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以人为本奉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理论，又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中，借鉴和超越了在三个方向上扩展发展理念的当代西方的新发展观，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实现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把可持续发展推向文明建设的高度。这就推进了人类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 　　一个国家的发展观对于它的发展直接地具有着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导致全然不同的发展结果。那么，在经济快速发展的21世纪初，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我党中央为什么要提出新的科学发展观，期盼着它引出什么样的发展结果？在人类发展理论的发展中，科学发展观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科学发展观是适应于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由于邓小平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坚持在吸取和借鉴当代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止所占份额、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双双跃升。 　　但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还是建立在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低产出”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上面的，再加上我国基础薄弱，因而，我国经济经历了几十年快速发展，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时刻，就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最主要的是：在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从根本上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在协调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我们仍面临着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任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黄金发展期，面临着许多新的发展机遇；而凸现出来的这种种矛盾，特别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区域发展差距、人和资源环境的矛盾，又使我们的经济社会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要是举措得当，就能使我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社会平稳进步；而要是应对失误，则可能导致经济徘徊不前，社会长期动荡。正是把这种阶段性特征和由此产生的新的发展要求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3页）。 　　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们党和人民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同时又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这就凸显了科学发展观在发展问题上的“新”，就在于它针对着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凸现出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理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在发展的道路、模式、战略、动力、目的、要求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借鉴和超越了当代西方新的发展观，特别是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人类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 　　科学发展观对人类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的推进，首先表现在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上。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它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相统一，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地向前发展，直到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终结而告终。 　　关于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结束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拒绝作详尽细致的描绘，但他们却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其中最主要的： 　　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 　　二是社会主义社会要求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消灭异化的“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将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又指出，只有在随着旧式分工、脑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306页）。 　　三是共产主义社会有两个阶段，它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而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4－306页）。 　　四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类能力的发展是人们发展生产力的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们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也强调社会占有大量生产力只是手段，“保证而且是以不断增长的规模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都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是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4页）。 　　五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1894年，当有人请恩格斯为新出版的《新纪元》周刊，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题词时，恩格斯强调：除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之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0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例如，当着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强调“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时，他所秉承的，侧重于上述第一、二、三条根本原则；而当胡锦涛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时，他所秉承的，则侧重于上述第四、五条根本原则。 　　由于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要把发展的成果体现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上，因而，把以人为本奉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它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推进，就突出地表现在它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重视解决好涉及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包括促进教育公平、扩大就业、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加快建设复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完善社会管理等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看作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要求，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胡锦涛指出：“要坚持求真务实，时刻关注民生，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去，重视解决好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2005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2005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对此，日本共同社评论说，“胡锦涛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理念，它使经济发展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公平感等内容，使经济发展向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和平衡发展”（日本共同社2007年10月15日电）；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则评价科学发展观“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的现实，团结和带领所有阶层的人民，找到了凝聚全社会的最好结合点”（2009年5月9日《光明日报》）。 　　把以人为本奉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推进，还表现在它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联结了起来。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50页》）。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这两者是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但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崇高理想的实现，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崇高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为实现这一远大理想和最高目标指明了现实途径，它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它的各项工作中去。 　　三、科学发展观借鉴和超越了当代西方的新发展观 　　二战以后，在世界各国把加快经济增长奉为共识的情况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因片面追逐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有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的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导致发展质量不高、后劲不足；有的国家则出现了贫富悬殊、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所有这些，都要求反思经济社会发展道路。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发展变化也与此相适应：从世界范围来说，先是在195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易斯提出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等同于GDP增长，认为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一切的理论。当着这种发展观在实践中带来生态危机等灾难以后，人类对发展道路的反思和总结不断走向深入。