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确保社会正常运转、应对社会矛盾凸显期挑战、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需要更加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建立方式多样、规范有序、畅通高效的诉求表达渠道，让群众能依法有序理性表达诉求，并且尽可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邓小平同志30年前就说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30年过去了，“经济上赶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举世公认;而“政治上创造”的难度似乎要大得多。

　　对此，不时有来自西方的批评、责难。有的表露了用其政治制度的模式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普世价值和绝对标准，来对中国照搬照套、削足适履的政治天真;有的则包藏着企图将“颜色革命”从苏东推到中亚、从中亚席卷非洲，再从非洲蔓延到中国，搞乱中国、颠覆中国的政治祸心。对此我们要头脑清醒，不因人家的说三道四、风吹草动而乱了自己的方寸。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崛起，不仅归因于经济政策的成功，也表明我们的政治制度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自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

　　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崛起，不仅归因于经济政策的成功，也表明我们的政治制度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自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上不必妄自菲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十年后我们党将100岁，共和国也将72岁。70多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算老，而对一个年届百岁又连续执政70多年的党来说已是资格很老的了。世界上这样的党并不多，能长治不衰、青春永驻更罕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新的十年直到本世纪中叶，党将面临如何长期执政、再创辉煌的考验。中国能否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抓住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关键时刻的冲刺?作为当代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中国人，都应怀着中华民族终将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夙愿，参与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伟大民族的集体沉思，并付诸行动。

　　最需要关注、需要沉思的莫过于，在民族复兴大业即将辉煌实现之时，我们如何避免功亏一篑，如何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同志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在与黄炎培先生的“延安对”里就说过，我们找出了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民主政治建设，人类文明可资借鉴的成果多、教训多，各方面见解多、主意多，我们自己的头绪多、要办的事更多。我以为，只要符合国情的路，就坚决去试、大胆去闯，善于审时度势，开拓进取;只要卓有成效的事，就坚决去办、认真去办，善于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这种“协商民主”，就是为实现“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所进行的“政治上的创造”。

　　在中国，协商民主作为与选举民主并列的一种民主形式，具有任何国家都未曾见到、不可比拟的持续性、广泛性、实践性和有效性

　　上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在反思选举民主不足的基础上，也曾在学术界研讨过“协商民主”的理论，为何说是中国的“政治创造”?且不说中国早就有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举世罕有其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协商建立的。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协商民主的固定平台——各级人民政协组织，各党派、阶层、界别、民族、宗教的代表以及海外华人代表，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要求，通过政协组织参与政治协商。在中国，协商民主作为与选举民主并列的一种民主形式，具有任何国家都未曾见到、不可比拟的持续性、广泛性、实践性和有效性。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者奈斯比特，在其《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就提出，美国实行的西方式民主制度是一种“横向民主”，符合其文化传统和国情。而中国实行的民主制度，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相适应，是一种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是与西方的“横向民主”不同的“纵向民主”。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这很容易导致混乱，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能走出贫穷。
　奈斯比特正确地看到了中国国情对于政治体制选择的基础性作用，看到了“纵向民主”的特点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于“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但他未能进一步剖析，如何实现这种有效结合并确保其民主性质?如何做到不断地“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使“纵向”也能“民主”，也是“民主”?

　　其奥秘，就在于“协商民主”。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人民当家作主;它与选举民主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民主架构;它在国家公共权力与公民社会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它促进了平等、合作、和谐、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生成和发展。

　　“协商民主”实施的关键，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此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将其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作为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如胡总书记所要求的，各级党委都要“增强开展政治协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实施的前提，在于参与方平等相待，协商的环境友好、氛围融洽、关系和谐，协商当然需要主持和主导，但主持应公正公道、善于整合，主导要让人说话、导出真知;实施的保障，在于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使协商制度科学化、公开化、具体化，使协商过程可规范、可操作、可监督，推动政治协商从制度设计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要创新形式，不仅在政协组织内协商，也可在基层、在社会组织之间协商。不仅在会内协商，也可在会外协商。不仅在书面协商，也可在互联网上协商。

　　当前，确保社会正常运转、应对社会矛盾凸显期挑战、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需要更加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建立方式多样、规范有序、畅通高效的诉求表达渠道，让群众能依法有序理性表达诉求，并且尽可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协商民主”作为中国正在“创造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一种成功实践，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