。 　　但由于瑞典的福利社会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和阶级差别，并没有消灭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一系列弊病，因而随着西方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社会运动和新左派思潮的传播和扩展，福利社会主义的局限和弊端也日益凸现出来：一方面，福利社会主义所强调的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等目标，在诸如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等非社会主义政府也已实现；另一方面，福利社会主义并没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瑞典较其他欧洲国家私有制比重太高；同时福利过重，影响了瑞典的出口能力。正是基于瑞典国内外对福利社会主义性质的怀疑，时任社会党国际总书记的汉斯?雅尼切克强调“已经出现了对旧价值旧信息的大怀疑，以及对旧的行动和处事方式的再思考”；“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来说，简单地宣称自己能够比自由企业的捍卫者更人道，更有效地管理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将证明在（20世纪）70年代只是一种日益失效的战略，富有政治觉悟的年轻一代，对60年代给社会民主主义留下的印记感到厌恶，这就是已经出现的危险的信号”。瑞典社会民主党对此进行“意识形态再思考”的结果，便是提出了“职能社会主义”去取代“福利社会主义”。 　　（二）职能社会主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对瑞典模式的重新概括 　　在福利社会主义的弊端日益暴露，人们要求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给予更大关注的情况下，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就把瑞典模式重新概括为“职能社会主义”。首先提出这种新的理论概括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冈纳?阿德勒—卡尔松。卡尔松是一名在瑞典和美国攻读法律专业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人，1962年回国以后转向经济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校园生活使他深感新左派思潮对于社会民主党传统理论和战略的冲击。1965年，他在向一批访问瑞典的拉丁美洲学生领袖介绍瑞典情况时，萌生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做出新的理论概括的想法，当即撰写和发表了题为《运行中的社会主义：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小册子，经过修订、扩充以后，他在1969年将它更名为《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从此，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职能社会主义”风行瑞典内外。 　　作为对瑞典模式的特征的一种新概括，职能社会主义不同于福利社会主义之处，在于它迎合新的时尚和思潮，把福利社会主义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做法，改变成为直接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入手，承认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改造的必要性；把福利社会主义全面否定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做法，改变成为主张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结构内实行职能社会化的做法。 　　通常，所有权被看成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概念，卡尔松的老师瑞典法学家奥斯登?恩顿却把所有权看成是一个可以分割的概念，它包含着由所有者对其所有物所可能行使的许多职能。卡尔松对职能社会主义的论证，就是从介绍恩顿的所有权理论开始的。详细来说，卡尔松认为，“所有权O并不是简单地等于所有权的全部内容，而是相当于a，b，c等项职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O=a＋b＋c……＋n。这种推理方法的逻辑说明，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完全不必在社会上进行全面的社会化，而只须对所有权的某些职能如a和b实行社会化，但职能c除外，就完全足够了，或者甚至在经济上说来还更好。”卡尔松以房屋所有者的所有权为例来加以说明：在实行无限制所有权的社会中，这种所有权意味着定居、出租、任意处置房屋、在租赁期满时逐出房客，拆毁和翻造房屋，把售房收入转移到国外等等职能，而职能社会主义并不是对整幢房屋实行全面社会化，而只是对上述职能中的一部分实行控制，以鼓励房屋所有者社会性地而不是非社会性地使用其房屋所有权。卡尔松曾说，“正式社会化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政策，而职能社会化则正像（意大利）‘色拉米香肠’策略，这意味着，用不着屠夫费多大劲，资本主义的香肠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一片一片切下来”。 　　但在另一方面，正因为职能社会主义是被用来替代福利社会主义而对瑞典模式作的新概括，并不是被用来替代福利社会主义而实行的新政策，正如有些人所说的，与福利社会主义相比，职能社会主义无非是对瑞典社会民主党传统理论的不同表述罢了，所以，它就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福利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病。具体地说，尽管在瑞典，国家对经济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和干预，广泛利用财政、税收、货币、价格等手段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从而在发展经济和缓和社会矛盾方面获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种种其他矛盾，这就使得瑞典从70年代中期起，陷入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随着经济形势恶化，失业率上升，社会矛盾加剧，使得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的得票率频频下降，并最终在1976年的选举中失去了己有连续44年的执政地位。 　　（三）基金社会主义：一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建立雇员集体所有制的不成功尝试 　　应该说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把资产阶级自己的股票卖给雇员。我去美国考察时也诧异于美国的公司把股票卖给雇员，而且国家对这些公司（ESOP，雇员持股企业）给予一定奖励。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我了解到把股票卖给雇员并没有改变一个现状，即占美国人口总数1%的家庭掌握着全美国65%的股票，占美国人口总数5%的家庭掌握着全美国85%的股票。 　　我后来到瑞典考察时首先关注的就是“雇员投资基金”。“雇员投资基金”是由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瑞典总工会提出的，这项方案酝酿了二十年，一直遭到反对，后来终于在1983年底瑞典议会通过，“基金社会主义”的称呼也是因为建立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而得名。雇员投资基金指抽取用于对企业进行再投资的一部分利润（超额利润）的20％投入到雇员投资基金的5个组织中。这项政策最开始时只允许雇员购买本公司股票，后来发展到雇员可以购买全国所有私营公司的股票。按照方案估测，35年后雇员投资基金掌握的股票与资本家基本持平。