1962年，莱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一书，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人类一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米都斯等七国十七位学者的《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如果世界现有的人口、工业化、环境污染、粮食生产、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等发展趋势不变，那么，世界就将在未来100年内的某个时刻达到增长的极限，尔后就崩溃为淒凉枯竭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了种种新的发展观，它们大致在三个方向上扩展了发展理念： 　　就横向扩展发展理念来说，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学者佩鲁撰写和发表《新发展观》，指出传统的增长理论把增长只看作是由资本、价格、供需等自发调节的结果，而排除了与教育、职业培训、人口群体质变和增长率的联系，造成了经济与文化的对立，导致了人对物的贪婪，实用主义盛行，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泛滥，为此，他提出要用“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关注文化价值的”新发展观去取代传统的增长理论；就纵向扩展发展理念来说，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三个组织共同发表《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提出“要在生存于不超过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提出人类可持续生存的9条基本原则，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130个行动方案；就从内涵上扩展发展理念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劍桥大学教授、印藉学者阿玛蒂亚?森提出人类自身的发展观，认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在1999年出版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他又进而提出：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尽管人们追求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但这些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最高的价值标准是人的实质的自由。 　　在总结我国发展实践、适应我国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汲取了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借鉴了国外发展理论、特别是西方新发展观的有益成分，又丰富、发展和超越了它们，这突出地表现在科学发展观在把以人为本奉为核心的同时，又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 　　如前所述，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的以人为本，由于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又把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联结起来，这就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同时，也超越了当代西方从内涵上扩展发展理念的人类自身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所要求实现的全面发展，其根本着眼点首先在于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以及结构的关系，要用新的发展思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结构，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为此，就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同时，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全面发展，又指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所要求实现的协调发展，是指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互协调。为此，科学发展观又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统筹兼顾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胡锦涛先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五个统筹”；接着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统筹中央和地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内和国际大局，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在制定和实施“十一、五”规划时，我们党又从统筹区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高度，提出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方针，使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十分明显，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这些涵义，已经超越了当代西方从横向扩展发展理念的新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所要求实现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就要求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推进发展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大力提高能源、原材料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占用与消耗，节能减排，广泛推行清洁生产、文明生产方式，发展绿色产业、环保产业，加强环境卫生和生态保护，使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相协调；还要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还要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统筹考虑、协调推进。显然，科学发展观所要求实现的这种可持续发展，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进一步推进了当代西方新发展观从纵向上扩展发展理念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实现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科学发展观对人类发展理论创新发展的推进，也表现在提出和踐行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上。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6－17页）。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这历来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在我国历史上，就曽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虽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旧社会，却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实现社会和谐，更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经久不变的主题之一，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有的预言现存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有的则以“新和谐”去命名其共产主义试验。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作“和谐与自由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充分肯定了这些构想，指出“提倡社会和谐”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０４页），同时又指出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没有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因而只能陷于空想等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 　　只有在消灭了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但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在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既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在发展中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之所以把社会建设包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之中，之所以要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社会和谐是我国社会矛盾存在和解决过程的基本形态，因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还要通过科学地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地促进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又是因为我们党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现实需要，解决当前凸现出来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它既宏观地着眼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着眼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和谐，着眼于实现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和创造性实践相统一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又微观地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以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积极化解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努力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就是说，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例如，当着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强调“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时，他所秉承的，侧重于上述第一、二、三条根本原则；而当胡锦涛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时，他所秉承的，则侧重于上述第四、五条根本原则。 　　