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生。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组书记(正部长级)，曾任国家宗教局局长。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全国政协理论研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协会、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著作：《多视角看社会问题》、《从心开始的脚步》（中文版和韩文版）、《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缯TD>

　　每年五月有一个“联合国世界文明对话日”。在世界文明对话的舞台上，中国的声音现在还比较弱，中国的“话语权”还比较少。虽然这个舞台热闹非凡，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但中国往往唱得不多、登台更少；我们往往还是在人家搭建的舞台上、在人家的主场里当配角、唱帮腔、跑龙套。

　　文明对话的基础，是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应该“走出去”！拿什么“走出去”？以何姿态“走出去”？以何贡献“走出去”？

　　一、中国文化应该“走出去”

　　我曾问当年作为中方加入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中国为何要加入世贸组织？他打个比方说，一个农夫挑担菜上市，可以卖了就走。但渐渐生意做大了，就总要摆个菜摊，进而就要开商铺，开超市，就要去了解和遵守市场规则，并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因而就必须加入这个市场的组织，遵守并参与制定市场规则。

　　今天，当农夫成为世界最大超市的总经理，当中国的贸易出口已居世界第一，我们在经济上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走向了世界。我们还有什么要走向世界？

　　中国正在崛起。大国崛起两手都要硬，现在我们经济上已逐渐硬起来了，但另一只文化之手却是软的；我们经济发展的势头强劲，“中国制造”在不断走向世界，而中西文化交流却是“贸易逆差”，严重入超。

　　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的景观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对这个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我们不可不察！英国前首相撒切尔说过，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大国，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此话提醒我们：中国文化不“走出去”，中国在世界上就只能永远是“提篮小卖”的农夫。

　　我们仍然还是个“大而不强”的大国，还需要若干年的韬光养晦，但也并非在文化的竞争、文化的输出上无所作为。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加工厂的地位，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中国应该有魄力和勇气参与调整当代世界文明进程，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要把这种声音放大为国际的声音；中国在争取“物质现代化”的同时，要尽快实现“精神现代化”；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拿来”了一个世纪以后，也要开始“送去”，让世界了解我们的优秀文化，尽快结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单向透支”和“文化赤字”现象。昔称“紫气东来”，今有“和气东来”；人叹“文明冲突”，我有“和风西送”！
　二、中国文化拿什么“走出去”

　　要有外壳、有载体，更要有内核、有神韵。这个内核和神韵，可以讲很多，我以为，最基本的就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代代相传的“天下情怀”与“和谐理念”。

　　第一，天下情怀。中华文化的基因里，总有一股“君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那么“天下”何在？古人的观察是“天圆地方”。君子立于天地之间，就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一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理念，因而中华文明也一度成为率先崛起的先进文明。可惜，由于认识的局限，“天圆”的理念一度局限于“地方”的眼界，只看到了看得见的黄土，只看到了自己的大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辉煌，其基础一度是以“陆权”政治为核心权力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作为欧亚大陆之间联系纽带的丝绸之路，正是这种历史辉煌的写照。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惟一不曾中断的文明。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这种“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外来者只有尊重和适应这种特征，才能在中国立足，与“天朝上国”一起，分享“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古老荣光。但曾几何时，这种惯性成了不可救药的惰性。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只能挨打。中国在GDP处于世界第一位的时候，却愚昧地实行“海禁”，从此走向衰败。1840至清朝灭亡的70多年间,中国被资本主义列强攫取了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如果算上由外国势力策动至清亡后外蒙古独立而丧失的领土，共有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丧失！中国早期改良主义代表人物郑观应，只能长歌当哭，以诗言愤：“一自海禁开，外夷势跋扈，鸦片进中华，害人毒于蛊。铁舰置炸炮，坚利莫能拒，诸将多退怯，盈廷气消沮，割地更偿费，痛深而创巨，何以当轴者，束手无建树？”

