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为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大家都强烈地感受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并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提炼难在何处？我认为，要正视六对矛盾，搞好六个结合。

　　第一，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求把先进性和包容性统一起来。

　　社会要进步，无疑需要先进阶级的政治主张来引领。当代中国要进步，无疑需要以先进的、科学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和引领。“先进性”是方向，是旗帜。但先进性要放大为全民、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只能寓于其中，而不能因为其特别重要，就简单划一地取而代之。

　　众所周知，我们不能离开全社会价值观要求先进性和包容性相统一。我们也从不忌讳“自由”，马克思主张的理想社会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为什么“民主”、“自由”就成了人家社会的“普适价值”，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却只能与之水火不容？其中的问题，值得研究。

　　贯彻个人、家庭、种族、社会的基本的价值冲突，就是“公”与“私”的矛盾，提炼“核心价值观”不能不涉及这个问题。大公无私是圣人，公而忘私是贤人，先公后私是善人，公私兼顾是常人；私字当头是小人，假公济私是痞人，以公肥私是坏人，徇私枉法是罪人。我们要提升常人，提倡善人，学习贤人，向往圣人；也要教育小人，揭露痞人，改造坏人，惩治罪人。鉴于日常的、多数的是常人，要做的“常事”，就是修身律己，平实做人；要说的“常事”——让大家奉行的价值观，就只能“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把崇高的信仰和每个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把集体主义和个人追求对接起来，把先进性和包容性统一起来。

　　第二，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求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层面，既是国家整体、民族整体的追求，也是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追求，理论上应该可以成为每一个体、每个公民的追求。而一旦深入、内化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特殊群体，就会像绚丽的阳光折射出五彩光芒，展现出不同的基本价值观。

　　范围小一点，核心价值观的特殊性要求就相对多一点，范围大了，核心价值观的普遍性要求就相对多起来。我们有三个范围的大团结，即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实现大陆范围人民的团结；以拥护祖国和平统一为基础，实现大陆同胞与港澳台同胞的团结；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础，实现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团结的范围越大，存异的东西就越多。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当然是要“求同”，但覆盖面越大就越要有包容性，有必要的“存异”。要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求同与存异结合的问题，才能成为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要素的“核心价值”。

　　第三，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求把科学清晰与适当模糊统一起来。

　　中华民族历来是信仰充实的民族，是最讲信义的民族，是重“君子”轻“小人”的民族。但我们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确实感觉到了道德危机和价值观的嬗变、剧变。在大家都奔钱而去的过程中，出现了道德的迷失和信仰的错位。讲“核心价值观”，就不能不去关注重建信仰、充实精神支柱的问题。

　　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科学信仰。科学信仰，需要科学理念来论证、来支撑。怎样把科学信仰变成精神信仰？信仰的支撑，仅靠科学的论证、理论的彻底是不够的，还要靠敬畏。人，总是要有一点敬畏之心的。讲“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那是讲不信鬼不信神需要的思想状态。但不能放大为人什么都无所畏惧。共产党人不敬畏神灵，但要敬畏历史，敬畏人民。“君子终日乾乾，朝惕夕厉，无咎”。

　　有了敬畏，才有自律。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只有道德主体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完成他律向自律的转化，才能成为有效的道德规范。有了自律的基础，相互的他律——道德规范，社会公德，法律法规，才有实施的可能。

　　于是，我们提炼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要注意这个链条：“信仰——敬畏——自律（道德的自我规范）——他律（公德、法规）”，给“信仰”、给“敬畏”留下空间。不是论证清楚了才有敬畏之心，而是无条件、没商量地常怀敬畏之心。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才能高悬于上，普照四方，“譬如北辰，众星拱之”。

　　第四，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不宜“局部生病、全身用药”。

　　对社会上越来越严重的道德沦丧、信任缺失的现象，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就没有说服力，没有生命力。

　　市场经济中的每一个“经济人”追求利润都难免导致金钱至上，把精神、信仰物化，把诚信、道德抛弃。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要面对在资本营利和个人谋利这两个“起点”被启动、激活后，人们如何提高自我约束力和道德水平的实际问题。诚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所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

　　当前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紧迫、实在的课题，就是建立我们自己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不在这个方面对症下药。

　　十人中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总得使有德的人多起来，总得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古人说“厚德载物”，其实“厚德”，才能承载市场经济。当下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重在“厚德”。

　　第五，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有压力驱使人付出，也要有动力诱导人获取。

　　我与《江泽民传》的作者、美国的库恩先生讨论，他说，你们的价值观不断要求人们付出、奉献，这是对的，但还要让人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取。既有付出的要求、又有获取的希望，这样的价值观，才有动力和张力，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此话有理。从社会整体来看，主张“为人民服务”，当然要强调“我为人人”，但并不因此就否定“人人为我”。如果要求个人无条件为集体牺牲一切，甚至放弃合理正当的利益追求，这种无视个体权益的“集体主义”何来感召力，又何来“可持续发展”？

　　但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口号，提过、又放下，批了、再提倡，再提了、又再放下。如此辗转反复，其中的不明之理，难言之隐，应倡之义，值得琢磨。

　　第六，存在决定意识，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产生，要求社会存在具有凝聚和形成共识的基础。

　　非常时期的特殊的社会存在，相对比较容易凝聚和形成共识。比如，拯救民族危亡——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革命时期——唯有牺牲多壮志。

　　但当前的社会存在却是，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有着强烈的期待。这样的社会存在，既强烈地需要凝聚和形成共识，又因多元多样多变而难以凝聚和形成共识。这就大大增加了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难度。

　　综上所述，从应遵循的规律、应洞察的情势来审视，至少有六对矛盾制约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既然如此，大家都等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出来，才去推动文化发展改革，就会陷入困境。为此，能否退而求其次，“新的探寻着，老的也不丢”，“局部鲜明个性，整体删繁就简”？例如，湖南岳麓书院的中堂里，镌刻着“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今天，同样可以强调“忠”——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强调“孝”——敬老感恩，报答社会；强调“廉”——崇尚廉洁，鄙夷贪腐；强调“节”——节俭奋斗，节制私欲。“忠、孝、廉、节”四个字的价值观，好像很轻松地就超越了前述的六对矛盾，讲者容易说清，听者容易记住。虽然不够全面、也不大先进，未必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也不失为当今社会——当然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

　　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握规律，循规而行；多方探索，不急不怠；锲而不舍，金石可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