这个法案颁布的时候，7万5千名瑞典资本家上街游行，反对建立雇员投资基金。 　　我在瑞典考察时曾就雇员投资基金掌握的股票比例询问过我国驻瑞典大使，大使却告诉我雇员投资基金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一大败笔。在1985年大选之前，瑞典3个非社会主义政党扬言，如果赢得大选，将取缔雇员投资基金。而在1991年2月，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失利，由温和联合党、中央党、人民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非社会主义集团”获胜组建新政府以后，通过雇员投资基金使雇员参加资本形成、与私有制争夺阵地的种种设想，更加陷于烟消云散状态。 　　瑞典模式在经历了74年（社会民主党在此期间累计执政65年）三个阶段的发展以后，就只留下了福利社会及其弊端。应该说瑞典模式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曾经推动了瑞典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高度工业化、电气化和信息化的发达国家，但在冷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一轮经济自由主义大潮，新兴产业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等等，都在冲击和挑战着这种福利模式，使它的弊端越来越凸现出来：最大的弊端是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缺乏对工作的激励机制和对创业精神的鼓励，严重挫伤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企业主的投资积极性。如按照税法规定，工人要交的所得税占工资的30％—35％，加班和兼职的收入纳税率更高达50％，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增加到75％，结果一方面是某些行业中每天的旷工人数达到全部劳动力的25％，另一方面又使许多人宁愿在家里依靠改府的救济金过活也不愿出去工作；同时，瑞典的移民政策也鼓励移民享受政府的补贴而不出去工作，而且补贴的数额还超过清洁工、手艺人、民工的劳动收入和所得，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平等和新的矛盾。瑞典的高税收政策还导致其国际竞争力逐年下降：从2000年前的世界排名第9，降至2000年的排名第11、2005年的排名第14。与此同时，瑞典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目前，据瑞典社会民主党公布的数据，失业率为6％，而据联合阵线计算，将提前退休者、长期病假者、正在接受培训者都计算在内，失业者将达劳动力的17％。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在2006年的大选中，瑞典社会民主党仅获得35.2％的选民支持，比上届下降了4.7％，在议会中仅获130个议席（在上届获144个议席），从而又一次失去了执政地位，并使瑞典进一步打算放弃原先的福利模式。 　　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就大幅削减了公共部门，并决定取消遗产税；现在，随着税额已经到顶，必须提高效率，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的逐渐削弱，瑞典政府又对本国实行的失业保险计划进行改革：增加保险费，减少福利，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并宣布了有关取消财富税和财产税的计划。使得瑞典变得不那么独特，变得更像欧洲主流国家的变革，不是通过人们走上街头的法国方式进行的革命，而是采取许多小的步骤，逐渐推动社会、改变社会的北欧方式的革命。 　　瑞典模式的这三个发展历程提供了三条根本性的经验教训：一是虽然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极其重要，无此就不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大生产（当然，要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增长过快，超过了经济增速，或覆盖过宽，削弱了人们的进取动机，那也是会引发种种危机的），但仅有分配方面的这种变化而没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根本变革，是不可能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二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解决，要求有实际生活中所有制的真正变革，像瑞典“职能社会主义”那样靠给福利、分配穿上所有制外衣的重新包装，那只是在搪塞问题，而不是在解决问题；三是由于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坚持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坚持私营企业对生产的绝对支配权，私营企业在工业中的比重高达92％，远远高于奥地利、英国、法国、意大利、挪威等国家。像瑞典那样要搞“雇员投资基金”，让雇员处于与资本家分庭抗礼的地位，真正触动私有制，是资产阶级绝对不能容忍的。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界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两个思想概念具有截然不同的涵义，这是不容混淆的。它们作为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原则界限，也是不容抹煞的。 　　原则界限之一：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 　　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不同政治道路之间一条根本性的原则界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问题。1992年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六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指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抓紧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早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有些人从右的方面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它不如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时候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他据此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的政治经济等体制明确地区分开来，确定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前提下，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使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创新中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路线。 　　民主社会主义则完全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中排除出去，把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对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主张通过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使之认同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一体化”。