　　而近代西方则发现，不仅“天圆”，地球也是圆的，地球70％是水，是大洋，顺着大洋走出去，走下去，从而也就发现了整个世界，从此也就步入辉煌。

　　中国在这种先进的文化观之前战败了、沉沦了。

　　但中华文明毕竟有“天下情怀”的文化基因。今天，当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卫星通讯、数字传输、卫星定位、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深刻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生活，当数字化、信息化使地球成为“智慧地球”、中国成为“感知中国”、人类进入太空时代的时候，人们又需要重新认识“天圆”了。整个人类的“天下意识”逐渐强烈起来，中国文化的“天下情怀”可以充实更新，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第二，和谐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贵和”。在世界三个比较突出的文明中，西方文明崇尚自由，伊斯兰文明崇尚公平，中华文明则崇尚包容，并由此形成了和谐至上的价值观。

　　文化是人造的第二自然。文化从纵向看，包括了器物层、制度层和意识层。从纵向来看，包括了三大研究领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普遍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知天、知人、知己之道，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

　　关注天人关系，追求天人和谐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汉代著名思想家司马迁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几乎是中国古代所有学问家、思想家的共同心愿。“天”含义多样，一般指自然，“人”指人类，“际”就是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主张天人和谐，人要遵循自然法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文言》），将“仁”的精神推广及于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人与人的和睦相处，提倡“仁”的精神，主张与人为善，推己及人，求同存异，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仁”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仁”是最高的道德目标，也是普遍的德性标准。在《论语》中讲“仁”有104次之多，可见“仁”的重要。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都表达了对人与人和谐关系的追求。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60多亿人口，6000多种语言，25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繁多的宗教信仰，人与人之间由于利益不同、观念不同、信仰不同，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要实现和谐共处，必须提出取得全球共识的伦理。早在十多年前的1993年，为纪念“世界宗教会议”召集100周年，来自世界上大小120多个宗教团体的6000余名代表在芝加哥召开了“世界宗教会议”。这次大会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把耶稣名言“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和孔子名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定为“全球伦理”，并指出“这个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通过了强调宗教“珍惜生命，正直公平，言行诚实，相敬互爱”精神的四条“不可取消的原则”。这意味着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精神，开始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关注和接受。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追求身心和谐，主张认识自我。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第三十三章），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才是最聪明的，最难能可贵的。做人要有自知之明。人要了解自己很难，老子选择一个“明”字，有其深意。什么是“明”？“明”是对着黑来讲的，对着盲来讲的。“明”就是眼力好，盲就是丧失了视力。看别人看得见，看自己看不见，这就是自我的盲区。中国传统文化要求我们要让自己走出盲区，进入自我明察中去。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磨练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进退有序，仰俯皆宽，知足常乐，安心为本，达到身心和谐。
　可以说，“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能够与时俱进、与时俱丰。中国的儒、释、道思想中都含有“和”。“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和睦相处；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谐，和谐发展。“和”的哲学，是“会通”，既有包容，更有择优；既有融合，更有贯通；既有继承，更有创新，是一以贯之、食而化之、从善如流、美而趋之。“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和美。

　　将“和”用于人际关系，以宽和的态度待人，就会取得众人的信任；将“和”用于政治，则能促进历史发展，文化繁荣；将“和”用于经济，则能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将“和”应用于文化，则可使百家争鸣，理论创新；将“和”应用于养生，得和则盛，得和则寿；将“和”用于战略决策，则贤才蜂聚、良言潮涌、上下通达、左右和谐、蔽端早现、创新迭出；将“和”用于外交，则“协和万邦”，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太平”。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在我们眼前的世界却并非和谐。人类在自然资源的争夺、国际秩序的平衡、意识形态的认知、宗教文明的信仰等许多问题上的纷扰，矛盾不断，导致出现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领土争端、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全球变暖、贫困蔓延、自杀上升等现象。概言之，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并由此引发了人类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这是人类21世纪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关系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一个和谐世界的图景应该是人类能够科学合理地对待与自然、与他人、与自我的关系，实现人与天和、人与人和、人与己和。中国独具魅力的“和”文化，必将为化解人类面临的危机与冲突带来新的智慧。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天下情怀”是至高无上的，是从上到下的东西；“和谐理念”是无处不在的，是自下而上的东西。二者又简明扼要，通晓畅达，相辅相成。这就构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品质”，这就可以既站得高，高屋建瓴；又落得实，家喻户晓。这对我们今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或许可以有所启发。

