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07日 星期四
我们是“老百姓”不能“老不信”
作者叶小文              日期:2013-05-02               阅读:3999 次

  毕竟,我们是“老百姓”,不要变成“老不信”。十人中有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总得使有德的人多起来,总得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古人说“厚德载物”,其实“厚德”,才能承载市场经济。

重建信任:“原汤化原食”

  



  “信任危机”来自“信仰危机”。毋庸讳言,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信仰危机,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人的发展片面化,忽视或无视信仰和人生价值。加上中国传统信仰的世俗性与西方信仰的崇高性简单对接,有些人便会远离崇高,随顺世俗;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和社会问题,一时间是非难分,荣辱莫辨;而信仰、道德教育虽有好的顶层设计却难接地气,在耀眼的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当前信任危机的蔓延,主因是传统的信任在市场经济面前遭遇了尴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信”也低头,熙熙攘攘,信任没了!但是,尽管我们痛心疾首地呼喊“民无信不立”,也不可能像孔夫子极而言之的那样,“去食”而立,“去市场经济”而立。民以食为天,“去食”何以立?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们吃够了藐视市场、不要市场的苦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特就特在能更好地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重建信任,我们别无选择。

  信任日渐式微,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是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伴生物。许多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不发达相关的。俗话说,“原汤化原食”,重建信任,要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中努力。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信用经济”,没有信任就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发达的信任、信用密不可分。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体系,它通过供求、价格竞争这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机制,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调动起来,并加以合理配置,从而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市场经济毕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其道德的进步性在于: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形成的主体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人的个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发展,从而归根到底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解放和推动作用。正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前提下,才产生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维度,即,尊重、诚信、守时、互利、效率等相关内容,这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找回信任、重建信任的“内生”基础。

“市场经济”≠“市场社会”



  发达的市场经济,不仅需要自发的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当然也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但信任出问题,往往在于“看得见的手”不受制衡。从政治学的原理看,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从经济运行的现实看,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放大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绝对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导致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

  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传统社会,以吏为师。但如果“吏”变成了“经济人”,且得不到有力的监督与约束,何堪为师?各级政府部门及有关组织必须主动作为,一方面接受公众的监督,遵循必要的法规,约束自身的行为;另一方面适应当前渠道多元、利益多元、诉求多元的新情况,建立并完善鼓励诚信、有利于重构社会信任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经济体制蕴含诚信的伦理道德,最终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这包括,对所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一视同仁。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但应当有明确的边界。政府参与市场行为,需要有严格的法律限定,政府不能“越位”,不能随意决策,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行为后果,必须追究决策者的行政责任。

  从个体来看,市场竞争中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每个人——“老百姓”也要注重自己的名声。仅就利弊核算来讲,如果人们背信的风险成本很小而收益很高,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背信;如果人们背信风险成本很高而收益不大,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守信。社会要快捷地重建信任,就要以制度促进人们追求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

  面对利润这个“聚宝盆”,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市场这个逐利场,要坚守伦理底线,明晰道德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社会”。经济追求无止境,社会道德有底线。背信则名不达,名不达则利难至。要让守信重义者“名利双收”,背信弃义者身败名裂。

重建信任:弥补市场缺陷



  既要通过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把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把蛋糕分好。普遍平等产生普遍信任。信任不会在一个等级社会中生根。贫富过度悬殊,富人警惕穷人,穷人不会信任富人。只有当人们相互视为平等的成员时,他们才易于相处,易于相信陌生人,易于形成共同的价值,易于彼此结合凝聚力量。世界上贫富差距大的国家都是普遍信任度低、而小团体信任发达的国家,贫富差距小的国家都是普遍信任发达、而小团体信任趋于平淡的国家。

  前些天,李光耀在新加坡圣淘沙圆桌论坛上,在回答 “您认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时表示,“我想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特别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其实,邓小平早就说得很明白: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议题。

  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政策想办法。现在既然信任问题已反复出现、普遍出现,就必须加大政策力度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追求普遍平等。

  重建信任,不能仅靠发展市场经济,还要为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而努力。因为:

  ——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分辨善恶,不能规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或不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只要双方自愿交换,平等互利,就不与市场经济“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原则相悖。于是,市场就可以容纳各种各样对整个社会来说极不道德的交易,如开设赌场、卖淫等。

  ——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机制。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是在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的竞争中得到贯彻的。虽然市场契约能够抑制过度的利己行为,但不可能消除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何况,人类的许多活动不是靠市场契约,而是靠信任去连接运转的。

  ——主要靠驱动个体利益运行的市场经济机制,不会自动产生为社会整体利益着想的道德意识。例如,市场经济本身只关注资源配置的最佳有效方式,却缺少对资源贮存和来源的合理考量。盲目开采、掠夺性的能源攫取、无节制的资源浪费和不负责任的环境污染,造成了当今人类日趋严重的“生态伦理问题”。

  可见,市场经济对道德需求存在“二律背反”: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导致拜金主义泛滥,排斥道德;另一方面,社会追求公平、整体要求正义,导致市场要求自律,遵守道德。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还写下了《道德情操论》,这本书至少被温总理5次公开推荐,还大声疾呼,企业家的血管里要流着道德的血液。斯密的论述,实际上触及了市场经济对道德需求的“二律背反”问题,但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倡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在基督教文明中推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靠一种“宗教精神的力量”来维持和制衡。据说这一套也曾管用,可在华尔街鼓捣出的金融危机面前,显然失灵。这些“金融大鳄”的血管里,流着的是金融衍生品的血液。“二律背反”的难题,仍在困惑当代市场经济。

  因此,必须通过道德规范和道德教化的力量,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克服市场主体因片面追求自身的局部利益而削弱社会整体利益的自发倾向,从而实现由对个体道德进行调节达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为重建信任奠定社会基础。

重建信任:“信任”自己的努力



  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人如果在金钱面前什么都不管不顾不怕不要了,人就病入膏肓了;社会如果利令智昏恬不知耻肆无忌惮之徒比比皆是了,社会就危在旦夕了!

  人之所以能“自律”,是因为人有敬畏之心的“他律”。这个“他”或许看不见却总在你心中。这个“律”可以支配一切而不被一切所支配。“守信”所以能“守”,是因为心存“敬畏”。人应该不怕鬼神,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人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不能没有精神信仰,没有“敬畏”。

  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重建信任,更需要起码的“信任”。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有一种美丽叫信任:一个信任的眼神可以化解矛盾的坚冰,一个信任的口吻,足以让人刻骨铭心,永难忘记。与欺骗一样,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伤害,尤其当它指向一个原本应该给予信任的事物时,这样一种伤害对于社会诚信建设的破坏力,可能比欺骗造成的伤害更大。

  让我们在努力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市场机制中,都来积德、厚德,都来重建信任,开创“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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