在苏东剧变过程中，社会党国际又是“热烈欢迎东欧发生的变化”，又是“希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取得成功”，加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动和平演变攻势的行动当中。在苏联，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把蛰伏在地下和国际敌对势力培植起来的反共势力召唤出来、组织起来，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了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一步一步地把苏联推向解体。 　　同时，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问题上两者也有着本质差别。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一个冷战结束了，两个冷战又开始了，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我们的方针、对策就是要跟帝国主义针锋相对……我们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人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民主社会主义则完全相反，1989年6月社会党国际发表声明，“支持通过自由化、民主化来改革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切努力”。当时欧洲23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和社会党国际主席在意大利米兰会晤时，声明“东欧各国的先进者打破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僵硬，为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社会党在东欧变化中应该采取4条方针，一是热烈欢迎东欧发生变化，二是希望戈尔巴乔夫改革取得成功，三是希望欧洲共同体国家和社会党在东欧问题上共同合作、积极发挥作用，四是要给东欧改革注入活力，加快改革速度”。到1989年10月，社会党国际又发表了一个关于东欧立场的文件，再一次声明支持东欧改革。 　　原则界限之二：如何对待资本主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国内外都存在过一些误解，有的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产生这种误解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不同层次。 　　邓小平同志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怎样实现这个历史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要在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固有优势的同时，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方法去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利用市场经济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有的人担心引进资本主义的有用方法就会引进资本主义制度，针对这种疑虑，邓小平同志着重指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那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做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人，其产生失误的认识论上的原因，就在于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的层次，同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层次混同了起来，把前者当成后者了。他们忽略了一个根本点，这就是我们在主张利用资本主义一些有用的东西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手段的同时，在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层次上，我们不但不能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相反地，还认为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先进得多、优越得多。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当然，吸取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东西，除了可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外，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些消极因素、腐朽东西也必定会跟着一起涌进来。要是听任其自由蔓延，那确实会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具有使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危险，但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我们就能防止和战胜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冲击和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 　　如果说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东西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于和融化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之中，说它们要“同资本主义共同生存”，而“不能简单地说什么我们要废除资本主义”；它们以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自居，只是争取使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文明化”、“民主化”、“人道化”。 　　原则界限之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同志强调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这就是说，在思想路线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我们党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严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反之，民主社会主义逐渐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为此，它们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原则并列为自己的信仰基础，时而把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纲领中完全排除出去，时而又重新提到马克思主义。但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它的指导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是毫无根据的。 　　事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当全世界都在惊叹中国飞速发展进步的时候，我们这里却有一些人在睁着眼睛说胡话。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引导中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