由于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要把发展的成果体现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上，因而，把以人为本奉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它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推进，就突出地表现在它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重视解决好涉及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包括促进教育公平、扩大就业、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加快建设复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完善社会管理等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看作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要求，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胡锦涛指出：“要坚持求真务实，时刻关注民生，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去，重视解决好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2005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2005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对此，日本共同社评论说，“胡锦涛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理念，它使经济发展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公平感等内容，使经济发展向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和平衡发展”（日本共同社2007年10月15日电）；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则评价科学发展观“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的现实，团结和带领所有阶层的人民，找到了凝聚全社会的最好结合点”（2009年5月9日《光明日报》）。 　　把以人为本奉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推进，还表现在它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联结了起来。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50页》）。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这两者是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但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崇高理想的实现，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崇高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为实现这一远大理想和最高目标指明了现实途径，它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它的各项工作中去。 　　三、科学发展观借鉴和超越了当代西方的新发展观 　　二战以后，在世界各国把加快经济增长奉为共识的情况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因片面追逐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有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的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导致发展质量不高、后劲不足；有的国家则出现了贫富悬殊、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所有这些，都要求反思经济社会发展道路。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发展变化也与此相适应：从世界范围来说，先是在195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易斯提出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等同于GDP增长，认为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一切的理论。当着这种发展观在实践中带来生态危机等灾难以后，人类对发展道路的反思和总结不断走向深入。1962年，莱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一书，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人类一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米都斯等七国十七位学者的《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如果世界现有的人口、工业化、环境污染、粮食生产、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等发展趋势不变，那么，世界就将在未来100年内的某个时刻达到增长的极限，尔后就崩溃为淒凉枯竭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了种种新的发展观，它们大致在三个方向上扩展了发展理念： 　　就横向扩展发展理念来说，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学者佩鲁撰写和发表《新发展观》，指出传统的增长理论把增长只看作是由资本、价格、供需等自发调节的结果，而排除了与教育、职业培训、人口群体质变和增长率的联系，造成了经济与文化的对立，导致了人对物的贪婪，实用主义盛行，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泛滥，为此，他提出要用“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关注文化价值的”新发展观去取代传统的增长理论；就纵向扩展发展理念来说，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三个组织共同发表《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提出“要在生存于不超过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提出人类可持续生存的9条基本原则，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130个行动方案；就从内涵上扩展发展理念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劍桥大学教授、印藉学者阿玛蒂亚?森提出人类自身的发展观，认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在1999年出版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他又进而提出：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尽管人们追求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但这些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最高的价值标准是人的实质的自由。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6页）。这就抓住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抓住了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社会和谐安全问题的关键，从而为实现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推进了人类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 　　五、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把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推向文明建设的高度 　　把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到文明建设的高度，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质，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而且还把“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列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遭遇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人类寻求克服生态危机之道的世界潮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由于工业文明是以用各种技术手段征服自然为目的，去满足人类的功利需要，因而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物质方面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对地球资源的索取又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对地球生态环境也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破坏，酿成了滥伐森林、过度捕捞、资源能源枯竭、环境污染带来的负面效应。据统计，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工业国家，就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60％以上的天然气和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印度的甘地曽经说过：“英国为了达到它那种富裕程度，曽消耗掉地球上一半的资源，像印度这样一个国家需要多少个地球？”据全球生态足迹网估计，如果在全球维持一个像美国那样的物质社会，将需要五个地球的资源，维持一个像英国那样的社会也需要将近三个地球的资源。实际上，仅仅在20世纪一个世纪里，人类就消耗掉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导致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暴雨、高温等极端气候频繁发生的严重后果。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决心在发展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努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宝贵成果。 　　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以及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倡导人类在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上，追求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它所遵循的是可持续发展原则。作为工业文明先行者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最大的环境破坏者，它们所造成的所谓“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就轰动一时，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而导致这些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则是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种种矛盾、资本家对于利润的疯狂追逐，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酿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只是在进行深刻的反思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之后，转变了发展方式、调整和优化了经济结构、治理了生态环境，它们才在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这些成就的取得，又还是同它们大搞生态帝国主义，即借助于其在经济、技术乃至政治、军事优势，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公害，分不开的。 　　从原则上讲，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建设真正的生态文明；而在实际上，由于我们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限于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经济发展基本上还沿用了传统的工业文明方式，以致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在我国短时期内集中出现了，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逐渐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就努力建设和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从源头上实现节能减排，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等作出了一系列具体部署，这不仅是我们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且更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人类创造文明的新路的决心和信心，这是对人类发展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的创新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