　　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目标、理想可以用宋代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这四句话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仁者气象”和“天地情怀”。“为天地立心”，就是要重建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培养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生民立命”，就是调整人类的价值观，改变人类有物质而无幸福的生活品质，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真正的幸福；“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立足于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水平，进一步整合、创新、发展、深化，使之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发扬广大中华精神，通过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建设和谐世界，使人类永久性地摆脱生态危机、人文危机、精神危机，实现人类真正的和谐共处，永久和平。

　　比如，同样是“胸怀天下”，但西方盛行的“天下观”是全球的同质化的单边主义；中国的“天下观”则是提倡多极均势世界中的文化差异多元主义。

　　又如，同样是“文化输出”，西方推行的是“三片文化”——大片、薯片、芯片，美国大片控制人们的视觉娱乐，炸薯片控制人们的胃，电脑芯片控制人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是“三争文明”——人际之间竞争，群体之间斗争，国际之间战争。而中国的文化理想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三、中国文化以何姿态“走出去”

　　中国文化曾有过“盛唐气象”的辉煌灿烂。那时，我们有“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荣光，有对外来文化“食而能化、化而能食”的气魄，有敢去“西天取经”、敢上九天揽月的气象。近百年丧权辱国被动挨打的历史，大大削弱了国人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心，以及文明古国应有的尊严，由此开始了西风东渐的百年历程。但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脉相承、绵延不断的历史，特别是经过了一百年的挫折和打击之后，古老的中华文明不但没有湮灭，反而开始复兴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它的合法性、坚韧性与生命力。

　　——我们因文化是一个互动体系而自信与尊严。它保持着互系性的哲学思考方式，让我们总是寻找事物的两方面，求和谐，求平衡。这是祖先传下的法宝。它让中华民族智慧、敏捷，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因文化是一个道德体系而自信与尊严。它告诉这个民族，命运在于它自己，而不在“上帝”，更不在别人。道德在人的身上，神奇在人身上，人存在它们就存在。

　　——我们因文化是一个人道体系而自信与尊严。民贵君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犹水也，水可载舟，也可覆舟；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天下之势，常系民心，民心顺，一顺百顺，一顺百兴；天下静在民乐。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我们因文化是个开放体系而自信与尊严。能与时俱进，能包容、自重、会通，它的内涵像大海一样深广。

　　这些中华文化的特质，是可以与西方文化交流、互补的基础，也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基本点。

　　所以，我们应该重拾中国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以自信、从容、高迈、尊严的姿态走出去！

　　中国文化不再是19世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败脆弱的文化，更不是持“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扩张性文化。中国文化“走出去”所显示的，不是“好战”的中国，而是可以与世界各国合作的中国，是强调和睦、和谐、和平的中国，是以人为本、仁者爱人、有宽容精神的中国，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中国，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之国。
　四、中国文化以何贡献“走出去”

　　“中国近几百年以来，对世界文化贡献较少，如今，说中国是文化大国，实际上是我们在分享祖先的荣光，令我们惭愧。文化的一个主要载体是图书，而中国图书版权进出口存在着五六倍的逆差。对欧美则更存在几十倍的逆差。如果中国接纳的世界文化总是大于向世界回馈的文化，那足以让中国感到歉疚。”（赵启正语）

　　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文明古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能否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数百年前，西欧历史上发生了一场持续200余年的文艺复兴，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现代科学的发展、地理大发现、民族国家的诞生等都得益于文艺复兴中倡导的人本精神。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前奏曲。“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语）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作用空前放大了，可以上天入地，呼风唤雨，转化基因，试管造人……

　　但解放了的“人”又过度膨胀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人”对自然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破坏；“人”对社会为所欲为，单边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争斗越演越烈；“人”对“人”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次贷危机引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造成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和恐慌。

　　时代就呼唤着一场新的文艺复兴，必须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一个“和谐”的人，必须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新的“和谐世界”。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应着这个时代要求。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什么“独特思维方法”？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概而言之，就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代代相传的“天下情怀”与“和谐理念”。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肩负着这个时代使命。迎接这场并不逊色于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艺复兴”，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的“双和模式”，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涵盖了新的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内涵——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自觉地因应着新的时代要求，肩负着新的时代使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天下情怀”与“和谐理念”为内核和神韵的中国文化，应该走出去，可以走出去；应该作贡献，可以有贡献。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