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07日 星期四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是不走老路和邪路
作者张海鹏              日期:2013-04-28               阅读:4306 次

 今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理论版《本周话题》栏目推出“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搞资本主义”一组文章后,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读者和人民网网友就这一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一些问题。近日,记者就读者和人民网网友提出的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颜晓峰,请他们对这些问题作深入解答。

  选择社会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有网友问,在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历史的必然性吗?

  张海鹏:这个问题提的很好。的确,在近代中国,各种救国思潮很多。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道德救国等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实业家那里,是十分笃信的。还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市场。君主立宪、共和制度经过长期辩论。什么国家主义、好人政府、联省自治、乡村建设,各种政治主张,有人提出,有人实践,但很快也就烟消云散。最重要的思潮或者主义是两种:三民主义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救中国。这两种思潮或者主义的传播和实施,都将会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20世纪初国际国内情势下提出来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这种主张或者纲领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孙中山的重新阐述,反映了那时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要求。基本上说,反映孙中山的社会改造思想的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民生主义思想,首先来自于19世纪末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启发,在一定意义上还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形成了用民生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一系列主张。他受到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转型中所产生的剧烈变动的影响,对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强烈的批判。当时的人们从这些批判中,不难得出民生主义是要反对资本家、反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所以孙中山一再解释,民生主义并不是要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只是要反对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垄断,防止资本家垄断所产生的社会流弊。实际上,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不是没有资本家的社会,而是不要大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理解他的民生主义的诀窍。孙中山在阐述他的三民主义理论的时候,内心中存在着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好感。他虽然批评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但是却承认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学说的鼻祖,而且宣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孙中山去世后,随着中国国民党的分裂,三民主义思想也被不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纂改。有改组派的三民主义,有戴季陶的三民主义,有蒋介石的“儒家化”的三民主义,有胡汉民的三民主义。这些“三民主义”,都一概违背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一改孙中山所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的认识,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反对并屠杀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学说。他们宣布“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国民党、蒋介石脱离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终于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中彻底败北。“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就在这样的大决战中证实了。能够救中国的只能是经过大决战检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规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历史实践检验过的。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才是使革命继续发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语)。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能进行后一个革命,两个革命是相联结的,中间不能横插另一个阶段。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它的前途必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规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历史的必然性吗?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是个别的现象,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可有可无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一句话说,它是资本主义成熟到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也是工人运动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一是分析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二是分析了资本的运行规律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一定要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不仅推动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还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迟早是要发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在清朝的最后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观点已经出现在中文刊物和著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大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思考,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的推动,中国人进一步思考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比较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历史经验基础上考虑国家发展的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是说,五四运动后,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考虑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的历史的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不是凭空建立的,是建立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上的,是建立在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政党力量弱小,而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这个政党的理论武装终于掌握了人民大众,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

  颜晓峰: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作过精辟的阐述。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也充分促进了民族先进分子救亡图存的觉醒。中国封建文化不能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武器,于是就转向西方寻求强国崛起之道,形成了西方各种思潮纷纷涌入的局面。经过历史检验,这样那样的学说观点都碰壁了、破产了,因为不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仅仅凭借办洋务、派留学、废科举等改良手段,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来考察国家发展之道,应用于中国,就是只有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人民民主国家政权,才能解决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主要矛盾的正确理论,毛泽东等创建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汇合是历史的选择,包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
 二、有网友问,一些人认为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能够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或许也会发展得很好。请问专家,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历史发展中的假设?

  张海鹏:首先必须指出,后人对历史发展过程所做的任意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允许这种假设,人类历史的认识将变得毫无意义。举例说,人类是从猿猴变来的,我们可否假设当初猿猴变成的不是人类,而是别的什么动物,那么地球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大家会同意,这样的假设无助于我们对历史发展的认识,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以前有人说过,中国如果当上300年殖民地,中国早就现代化了。这样的说法,如同梦呓。说者至少是出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无知,也是对现代中国国情的无知。

  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假设这样的假设有某种意义,中国是否会发展的更好呢?我看不尽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事实中来求证,因为中国道路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地球上类似国家的状况。

  我们首先看看日本。日本在140多年前实行明治维新,走了“脱亚入欧”的发展路线,是继欧美国家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可是日本却是一个靠军国主义,靠战争,靠掠夺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和亚洲国家吃它的苦,还需要在这里细数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后,如果不是出于冷战需要,扶植日本作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基地,日本的战后的发展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再看印度。印度是我国的西南邻邦。印度早于中国差不多200年成为殖民地,印度的独立时间和中国差不多。印度是一个大国,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今天称为“金砖四国”之一。这60年来,印度的发展状况和人民的富裕程度,是不是比中国更好呢?这是不难回答的问题。再看俄罗斯。俄罗斯是最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搞了70来年,1991年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罗斯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军事、经济实力均可抗衡美国,而今天的俄罗斯在综合实力等各方面与美国却是相差甚远。

  亚洲的菲律宾,曾是美国的殖民地;缅甸、泰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曾是荷兰的殖民地,也曾被日本占领。这些国家都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今天的情况如何,恐怕不需要多加引证了。

  拉丁美洲各国,早在19世纪初就进行独立战争,逐渐摆脱殖民地地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那里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比中国更好呢?

