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独特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首先就“特”在这是一条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道路。实现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不断开拓社会主义民主这条新路，努力建设和不断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还“特”在走出了一条既遵循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符合本国国情，以本国社会制度、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道路。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绝不只是一个模式，不存在绝对适用于各国的“民主模式”。任何一国的民主，都应从自己的基本国情出发。共产党奋斗就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但如果民主建设违背了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就会落入经济停滞、社会动乱的“低质民主陷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又“特”在有一套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内的制度设计和成功实践。这一制度具有整合功能，是中国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实现现代化变迁的强大制度力量，显示了中国民主的新形象。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项成本低、风险小、成效大的稳妥选择。（《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8月18日）

杨海英：科学发展观的三重理论意蕴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有一个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与自觉的过程。第一，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来看，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初始阶段，主要是着眼于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因此，科学发展观的第一重理论意蕴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呈现出明显的转变，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走上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消费和投资出口相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发展之路。第二，对中国社会来说，发展绝不仅仅止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包括事业的发展和道路的发展等更为高远、更为广大的层面。科学发展观的定位自然也要相应拓展，这就有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重理论意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层面认识科学发展观，不能把科学发展观仅仅理解为四句话，而要从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但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这一特征，使得科学发展观在当代中国又呈现出第三重理论意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体现出的高度的思想抽象概括性和理论普遍适用性，使之当之无愧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最新成果。（《中国青年报》2012年8月13日）

贾 康：中国仍能有20年黄金发展期

我国虽面临着诸多困难和矛盾，但如果坚持改革创新，积极稳妥处理好各种矛盾，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与潜力，仍能再争取20年左右的黄金发展高速增长期。一方面，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将伴随着一些原来增长过程的终结因素。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能够对冲下行因素的力量。首先是城市化率的上升所带来的成长效应。虽然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这个标志性临界点，但根据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城市化率要一直上升到70%—80%的区间才会相对稳定下来。这一过程必然会带动物质产品加上金融资产的资本潜力进一步释放，以及人力资本、土地资源资本化等诸多潜力的释放。其次，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具体落实，将使新兴产业发展带有明显的高科技化、技术密集等特征，并促进传统产业也实现必要的升级换代。第三，中国现实生活里的政治周期因素。即将召开党的十八大，为全面优化中国的中长期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其正面效应将会维护发展局面，支持新一轮改革创新。第四，在顶层设计下上下互动取得配套改革的红利。例如，新一轮价税财连动改革中的资源税改革。第五，社会管理红利。在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中，决策主体、管理主体与社会公众更为有效的互动，寻求最大公约数，这方面显然具有目前发掘远远不够的巨大空间。这是十分值得努力争取的一种社会管理红利。（《环球时报》2012年8月8日）

张维为：西方走衰的制度原因

从中国话语的角度看，西方体制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五个缺乏。一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突出表现在多数西方政客不具备按照事物本来面目认识和处理事物的能力。二是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西方社会今天极其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原因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一种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三是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既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没有选贤任能的制度，导致许多西方国家良政善治匮乏。美国老说什么问责制，危机已经四年了，连问责制的影子都见不到，没有任何人为这场危机负责。难怪连自由派学者福山都感叹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着蜕变。四是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西方危机的一个主因是多数西方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入不敷出，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客为了拉选票都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而耗尽国库。五是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缺乏系统全面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导致了各种短视政策充斥社会各个领域。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3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进行自我改革和调整，已经形成了整体思维、通盘考虑、从长计议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优势较好地体现在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度和执行中，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战略规划一个接一个成功执行的结果。（《当代世界》2012年第8期）

姜 辉：资本主义的魔咒与绝症

透过笼罩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迷雾，拨开资本主义的神秘面纱，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便是资本主义无法祛除的魔咒。这个基本矛盾，总是通过危机的爆发呈现出来。由基本矛盾所决定和制约，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也就是与生俱来的绝症，总是以更严重的病症爆发形式展示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抹杀资本主义的这一矛盾。他们有的认为危机并非必然，是资本主义一次次失误所致。在表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时，又推出了各种理由：监管不力，金融诈骗，过度投机，少数人贪婪，等等。但是离开了问题的实质和核心，所有化解危机的努力，都无异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同风车作战！这场已经持续近五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突出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逐渐丧失历史合理性，表明资本主义正逐渐失去自我调节创新的能力和空间，表明资本主义正逐渐失去发展的多样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被全面危机这样的历史现象集中地呈现出来，而其拥护者所鼓吹的完美性和永恒性则一次次在历史考验中破灭。（《党建》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