  非洲大陆,长期是欧洲殖民诸国的殖民地,大多数国家直到20世纪中叶民族解放运动中才逐渐摆脱殖民地地位。那些国家大体上走的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类型的道路。大多数非洲国家至今还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

  环顾世界各国,相比较之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不是更好些呢?如果网友转述的那种假设,是可以设想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在列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之下,在内部的四分五裂下,中国发展的现状比较1949年以前,好多少呢?

  社会主义选择契合了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状况

  三、有网友问,大同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应该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否可以认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有着一定的关系?中国封建社会迟迟发展不到资本主义跟传统文化有关系吗?

  张海鹏:大同理想可以看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是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请历史文化学者进一步斟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十分复杂,如何正确地认识它、评价它,实在可以看作一个系统工程。坦率地说,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精华的部分,也有糟粕的部分。精华的部分,是维系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糟粕的部分,是拖后腿的部分。中国封建社会迟迟发展不到资本主义,跟这种糟粕恐怕有一定的关联。譬如,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长期固定在士农工商这样的层次上,工商处在社会底层,不为人们重视。显然,这与西方社会的重商精神是很不相同的。这样的社会结构,对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是不利的。当然,这些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能说清楚的。

  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主要反映在《礼记·礼运篇》。它是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对公平、公正社会的一种乌托邦追求。几千年来,大同理想除了保留在思想家的著述中,还保留在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中。近代维新运动的发起者康有为也曾撰写过《大同书》,描述过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按劳分配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大同社会,他主张公有制应该成为大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大同社会里,农工商各业,一概归公,个人不置私产。这种大同理想所设想的财产归公,分配公平,社会成员人人都能发挥适当作用,“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财产公有、社会福利、分配公平,有某种契合的地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就是在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这一点上与社会主义建立了某种思想联系。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对古代的大同理想是耳熟能详的。所以,孙中山在广州讲民生主义,是能够抓住听众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去教育群众,是能够为群众所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他们接受社会主义的制度。

  四、有网友认为,中国是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而走上现代化道路。请问革命与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张海鹏:这个问题是学术界常常引起讨论的问题。中国近代史学界认识到,在近代中国历史中,有两个历史发展主题,一个是民族独立问题,一个是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问题。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就是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解决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问题,就是要工业化,因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在近代中国,只有首先解决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才有可能实行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整个中国近代革命史已经证明了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实际上,是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开始的。

  这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进行现代化事业,我们的现代化,叫做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差不多60年的探索和奋斗,特别是后30年的探索和奋斗,我们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名称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证明,这种经济体制,这种理论体系,对中国的发展是有效的。

  说到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是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作出合理解释的。一般来说,当旧的社会制度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有可能发生革命,以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推动社会的前进。17世纪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英国18世纪的工业革命,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也同样起到了推动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美国也是在18世纪发动了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国家的独立,才使美国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而在19世纪末以后发展成为世界强权的。中国则是在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获得国家独立之后,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0多年前,有人发表“告别革命”的说法,提出了这种错误观点。首先,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随意的假设,假设者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证明。换句话说,你用什么材料证明你的观点呢?历史不能重头来过一次,否则,还可以检验一下你的论点是否有可行性。其次,任何社会的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都是客观环境逼迫出来的。有一句话说,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大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可能发生。这时候,革命党举臂一挥,人民就会跟从,革命事业就像云卷云舒,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任何人、任何政党凭空呼唤革命,是制造不出革命来的。第三,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形态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不断用战争、不平等条约等多种手段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政府,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在这种政治、经济生活条件下,从晚清政府到民国政府都面临着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局面。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革命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历史事实。我们怎么能不顾这样的基本事实,而假设如果没有革命会发展得更好些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

  五、有网友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应该如何理解?

  颜晓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从根本上说,源于中国国情。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现成答案,苏联模式也不能照搬照套,只能像邓小平同志1982年所说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艰辛探索、开拓创新出来的路,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当代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中国特色”具体体现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发展道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国两制”;和平发展道路;等等。

  六、有网友问,我们党提出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否可以认为“十个结合”就是中国特色?

  颜晓峰:从方法论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关键在于“结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贯彻始终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使这一“相结合”进入了新阶段。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正是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紧紧围绕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探索相结合的新对象新内涵,逐步形成和发展出“十个结合”宝贵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论的精髓是“结合”,这是由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的状况决定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照搬本本。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表现在政治原则上就是既不能僵化、也不能西化,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表现在实践关系中就是这种结合是统筹协调、把握平衡的结合。

  结合是不同方面、不同要素、不同取向的结合,是要整合优势、产生新质的结合。这样的结合是异中有同、和而不同的结合,是共济互补、兼容创新的结合。这种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创造,一些原以为绝对对立的事物有效结合起来了,发挥了极大效能,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一些原以为顾此失彼、替代选择的价值在结合中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

  “十个结合”建立在承认矛盾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但又正确判断矛盾的性质,保持矛盾的相容性和非对抗性,通过矛盾不同方面的有机结合,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朝着有利、有序的方向发展。在和谐的结合方式中,结合产生合力,矛盾的不同方面不是走向分裂,而是走向合成;不是相互削弱,而是相互强化;不仅是力的相加,而且是新的力量的组合。形成合力、构建合力、催生合力是“十个结合”的着眼点,“十个结合”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同时也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机制,在结合中求发展,在和谐中求发展,在合力中求发展。

  “十个结合”宝贵经验,扎根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土壤,同时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是反映三大规律的综合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寻找在当代中国得以实现的特殊形式和特殊途径。

  比较借鉴中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七、有网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任何一种发展道路都不是完美无缺、一成不变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借鉴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如果要借鉴又应该是借鉴些什么东西?借鉴到什么程度?这个度应该如何把握?

  颜晓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关键是看是否适合本国国情,是否促进社会发展,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它适合中国国情,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当然,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封闭发展,都要在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中得到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以及经济学手稿中,都曾对资本主义为人类文明作出的历史性创造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和社会不公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借鉴什么,就是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解放思想、为我所用,包括一些思想理念和具体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交往、借鉴不可能没有原则。一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要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二是要适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国情只能在实践中导致失败。
 八、有网友认为,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搞资本主义,是不是还应该从中国现实的国情来理解,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来理解?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有什么启示呢?

  颜晓峰:这里我想结合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谈谈自己的认识。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长期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金融机构及相关评级机构缺乏自律、片面追逐私利欲望膨胀过度,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创新不匹配,金融衍生品风险不断积聚和扩散,等等。从本质上看,危机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其“病灶”是一种基因病。而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驱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如下循环:社会生产能力扩大,物质财富涌流,居民相对消费需求能力不断下降,经济运行困难,社会生产力发展受限,危机爆发,经过新一轮制度的调整与自我完善后,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这种调整与完善是有限度的,它只不过是起到一种“镇痛”作用。而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逻辑。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随着生产力发展及其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走到穷途末路了。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在当今资本高度国际化全球化以及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际格局下,食利性的资本仍有较大的获利空间,资本主义仍可能会通过制度的自我完善与调整来获取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当然,无论它将来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只要其制度的本质特征没变,繁荣就不可能长久,危机就不可能消失。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次考验和检验。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发展道路下,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克服了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又充分发挥了计划机制的能动性。特别是危机当下,世界经济已普遍受到严重冲击,而我国与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表现一样,仍能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定海神针”,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应对危机的能力。

  应当承认,受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和世界经济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之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国实体经济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如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就业问题空前突出,农业持续增产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但我们对克服困难应对危机充满信心。这一信心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来自于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与正确决策。面临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围绕扩内需调结构迅速出台了一系列保增长政策。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准、工作实,充分体现了中央保增长的决心和信心。二是来自于我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发生飞跃性的变化,这为我国克服危机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三是来自于经济发展长期趋势和优势没有变化。当前我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蕴藏着巨大的需求和增长潜力,这将会支撑着经济在较长时间内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我们树立了科学发展的理念,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稳健的金融体系、良好的体制基础,这些优势也必将有力推动经济发展。四是来自于我们的人民拥有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与意志。正是这些优秀品质,使社会主义中国在逆境中焕发更加强劲的生命力。我们在增强信心同时必须也要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估计困难和风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走老路、邪路

  九、有网友认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是不要走老路和邪路。请问什么样的路是老路?什么样的路是邪路?怎样才能避免走老路和邪路?

  颜晓峰:老路就是指改革开放前“左”的路,那是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导致我国经济一度濒于崩溃边缘,人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农村贫困人口达到两亿五千多万,“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党和国家处于危难局面。邪路就是指资本主义的路、西化的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生产力不发达,发展很不平衡,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防止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地位,才能防止社会动乱、国家分裂,促进社会和谐。资本主义道路在当代中国行不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当代中国一条不可逆转的路,就是不走老路和邪路的根本保证。

  十、有网友认为,判断一种社会制度的好坏关键在于是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为人民谋取最大的利益。请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些方面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颜晓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这就保证了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这就保证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走共同富裕道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就保证了社会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生态文明建设,这就保证了民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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